同志们，我们加入WTO五周年应该成为我们对外开放的新起点，我们在入世多边合作的同时，也要重视双边和区域经济合作；我们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坚定改革开放的步伐，继续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我们还应大力培养熟悉精通WTO的专门人才，使更多的人掌握WTO的知识，普遍运用它去产生更大、更多的成果；我们要正视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研究发展中的新问题，解决好发展中的新困难，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在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冷静应对；最关键的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首先把中国的事情做好。冀望未来，我们满怀信心，再次感谢各位莅临座谈会。

现在我宣布中国入世5周年座谈会闭幕！谢谢大家。

在竞争激烈的世界上，我们不仅要继续掌握物美价廉的常规武器和比较优势，更要把保护知识产权上升为国家的战略，上升为产业和企业的战略，认真研究，尽快掌握这个战略性武器，这不是小米加步枪，这是巡航导弹。我们已经是WTO的正式成员，作为新成员，我们仍然要加强学习，但是我们也要作为正式的成员平等对话，继续维护发展中成员的正当权益，既要积极应对各种贸易摩擦，依据规则履行我们的义务，也要进行必要的防守反击，审视和纠正由发达成员为主导制定的现存条款中的歧视性条款，要加强对发达成员履约执行状况进行应有的监督，采取平等对话，双向开放，互相监督，攻防结合的做法。在未来WTO的进程中当好建设性的成员，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

提高竞争力是最积极的应对，竞争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也带来了新的贸易摩擦，WTO自1995年建立以来，已经发生各种摩擦3000起，其中近六分之一是针对中国的。竞争是有规则的，我们既要以平常心看待，也要以高度的责任心去应对，每一次摩擦的发生最终都要在如何调整我们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上做深层次的思考，我们要更加自觉地保护知识产权，严格执法，我们要尊重知识，保护、创造，这不仅是对外开放的需要，更是我们自身发展的需要。

加入WTO必然带来的挑战决定我们既要放眼世界，又要正视国情，坚持我们新成员的地位，发展中成员的地位和市场经济的地位三个“地位”，既不要为中国威胁论所打杀，也不要为中国已经是发达国家所捧杀，在未来的谈判中，坚持我们的正当权益。

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前所未有的成绩，在此前后，我们完善法制，认真履行承诺，调整经济结构，企业积极竞争，在世界这个更大的舞台上演出了一场威武雄壮的国剧。加入WTO也给我们带来了紧迫而现实的挑战，它昭示我们，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由投资增长到外贸出口迅速扩大为主实现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不适应发展的新形势，必须尽快转变到以消费拉动为主的可持续发展的上来。中国是WTO的新成员，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我们人均GDP只有1700多美元，城乡差距、东西部差距仍然很大，中国还有2000多万的贫困人口，已经脱贫的人口脱贫的标准低、基础很脆弱，就业形势严峻，分配差距大，基尼系数高，城乡都还有为数众多的低收入群体。

大家认为，中国加入WTO，标志着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它体现了中国人民对人类文明成果勇于吸纳的胆略和气魄，是掌握了自己命运的中国人民追求更好发展的必然选择。5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果是全国人民坚持贯彻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就，5年的实践证明，中央的战略决策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是非常正确的。与会者表示，加入WTO给中国的发展带来了重要的战略机遇，在此期间，我国外贸增长约3倍，直接利用外资达2740多亿美元，超过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累计直接利用外资40%以上，我国现在已居于经济总量世界第4，对外外贸总额世界第3的地位。

同志们，我在经贸委担任副主任期间，曾经为经贸委的协调部门组织过30多个会议，为原来的外经贸部的对外谈判组织过对外谈判的协调方案，报国务院审批以后，由原外经贸部的几位谈判代表去对外谈判。我和龙永图是后期工作中相遇的，他在参加部委协调会时说过这样一句话，说我像是厨房里的大师傅，请客的已经走了，厨师还在这儿。现在我受命对大家这一天非常精彩的发言做一个不超过10分钟的小结。

由中国WTO研究会和中国法学会、世贸组织法研究会、北京大学联合主办的中国入世5周年的座谈会即将落下帷幕，会议上政府官员、社会各界的专家学者回顾入世的历史，展望未来的发展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会议开得很成功。但是，没来得及听到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声音，是一个遗憾，今后应该补上。同时，还委屈了一部分没有发言的同志，没有充分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希望主办者能以书面的方式弥补。

下面有请中国世贸组织研究会副会长、原商务部副部长张志刚为我们做总结发言。

再有，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我们容易被冲击的行业，利用WTO的规则来净化，这也是刚才介绍的。我们化工行业的很多产品进行反倾销，钢铁行业针对当时美国搞的保障措施，我们也搞了保障措施，这几个行业应该说没有看到被冲击的现象。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而且它的意义是非常深远的。就是我们的政府干预企业的行为，在WTO规则的框架下得到规范，我们有很多过去不应该存在的政府审批约束了企业的发展。因为我在过去可能也执行了一些影响企业发展的政策，政府可能有些事是该管的，担任有些事情管得过多过细。在我们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我们的法制得到了健全。但是，在执行过程中，还有很多方面应该加大力度，比如说按照《行政许可法》，全面落实《行政许可法》的时候我还在商务部。按照那个要求，如果全能实现的话，现在的企业应该是另外一种面貌了。还有《外贸法》，如果要按照那里的条文严格地去执行，可能情况是另外一种了，我们迎接WTO的挑战，或者说为企业能够在一个更公平、更透明、更宽松的环境下发展自己就更有利。

第二个担心是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执行WTO的承诺，我们清理过去的审批项目，很多政府的行政行为要在法律框架下来运作，当时清理了很多审批项目，包括我们有一些职能被清理掉了。那时候又有一些担心，现在真的一点变相的也没有吗？

正像我刚才说的，5年以后这些产业都留下来的，分析原因有几方面：一是近5年来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和它的周期，在这个时间段上呈现出来的强劲发展势头是一个主要的因素，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格局给中国带来的机会都是有关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为中国的企业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政策和法律环境，为我们抓住这样良好的经济发展时期提供了客观的条件。

首先非常感谢会议主办方能够提供这样一个机会，让我在离开原来工作的范围以后，又能和我原来的老部长、老朋友在一起见面，也能够在这个机会中聆听很多专家、学者的高见，我一天听下来，收获非常大。正如光溪刚才介绍的，我到企业的时间不长，而且以前确实在张部长的领导下参与国入世的相关工作，也参加过谈判的工作，也参与过履行WTO承诺过程中要放弃的那些的管理工作。比如说非关税措施的一些管理、重要工业品进口、出口的配额管理工作。现在到企业工作，与过去在政府部门工作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在认识上确实有一些变化，我想这些变化可能也能说明一些问题。加入世贸组织和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执行承诺的过程中，我当时在政府部门曾经有过两次担心，一次是我们谈判的结果要履行入世以后市场准入的时间表，这里包括关税措施和非关税措施的取消，当时负责的一些重要商品的进口管理，比如说钢材、石油、晴纶、涤纶、化肥，这些行业从产业的角度来讲有或多或少的担心，这种担心多少也就传入到管理部门的耳朵中。加入世贸组织以后，钢铁行业会不会被冲垮，石化行业、化肥行业会不会被冲垮，这些问题当时是经贸委和冶金局、石化局都非常关心的问题，五年以后我们今天看到的情况是这些行业还在健康发展，中国的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

感谢李教授的发言，下面请最后一位发言者——中国化工国际控股公司总经理李建勋发言。

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比如说国家扶持品牌，商务部搞品牌万里行，扶持我们出口的名牌，这是什么？我认为从经营模式来讲，这是一种加大知识产权投资力度的做法，就是说知识产权不是凭空产生的，它需要有投资。实际上我们讲名牌战略也好，品牌战略也好，都是知识产权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要把它和知识产权分割开，似乎品牌战略是品牌战略，名牌是名牌，知识产权是知识产权，有很多经济学家经常把它分开，其实是一回事儿。我们要很好地研究在知识经济时代特殊的知识产权的投资经营的模式和机制，能够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发展的需求，而且适应中国国情的需要，这对于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谢谢大家。

这样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知识产权经营模式的具体体现。有这么几种表现：第一，现在知识产权贸易成为一种新的贸易方式；第二，现在有很多企业把经营知识产权作为一种经营内容，比如说IBM公司生产计算机的，现在我们不知道IBM公司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软件生产企业，除了这两个主营业务以外还有就是卖它的知识产权。2000年IBM公司获得的利润总额是81亿美元，其中有17亿美元是来自卖专利，所以卖专利成了它经营的主要内容。再有就是知识产权成为了很多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竞争工具；第三，知识产权成为了一种资本来进行投资经营；第四，很多国家开始利用知识产权构筑非关注贸易壁垒，我们过去讲的非关税贸易壁垒，反倾销、反补贴，现在说有技术贸易壁垒，现在又增加了知识产权，说明什么？说明知识产权和我们的经营已经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关系，甚至成为了我们经济发展中的经营模式。对于这样的机制，我认为应该认真的研究，特别是针对我们中国来讲，比如说我们讲我们中国现在的经济结构是以加工贸易为主、加工产业为主，“三来一补”，并排加工，在我们的出口产品中，90%以上采用了外国的品牌，这是由商务部统计的。作为中国来讲，这样一个经济结构是什么样的结构？我个人提出一个观点，我认为这种经营结构是外国公司以知识产权在中国进行投资经营的模式，它用它的品牌、技术、设计、经营模式、商誉来投资，典型的像可口可乐、打火机都是这样。

我想重点谈的是刚才那位王建先生讲到的案例，他说他不理解现在的现象，耐克运动鞋在那儿收购是5美元，怎么到了另外一个国家卖120美元，增值是怎么产生的？是怎么回事儿？其实这个问题非常简单，从我们的研究角度，对这个问题早就作出了研究，这是一种知识产权的投资和利润的增长，所谓的品牌是什么？大家想，一个是商标，一个是商号，一个是所谓的商誉，还有所谓的商业秘密、经营模式，这些都是知识产权。所谓的品牌，其核心就是知识产权，所以这本身是知识产权的经营模式。现在我想就知识产权经营模式的问题简单讲一讲。什么叫知识产权经营模式？我讲一些例子大家就清楚了，刚才讲了耐克运动鞋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中国也现实存在，中国大量加工耐克运动鞋，同样厂家生产的运动鞋，如果生产的和耐克运动鞋同款式、同质量，只是不同的品牌，到国际上两种鞋的售价之比是多少呢？是1：10。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商品在不同地方价值的具体体现。比如说我们生产的地球仪，卖出去是5美元，在外国市场上卖85美元，我们加工一套女装，加工费是4—5欧元，在欧洲市场上卖100多欧元，我们的打火机生产完了卖给日本和韩国商人不到2美元，利润不到10%。但是美国市场卖到多少呢？不到10美元。

最后一点，因为我们探讨的是贸易和我们的经济发展，特别是今天有很多经济方面的学家、实业家，实际上从知识产权来讲，和我们的经济发展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像刚才陈先生讲到的文化产业，文化产业国外叫什么？有的叫创意产业，有的就叫版权产业，实际上这个产业的生存发展主要依赖的就是知识产权保护，没有知识产权保护，这个产业是不能存在的，现在我们国内开始重视，叫文化创意产业，作为我们拳头产品，北京作为居住产业发展，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说明什么？我们的产业经济和知识产权关系非常密切，这是一个方面。

我们国家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行政执法的问题，政府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出访，或者是中国和其他国家政府的双边谈判，主要是和发展中国家，上来对我们的领导人、国家也好，先决条件就是先谈知识产权，弄得我们的领导人非常困惑，或者说为这个事儿感到非常困扰。为什么？因为中国独特的一种所谓的行政保护，其实各国都有知识产权的行政保护，但是各国通用的是行政的专门的机关保护，比如说警察、海关，这是各国通行的。中国的特色是我们的行政管理机关直接去执法，就是我们的版权局、商标局、知识产权局和专利局直接执法，这是世界独一无二的。所以，人家有了问题就找政府，说政府没有尽到责任，政府执法不利，弄得我们很尴尬。实际上这些问题是不是解决不了？是能够解决的，但是这些问题解决起来有很多难度，这就是我们面临的很多实际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也不展开讲了。

再有，现在从我们自己的国内立法来看，国外提出最突出的就是我们知识产权的刑事保护问题，就是刑法问题，现在问题提出得非常尖锐，我们刑法怎么办？我们的刑法体制本身存在很多问题，要不要解决？这个问题也非常现实。从执法的角度来看，现在也面临着很多问题，一个是我们的司法保护，司法保护本身有没有问题？有，现在我们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民事、刑事、行政三种不同类型的案子，由三个厅来审，审的结果是标准不一样，而且最突出的是我们的民事案件要由中级以上的法院来审理，可是行政案件和刑事案件反而可以放在基层法院审理，这样矛盾就来了，为了地方保护，明明是民事案子，得跑到基层，基层是县里的，可以保护我，把它作为刑事案件立案，这些问题都需要解决。

我主要讲一下第四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讲任重道远，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有哪些问题我们需要注意和努力去做的？讲到现在，从立法上讲，应该说我们的水平比较高了，但是我们面临着新的挑战，一个是我们面临着很多新的知识产权国际公约要加入的问题，比如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两个网络环境的知识产权跳跃，一个叫WCT，一个是WCPT，就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产权公约》。现在我们年内要加入，已经列入议事日程。其他的还有很多，比如说今年3月新通过的商标法新加坡跳跃，我们又面临着选择问题。还有我们已经加入的《保护植物新品种国际条约》，加入的是1978年的，现在已经提出来1991年的。还有世界粮农组织关于保护粮食和农产品的资源，这跟知识产权的关系非常密切，等等还有很多，这是从国际公约的角度。

首先感谢会议组织者给我提供这样一个非常好的发言机会，今天上午参加了商务部和司法部同样关于入世5周年的会议，所以没有赶过来，没有听到各位专家和领导的发言。

关于知识产权方面，我谈的内容在发给大家的材料中已经讲了很多，前几天在搜狐网站也谈了一些。关于5年的回顾，概括起来是四句话：第一句话，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认真地履行了我们的入世承诺；第二句话，中国的知识产权立法已经达到了国际的先进水平；第三句话，中国的知识产权执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第四句话，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任重而道远。具体的内容因为有书面发言，我就不讲了。

下面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副主任李顺德教授发言。

第三，建立和健全防范开放的风险和机制，我们用20几年的时间走完了其他国家用一二百年走完的开放的路，开放本身推动了改革、推动了发展，但是在这个进程中，我们没有相应地建立起防范的机制。我们如果把开放作为经济发展的发动机的话，那我们的风险防范机制就是一个汽车的刹车，一个好的汽车光有发动机，没有好的制动系统也是不行的。所以，随着我们进一步推动开放，就意味着我们开放的发动机更加强劲。所以，我们现在急需完善我们的风险防范体系。

第二，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开放。在开放的过程中，刚才有嘉宾说通过谈判培养了很多的人才；在开放中，中国为了进一步开放，就是要超越利益集团，全面、准确、客观地评论全球化的进程，在这个过程中把握我们开放的进程。如果中国和别人相比，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有几条限制中国，为什么？当年我们谈判的时候，我们更多地是感觉到我们的很多产业承受不了冲击，可是美国人当时已经预料到了，中国会变成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大户，所以我们事先把这个条款写进去。这对我们来说，总结过去是为了往前看，这我们对自己的竞争力并没有准确的判断，在这里起作用的、非常关键的是要超越经济增长，因为投资和贸易的自由化，不是全面大家都受益。美国也一样，美国的传统产业照样在开放之后受到很大的冲击，对于决策者来说，是不是拘泥于某些产业，由他们来主导你的产业。我们应该对我们的谈判有一个客观的判断，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在美国出口部门的工资比非出口部门的工资高10%，可是中国工资高是什么部分呢？恰恰是最没有保护、最没有国际竞争力的行业，恰恰是政府在一直高度保护的行业。所以有个中国特色的词叫行政性垄断。这需要全民来承担，如果各个利益集团出于自己的利益阻碍了中国的开放进程，那发展就受到了限制。在我们未来的开放进程中，非常关键的就是客观、准确地评估自己，能够正确地把握开放。

首先感谢有这样的发言机会。从复关谈判到入世谈判，我们国家创造多少GDP，是不是说中国人就喜欢开会？因为WTO，对中国有几百轮的审核，加入世贸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事件。所以，围绕着这个主题搞了各种各样的活动，今天我们来开这个会，不是说到了论功行赏的时候，更多的是总结过去、展望未来。就展望未来我简单讲一下。

第一，中国需要更深入的全球经济规则，提升中国在全球经济分工的地位。加入世贸5年，不是改革开放的结束，是一个新的开始。当我们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中国老百姓的思想经过过去28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成为改革开放少有的赢家，可是我们看到过去3年，我们的媒体更多的是反思、批判，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鲜明的对照，可以上升到国家经济安全的层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要非常冷静、客观地想一想，我们是不是开放过头了？尽管说多哈回合现在暂停了，但是没有人否认全球化还会继续。如果我们认识到全球化的进程还是一个历史的潮流，中国的选择是停下来还是继续往前走？我想答案是肯定的。开放做什么？对全球化带来的变化，有专家讲是虚拟资本主义的出现，我感觉我作为一个研究者，我觉得全球化带来的最大的变化是全球产业价值的稳定，这样就形成了不同国家的不同原则。如果说过去20年我们的开放有巨大的成就，实际上就是发挥了我们产业转移的巨大机制。从九十年代中期到现在的十年，实际上是IT产业的发展。未来我们要提升全球化的价值，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是关起门来做，而是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中怎么来提升我们产业的竞争力。

下面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部部长隆国强先生发言。

我下面谈三点。第一，我们的人才，特别是双语人才、国际操盘手十分短缺。举个简单的例子，香港的一个机构，光一个道具部门就有30多个翻译，最后还是说不清是什么样的，沟通上还有障碍，这是人才的问题。另外，我们法律法规的建设几乎是个空白。我特别希望世贸组织研究会和中国法学会能够带着我们玩儿一玩，我们自己出钱都没有问题。第三，中国文化产业在未来的发展，特别是在WTO五年的过渡期过去以后，我们要真正走向世界，不是简单的一句话就可以走出去的，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团队，和国际上总的运作规则去匹配。同时，也希望我们国家相应的组织能够在例外上对文化产业有一些入世期之后相应的扶持，尤其是在政策上、人才培养上的扶持。

谢谢各位，我就讲到这儿，希望大家能够带着我们文化产业界的人玩儿一玩。

我们在中国做经济性文化产业或者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实际操作者和经营者，在目前的文化产业界还不具备话语权。在这样的前提下，我想在今天这样的场合下谈文化产业是很尴尬的事。为什么尴尬呢？文化产业整个行业的整体水平不够理想，这个整体行业不具备在全球整体经济一体化下，包括我们进入WTO大环境下运作产业的能力，还处于旧文化的阶段。在上午和下午的会上，很多专家学者和领导谈到金融手段、人才文化，各种各样的问题纷至沓来，在文化产业界表现得特别明显。入世5年之后中国的文化产业怎么发展，大家完全不知道，我们的文化人大部分是由各个文化单位和各个院校中文系下来的，别说基本的运作手段，就连国际文化产业相关行业的法律知识都没有。所以，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我们在运作文化产业方面和其他产业相比是相当薄弱的，大家更多的精力停留在经营性文化产业上做一个自欺欺人的游戏。所以今天谈这个问题在各位老师面前我比较汗颜。

占用大家5分钟的时间，坦率地讲参加今天这个会，在文化人面前谈产业心里没有底，我像一个小学生，甚至比小学生还差。在这样一个场合中谈文化产业在入世以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现状和未来，这种理论不具有任何指导意义。大家都知道，我国文化产业从理论提出到今天，也就是到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济性文化产业概念的提出只有十几年的时间，一个产业真正的成熟需要有一个过程。文化产业发展到今天，在体制上还处于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是说没有具体的部委来管，但是又有很多部委在交叉的管。另外，我们的理论建设方面基本上是属于“文本先生”阶段，我们大多数学者，无论是拷贝美国、英国、韩国、日本的文化产业理论，还是运用国内经济学的理论，搬到文化产业的理论上来，目前还处于这样的阶段。

下面请发改委产业文化研究所所长陈忱，也是我们国家文化产业的实践者，既是官员，也是企业家的陈忱先生发言。

最后一点，讲五个方面根本没有改变的。一是我国产业整体竞争力不强的状况短时间内没有改变；二是我国产业结构和出口贸易的结构屈从于其他国家的矛盾短时间不会改变；三是我国一些优势产业，受到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打压的局面短期内不会改变；四是国外进口产品采取不正当竞争手段挤压我国弱势和新兴产业的局面不会改变；五是国外对我国产业的技术封锁和垄断和我技术落后的局面短期内不会改变。

简单举个例子，我们这些贸易救济措施、法律的主体是谁？就是产业企业，和市场经济的主体是一样的，我们产业企业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权益，是一种自救行为，法律上叫救济，但是实际上是一种自救。我们政府的支持能力怎么样呢？我认为有限。现在化工口上的33个案件占全国反倾销的70%，这33起案件中谁占主角？中石化，它的收入额去年达到了将近1000亿美元，进入了第23位，入世前是80多位。应该说救济方面、援助方面、补贴方面，特别是农业都需要加强。当然有很多企业通过打官司确实赢得了喘息的机会，变被动为主动，反过手来了，比如说涉案金额10万美元以上，现在已经有650万个品种，并且已经出口了。去年2005年出口12万个品种，我们有很多品种。我们现在中国国有的大企业在自由贸易过程中，当然很多新生代的产业和企业还没有出来呢，希望政府在法律方面加强服务。

在总体格局和在一些领域的格局上没有发挥得更有利。我原来是在石化行业。我们商务部产业调查局机构的损害就是我们入世的见证，当年12月11号入世的时候，调查局对外公布成立了，实际上我们是在当时国家经贸委的领导下和法制办的支持下，吴仪副总理、朱镕基总理拍板成立了。所以，法律也在不断完善，当时我们入世前是两款条例，反倾销、反补贴两个连在一起的，入世马上就生效，两种条例分裂，然后又有了保障问题。2004年又修改完善，应该说入世是正确的战略选择，是我们融入世界经济的关键点，是法律运行的必然程序，也是我们产业安全和产业发展的根本保障。

就拿我们石化来讲，我们去年的进出口额是1994亿美元，占中国14220亿美元的13%、14%，入世前也是这样。但是，这1900多亿美元的贸易，有866.8亿美元的逆差，当然有资源性的，也有很多技术平面的，还有产品档次性的依赖性。我们办的案子，截止到现在甲乙酮现在是47起，如果用WTO的口径来讲应该是144起，涉案金额80多亿美元。但是，在47个立案调查中针对了45个产品，其中化工产品、石化这块有33起，占了70%。所以，我刚才讲了一个，作用是有限的，效果是有限的。

当年入世谈判的时候，石广生是团长，龙永图是秘书长，我是石油化工业参加谈判的代表。入世的成效是过渡性的、阶段性的，世界贸易组织的能力、权威、规则的影响力也是有限的，但是如果它的权威得到承认，特别是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加入到WTO以后，它的作用很大，也可能越来越大。但是，现在看时间也赶在这儿了，工业化程度仅仅是初步的，更不要说社会主义经济和实际。

下面有请商务部产业调查局的刘欢局长发言。

银行业、金融业将来怎么样对待国内准入。另外，其他行业也存在这个问题，就是企业竞争的问题，因为我跟世界银行有合作，在中国有些调查，中国现在的企业治理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未来会成为中国企业和国外企业竞争很不利的一个方面，就是说企业治理结构很差，不光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也一样，怎样增加透明度，因为企业有好几本帐，而且私营企业很差的是私人财产和公家财产不分。现在说引进外资、吸引投资，怎么样提高企业的透明度问题？为什么企业这样做呢？回过头来要思考，而且我们中国的企业不一定要不透明，透明了之后要交税，政府所有的机构都可以收它的钱，我们调查的时候，有好多企业家都不想干了，说我自己办公司很辛苦。所以，需要改革。我们中国做的很多事情是给国外人看的，当然我们不只给国外人看，我们是为了中国的经济发展，这是至关重要的。像我们到外国吐痰说这种行为不好，但是在国内这种行为就容忍吗？为什么在国内的时候就不培养大家的好习惯呢？在中国培养好了，到国外自然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中国有好多东西在国内就要培养良好的习惯，包括公司也是一样。怎么样培养企业的竞争力？中国加入WTO不是改革开放结束，而是刚刚开始，未来企业发展得怎么样？政府和企业都有责任。

首先，金融行业，银行、保险和证券行业是非常令人担心的，包括人行的副行长吴晓灵女士也谈到，我们现在实际上是通过国家政府的保护，凡是现在在国内受到保护的行业竞争力都有相当大的问题。当然，不否认银监会、建行的同仁们谈到，通过几次改革已经大有提高了，现在的资本充足率是8%，不良资产比率已经降到一位数，已经降到3%—4%点几。银行改革判断成功不成功在于什么地方？这是一个标准，你的资本充足率很高了，不良资产率已经很低了，这是真正的标准吗？我认为中国金融业最后的成功是这个市场是健全的，而且这个市场符合需要，现在我们的市场符合需要吗？现在好多地方贷款很困难，尤其是中小企业贷不到款。但是银行一般吸收存款以后不贷款。难道说我们的竞争力就提高了吗？不是这样的。现在看看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贷款难的问题、农村贷款难的问题，这次孟加拉的金融家也是经济学家，他就说孟加拉经济发展要比中国低的多，但是，他办了一个乡村银行，不良资产率比我们的建行要低得多，就是给群众贷款，就是在农村。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自己，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吗？没有，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靠什么？中国的大部分人口在农村，中国的很多人口在中小企业，靠我们去培育。国民待遇、市场准入，我们2004年2月份，国务院颁布了非公经济发展的36条，大家看看我们的执行情况怎么样？好多地方都没有真正落实。

谢谢主持人。我只讲一件事，成绩我就不说了，我讲一下未来怎么样，怎么样培养国内企业的竞争力。从今天大家的发言中学到不少东西，体会也很深，从银行业、银监会的嘉宾发言中也得到一些体会。国内不管是金融业还是其他行业，如何提高国内企业的竞争力，这是我们未来在中国加入WTO以后，中国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下面请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常务副院长朱善利教授讲话。

特别是现在涉及到关于核心劳动标准的问题，这也是我们正在研究的一个课题，我们的问题在于，比如说现在反倾销，美国对我们的人力成本核算的时候，是按人工1小时0.83美元，最近在一个案件中，是按0.93美元计算，我们这样一计算，如果按1：8来算的话，相当于一个工人一小时的工资在6—7元钱，合到一个月按30天来算，就是1500—1700元。我们也了解了很多企业的情况，有多少企业可以达到月工资1500—2000元。我们看看我们公务员的工资水平，现在能达到2000元的有多少？我们了解一些基层的才1000多块钱。我们就想，这样廉价的劳动力不能光靠加工贸易的方式，要改变，但是怎么样改变？有人谈到大量的中国企业已经转向劳动力更廉价的地方，越南、东盟一些国家。所以，在中国的情况是，确实美欧国家的一些规则，很难直接套用到中国来。中国太特殊了，既有发达国家的特点，也有最贫穷、最不发达国家的特点，也有发展中国家的特点，我们在研究法律规则的时候感觉到，哪一个国家的模式能够作为中国发展的模式呢？作为研究法律的人来讲，我们寄希望于中国多元化的经济发展，这样能够使中国人创造出自己的规则。有位名人说过，法律人的特点就在于他不断地对现有规则不断地提出质疑、不断地进行挑战，所以对于我们国内的规则，我们现有的已经承诺的规则，我们已经制定出来的规则，要不断地置疑，要不断地挑战。同时，我们对WTO的规则也要不断地置疑和提出挑战，要按照我们中国的利益，按照我们中国发展的需要，制定维护中国人利益的规则。

这是入世5年我的一点体会，也希望能够得到各界特别是经济学家、政治领袖，能够为法律规则的制定作出更多的资源性的贡献。谢谢大家。

现在在我们这样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中，我们的农业人口应该保持在多少是比较合适的。在欧美这些国家，他们的农业是农场化、集团化，这样有利于机械化，有利于科技的普及，现在我们国家大量的是一家一户的农民，像这种分散的农业和黑龙江这种集团化的农业，在我们国家他们应当保持多大的比例，我们应当有多少农庄是农业？这个比例和他们的规模应该限制在什么程度，过去我们总理解规模经济，应该是越大越好，但是我看到的资料不是，研究过欧美国家的农场，说到了一定的规模以后就不是产生正效应，而是负效应。所以，我也考虑到，在我们国家对于像这些需要量化的研究东西，我们几乎找不到可比较的资料。所以，我们感觉到入世以后，刚才大家也谈到汽车工业，因为在六十年代的时候，我曾经随着我们国家的汽车行业，为了一个项目我们曾经走了美国的三大汽车制造厂，还去了日本，也对我们国家的汽车产业多多少少有点了解。但是到今天我们看到满街跑着中国的汽车，都是外国的品牌，中国在加工和组装。当时，实际上我们也有一个困惑，我们在跟外国人谈判的时候，技术上要先进，当时美国人说你们要什么样的技术？你们所说最好的技术到什么程度呢？大家就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也说不出来，他们问你们最好是什么程度呢？说我们最好的从零部件挂上生产线以后，人工不用动一个手指头，汽车就出来了，在整个汽车上找不到一个人工的手印。我们大家看了半天说我们没有这样的技术，中国的汽车还是人多好，我们还有那么多的工人、有那么多生产的工厂。所以说，我们也不是要最好的技术，这样的话也就涉及到作为我们中国这样一个劳动力这么富余的国家，在我们国家对产业的要求，应该把我们自己定位在什么程度上，这也是我们在分行业研究中一个很困惑的问题。

今天当我们回顾我们取得的成绩的时候，我们要看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多少，在哪些地方我们有提高，在哪些地方我们可能还有一些丢失，我觉得在5周年庆祝的时候，我们更多地要反思，我们有哪些好的东西丢掉了，我们又得到了哪些。资本主义或者是在资本运作的基础上，给社会带来了一些负面的东西。这是我的一点体会。

另外，因为今天是座谈会，希望提一些问题，这里有很多当初参加谈判的领导，也有很多专家，我也想把我在学习和研究中的一些困惑或者是希望提出来。一个是关于农业的问题，我听说吴先生是农业的谈判专家，现在我们有一些困惑，我们知道在西方特别是欧美国家，对于农业来讲，工业化的后果就是带来农村人口的急剧减少，农民进入到城市，变化产业工人。在我们国家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农民人口应当保持在多少，像欧美一些国家经常是在2%。我的理解是到了2%的限度，不惜大量的运用国家的补贴，要保证这部分农民的生活水平，要保证国家的农业产业不至于衰落或者是消亡。

感谢主持人给我发言时间。今天听了一天的会非常受启发。入世5年，WTO成立十几二十年，大家都在讨论入世的利和弊，实际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回顾和前瞻，是做总结的时候了。我们在学校里教学深有体会，特别是八十年代初，我记得82年我在学校里讲概念的时候，几乎没有人对概念有什么兴趣，几乎每个人都觉得离我们很遥远，大家都觉得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但是很快中国变得家喻户晓，许多外国的教授来到中国以后他们感到非常吃惊，WTO这么一个组织在美国没有多少人关心和知道，包括联合国在纽约，很多人都没有关心。确确实实入世给中国人带来的变化太大了，从我搞法律的感觉，最大的感觉是人们观念的变化，特别是法制思想、维权的观念已经深入老百姓心中，不要说在国内，就是在国际上有这么多的新名词，透明度、民告官，还有很多类似这样的东西，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的概念，都进入到了老百姓的生活中。对我们的学生来讲，过去大家都希望搞法律，怎么样挣钱，而现在大家对于追求公平、追求正义，从抽象的理念上进入到如何为我们国家、为中国的老百姓维护权益，维护国家的利益，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学生也是在漫长的入世过程中，大家由希望到失望，由兴奋，也有很多失落。到今天回顾入世5周年取得的成绩，刚才在座的各位都讲了很多，我自己也很受启发，但是有一个遗憾的地方，入世实际上是一个政府行为，中国政府的立法、执法。但是，真正作为权利、义务的承担者，中国的企业甚至中国的老百姓在这样一个座谈会上没有听到他们的声音，我相信作为受众者来讲，恐怕他们的感受会更深刻。本来这里有海尔集团的和捷成贸易有限公司，我非常希望听到他们的声音，如果有他们的声音就非常圆满和全面了。用WTO的宗旨来讲，最后是要落实到资源的合理配置，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下面请中国政法大学国际经济法研究中心主任王传丽教授发言。

要认真研究开放的具体内容，包括劳动力的开放，市场的开放等等，但是对金融开放尤其是对资本开放要高度关注，要谨慎开放，要吸取97年的教训。97年亚洲金融危机，当时中国歪打正着，谨防资本开放带来的问题。另外，要承认开放的利益，要研究怎么样主动地争取利益。要推行和完善国内市场进程，不要过分以来所谓外国承认中国市场经济，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到什么程度，主要靠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不能盲目跟随国外。这些极端国际化、极端市场化的思想。而与此同时找到这些国家，所以中国对外开放越来越深入、开放度越来越大的时候还要进一步对外开放。要立足国家利益，立足以人为本的机制来开放，坚持独立自主。

从经济改革飞跃到经济文化全方位，要实现整个法制规范和制度创新，从国企改革为中心实现向乡镇体制改革为中心的飞跃。发展问题要科学发展观，对外开放怎么做？科学发展观对对外开放有指导意义。中国改革开放28年来，特别是入世5年来，我们的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组成部分，资本、劳动、商品等国际流动越来越普遍，中国成为第四大经济体，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世界市场能源、石油、钢材的进口国，国内市场开放，世界各国也在抢滩，使中国对外开放的格局越来越深入也越来越复杂。在这种情况下，国际上怎么看这个问题？有各种不同的意见，美国认为中国的经验在世界上具有公式意义，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有较大的参考价值，但美国主流派始终对中国敌对思想大国合作思想，始终强调中国威胁论，因此，我们在新形势下探索科学开放观。

我长期进行经济体制的研究，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一步阐述了科学发展观，进一步阐述了和谐发展思想，发展为新时代的科学发展观。第一，改革改到现在，中国处在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现期的并存期，在这个时期各种矛盾交织，在整个社会形成仇富思想。第二全流通资本形成。对上侵袭国家造成腐败，对下侵袭民众，产生仇富思想，使社会产生不安定因素。第三中国改革开放28年来，多元化利益形成，这是进步现象，当多元化利益主体形成，竞争也加剧，提供了错综复杂的对策、反对策的局面，大大增加了难度。因此，都需要我们探索。发展问题也需要科学发展观，而改革问题则需要科学改革观。

光溪同志给我提了很多很好的意见，说到了这个水平，中国入世5年多来面对严峻的挑战，在世界贸易舞台上中国已经成为主要的成员之一，过去5年，中国企业在接连不断的贸易摩擦中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并逐渐成熟起来。经验告诉我们，要想在国际贸易中处于有利的竞争地位，必须要创新。他说我觉得这本书是目前国内已经出版的多种WTO教程中写得最好的一本，它吸纳了WTO教程的精华，全面系统分析，内容深入浅出，并且有所创新。

我既没有在贸易部门工作，也没有在贸易研究部门搞研究，但是我个人非常关注国家对外开放、对外贸易，关注中国加入WTO，因为我在长期进行的对改革的研究中深深地感受到，中国的整个改革过程经常是对外开放的，经常是对外开放在起作用。黄晓明写的那本《入世机遇与挑战》，在出版意见签署之后，很快在99年12月份年底印了1.2万册。后来我调到社科院，在工作期间，我国成功加入WTO。当时院长写给我一封信说：为了促进我国入世以后的工作，责成你立即组织人力编写WTO教程。我就组织一个班子，请各单位的专家编写世界贸易教程。这个教程编了好几年的时间，领导建议请一些WTO谈判同志审一审，就请龙永图同志看完之后写了一个序，称“中国入世五年多来，面对严峻的挑战积极对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过去五年也是中国对外贸易进入法制建设的五年，虽然付出了一定的代价……”；陈嘉奇教授也说这本书是所有WTO读本教学中最好的一本，吸纳了各种WTO读本的精华，内容深入浅出，读后给人清晰之感，堪称精品之作。

下面请邹东涛教授发言。

第三，传统的理论。我们国家比较危险，农产品浪费、对外贸易投资、再到服务贸易的输出，五个阶段在中国20多年的时间里一下子全面推开了，对中国是一个考验。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央的文件中写了“两个市场、两种资金、两种资源、两种管理”。就我个人来看，入世让我们更多地思考到中国人走向世界是一个市场、一种资源、一种资金、一个管理。国外的最好的现代化的管理都被引进到中国消化。所以，从现在来看，最大的关键是各种各样的投资，各种各样的资源要进入到下一步的发展中，不管是WTO也好，还是其他的东西也好，对中国最大的影响是生产力的提高。在生产力的提高中，最最重要的是人的思想观念的解放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所以，下一步应该在这个基础上特别注重人类资源的开发，尤其是人才强国的战略，使更多的人参与到多边体制中，参与到我们国家宏观、微观的进程管理中，用中国人的智慧使得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谢谢大家。

第一，理论层面。有人说入世把中国改变了，是不是这样？今天上午有同志讲，是中国共产党自己对人类和社会发展的各个规律作出谴责，要入世，而不是入世改变自己，是中国自己改变了自己的命运。WTO给我们搭建了很好的平台，让别人看到中国在长时间发展中把握自己的发展，了解自己的情况，掌握自己的命运，在更大的范围内求得发展，是不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人和自然协调发展的规律？从这个角度上要把问题讲清楚，这样就不再限于WTO给中国带来灾难还是带来好处，在这个层面上的意义还是很大的。今天上午吴敬琏教授讲的内容和下午王建教授讲的内容，从理论层面上都说明这个问题，这样把改革开放的先进性在新的层面和更高的利益角度来看待就比较好。

第二，实际的层面。在我们看到莺歌燕舞、健康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产业发展的同时，使得季节性的失业不断的加大和增多，在发展中这些问题能够得到解决，但是能够得到解决和实际解决这些问题相互有多大的距离，也需要我们做深入的思考。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我到这里来是学习的，听了上午的发言很受启发。因为长期在司法领域工作，我觉得中国遇到的比较大的问题是两个，一个是入世，没有一件事情像入世这么快把中国带入全球浪潮、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之中。第二个是“9.11事件”，也没有什么大的事情把中国这么快的引导到注重非传统安全因素的议题上。在这下面讨论到中国和平崛起，提到两点，一个是和平发展，一个是和谐世界。怎么样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能够在多边规则的平台下，不单单是经济，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能够很好地发展，从今天上午、下午大家讨论的和长期思考的问题来讲，我认为有两个层面的问题需要解决：

下面请上海WTO研究中心的主任、上海公安学校校长于申教授，于教授虽然没有直接参加WTO的谈判，但是他在上海创办了WTO研究中心，确实为中国复关最艰难的谈判提供了帮助。

最后一点，我想谈谈下一步的情况。到了明天之后，我们放开的市场，最大的减让是零售市场，零售市场的开放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我们借鉴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发达国家规范零售业市场开放的经验，准备将零售业市场的开放和国内制度建立的方向相一致，朝这个方向努力进行市场化，这也是国际同行在最近这些年的做法。只有设立了当地注册的有限责任的公司才有资格来申请参加经营承受业务，这也是我们反反复复做一年多工作终于形成的。我们也反复根据WTO的原则征求外资银行的意见，在这个基础上颁布了条例。我个人感觉，一方面向国际化靠拢不仅仅是经营者、监管者的问题，同时在零售市场上除了规范市场参与者的行为之外，特别重要的是这些规则的建立也加大了我们自己监管的责任，监管同行的标准划分在东道国的监管者的原则中，更侧重于东道国的监管者，这点我们必须值得重视，监管的量比我们大得多。考虑到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在创新能力、创新机制方面的巨大差距，银监会还希望在这方面多做工作。

同时，我还想提一点，我们不仅严格履行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关于银行业的开放承诺，而且在许多方面按照中国金融体制、银行业体制改革的时间表，我们做了自主自由化。到目前为止，我们引进外资银行参股中资银行是26家，达到180亿元，FBI关于银行业的贡献程度已经提到相当大的比重，这也是我们自己想都没有想过的。它不仅在于引资，这180亿元我们认为更重要的是侧重于“引智”和“引制”，特别是通过董事会来做，职能部门投了大量的资源，所有的大的银行许多机制和制度的改革，通过这些制度使我们建立现代企业的观念在银行业机构中产生了质的变化，一步迈到了非常靠前的地步，这使我们的内审、风险管理产生了质的飞跃。

上午范行长从建设银行的角度谈了，我想提几个数字，当时入世之前满足8%国际标准的资本充足率，到现在达到8%标准的银行所占的市场份额总资产有75%，从不良资产来说，降到了一位数，这些情况可能国内其他行业不太了解。我们的国内监管同行，国外的市场参与者或者准备进入我们市场的同业人，凡是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都认为是不可思议的，这种情况我个人感觉和加入WTO所带来的紧迫感、观念的转变是非常直接的，有非常密切的正相关关系。

时间关系简单谈几点。第一，讲讲心情的差异，签署中美双边协议的时候，个人感觉说心情沉重得有点过了，非常不乐观，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和其他行业不太一样的是产业的弱势非常多，这个行业非常重要，从WTO设立以后，只有一个产业专业委员会，中国的银行业和其他国家银行业相比较起来，许多外国的同行认为，不良资产之高，资本充足率之低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非常差的印象。原因之一也是有在没入世之前我们的许多信息是不披露的，透明度的要求没有执行，使得参与比估计的情况更恶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做了两点的深入研究，一个是本地的地域和客户，第二个是国民待遇。特别是关于客户对象的放开，包括两年内允许外资银行从事中资企业的人民币业务和5年之内允许外资银行从事居民个人的业务，使得我们当时认为冲击相对来说是非常大的，问题来说能不能在5年的过渡期内尽快提升民族银行业的竞争力，应对这样的挑战，当时的参与者想想这个事情都觉得非常大。现在想想基本上没有超过我们的预计，反而可以用一系列的数字来说明，原来在这个行业中改革是相对比较慢、比较晚的，恰恰比较突出的是加入WTO促进了民族业银行业的改革，这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事情。

下面有请中国银监会金融监管三部主任，也是我们谈判的老成员，1993年开始为我国的金融服务立下了汗马功劳，请邓红国同志发言。

对中国的贸易量应该比较大的是韩国，在这次的APEC会议期间，我们已经宣布，我们和韩国以前是民间的自贸区的科研，现在已经上升到官产学的自贸区的科研，同时在内部我们还在协调有关挪威和欧洲自由联盟。和欧洲国家商谈自贸区，很大的情况是可以启用三个条款，加入世贸组织是24个条款。同时，对我们将来和欧盟是否有更大的发展做一些工作。中国现在商谈的自贸区，正在从事的自贸区的建设中，很多是得益于当年的谈判。由于我们15年的谈判培养了很多的人才，这不仅仅是商务部部内的人才，还包括各个部，因为从世贸的谈判包括现在自贸区的谈判一样，商务部就是一个协调的单位，更多的是国务院各个部委参加，自贸区谈判和世贸谈判差不多。这样的话，我也切身地感受到，现在自贸区谈判的顺利进行，很多是靠当年加入世贸谈判打下的基础，因为自贸区的谈判很多是有了WTO的基础才开始有了自贸区的建设。自贸区是目前发展势头非常强的一件事儿，现在要做好这个工作，以前我们谈缺乏多边的人才，缺乏熟悉国际规则的人才，这点来讲，从我们参加谈判的过程中感受到很多参加谈判的都是当年世贸谈判积累下来的或者通过世贸谈判培养出来的人才。从这点来讲，加入世贸的15年谈判虽然时间漫长，那天瑞士的人说中国不是最长的，你们15年，我们花了16年。这15年的历程应该说是很漫长的，但是对我们将来整体的发展，对培养人才还是很有帮助的。

利用这个机会谈了一些自己的感受，谢谢。

我们有11个谈判，有些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比如说我们和香港签订了自由贸易区安排，我们叫CEPA，我们和东盟签订了货物贸易自贸协议，也有了一些收获。本来今天我们和欧盟要签订的是服务贸易协议，但是由于欧盟峰会在菲律宾首都开了半天会以后，说是因为气侯的原因，推迟到明年1月份，所以原本的签订要推迟了，我们跟欧盟的贸易总协定已经谈妥了，原定是今天签。当然，我们目前还在跟澳大利亚进行自贸谈判。虽然冰岛的贸易量不大，但是冰岛是作为第一个欧洲国家愿意和我们商谈自贸区的，而且已经在我们决定商谈自贸区之前提早宣布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启用三个条款。上次胡主席去巴基斯坦的时候，也已经签订了自贸协定，智利也已经签订了。

我觉得中国加入世贸从1986年开始一直到2001年，中国成为世贸组织的一员，15年的经历，很重要的一点，是中国民众对国际规则的学习和教育的过程。所有人都说世贸组织是以规则为基础的，15年的经历使得大家对按规则办事儿有了一个比较切身的体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教育和学习的过程，也使得我们加入世贸之后的5年，整个的工作比以前更加有秩序了。这也使这几年中国整个经济的发展突飞猛进，无论从贸易、经济总量上，各方面都取得了很长足的进步。但是，现在来讲，多边贸易体制受到了一些挑战，在多哈回合，2001年由于工作关系我到了多哈，参加了多哈谈判，由于农业问题、美国和欧盟在农业问题达不成协议，所以多哈中止。我觉得今天在这里重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五周年，应该说多边贸易体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在现在多边贸易体制受到一些挑战的情况下，我们还是需要继续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现在从国际上来讲，多边贸易体制加入WTO之后，从区域贸易的发展，成为经济贸易发展中非常大的热点，所以大家很关心中国建立自贸区的进程。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因为上午有事没来，下午听了很多知名专家和教授的演讲，很受启发。从1994开始，经历了关贸总协定、复关和入世的很多场面，今天很高兴在这里见到很多当年一起奋战的朋友，见到刘司长也非常亲切，特别是让我想起了很多艰难的岁月，后来由于工作的关系离开了。今天世贸司的司长到澳大利亚搞第七轮中澳自贸区的磋商，所以今天没来，我代替他来了。听了大家的发言，有很多的感触，从理论上讲这里有很多知名专家、教授，从工作经验上讲有很多老部长。

下面请商务部国际司司长姚申洪发言。

同时，我们的社会也觉得他们真富了，因此现在出现无边无际的所谓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这也很正常，竞相分配、瓜分企业财富。对于成长中的经济，我认为上海更大，企业今天有一些自有资金，这是非常宝贵的资源，应该创造更多的条件投入到再生产、再投入当中去，因为企业做得越大才越是公众的、越是社会的。当我们希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同时，我们的社会应当承担企业责任，应当为企业的成长创造更好的法制环境、经营环境，以及财富的合理流向是很重要的，而我们国家在这块恰恰处于短板状态的环节。因此要求企业打入社会的同时，企业更应该有一种胸怀感恩的心态；我们要求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同时，社会更应该承担企业责任。如果我们的社会不能够这么平和、文明地对待企业的财富，那么我们加入WTO的发展空间就会受到很大的约束。世贸总干事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写过一本书，说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加入WTO，对WTO在全球经贸活动当中的作用肯定是一种很好的扩张。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加入世贸毫无疑问，然而对中国这么一个国家走向进步文明、繁荣富强，我们更应当看到的是世贸撑着中国，在这个方面意义的开掘还需要我们做更大的努力。

第三，加入WTO是国际财富对中国公众的友善示好，也是中国公众对国际财富的着力分享。我们长时期的计划经济使得中华民族在财富分配方面处于边缘化。当1978年我们国民经济濒临崩溃，20多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WTO之后，中国企业、中国人创富造富加速，我们现在的很多数据，1万多亿美金的外汇储备，年收入在6万以上的所谓中产阶层有5000多万，中国已经在这么一个收入差异比较大的状态下被国外称为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国，这跟我们这些年财富的分配、财富的创造密切相关。我们从处于财富的边缘到现在在财富面前有一定的发言权，应该归功于改革开放，归功于WTO对于我们的财富边界的不断拓展。

现在的问题是中华民族遇到一个比较普遍的命题，在进一步创造财富的同时，怎样花好钱、用好钱。我们的钱远远不够，我要认为我们有20万亿的GDP增长，有这样的外汇储备，包括十几万亿的城乡居民储蓄余额，我们就觉得不得了，我们确实摆脱了贫困，摆脱了温饱，全面奔小康，但是我们应该告诉我们的公众、告诉我们的人民，包括老板，我们都没有足够的富。遗憾的是我们看到我们的老板真的以为很富了，几百万、几千万、几个亿、十几个亿、几亿就真觉得自己很富的，鲁迅先生批判的“人一阔脸就变”，不能对自己的员工、对用户、对社会、对政府、民族包括政党身怀感恩之心，杀富、仇富事件肯定不会消除。

第二，加入WTO是国际竞争对中国市场的深度介入，也是中国市场对国际竞争的全面引进。加入WTO在本质上就是引进竞争，输入压力，因为我们很多的问题在这么一个经济发展越来越相互依赖的开放的世界中，光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包括政治力量来解决经济问题是很困难的，老百姓说斧头砍不到斧柄就是这个道理。我们需要引进外力。事实上实践进程也证明了竞争是WTO的精髓所在，对于竞争的肯定是WTO的精髓所在。开放、改革这都是延伸品，或者说是对竞争的一种保障。而竞争与经济自由、民族繁荣、可持续发展都密切相关。也正是因为这种国际竞争对中国市场的深入介入，中国市场对国际竞争的全面引进，使得我们中国市场的边界越来越扩大，而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边界越来越模糊，应当说对于世界来讲，对于我们中国来讲，都是受益无穷的。像中国前一段时间粗放经济增长，现在要来治理环境，谁是最受益的？显然是在环保产业比较领先的欧美发达国家，像法国的第一水务公司、第二水务公司，现在都是十几亿美金的单子，如果没有WTO这种全面开放对于竞争的容忍，他们是不可能有这样的生意的。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总体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能够在世纪之交力争入世，并且至今已经走过五年，我觉得是一件居功至伟的大事件，不仅是国际的大事件，也是中国的大事件，因为它体现了中华民族对现代文明的壮阔的气度和胆识，因为我们是个文明古国，但是我们对现代文明是勇于接纳的。

第一，加入WTO是国际社会对中国企业的广泛接纳，也是中国企业对国际社会的重要贡献。国际社会能够接纳中国成为WTO成员国，我认为如果没有中国企业20多年改革开放当中勇于创业、创富、创牌是不可能的，也体现出了国际社会对于中国企业的高度重视，不可漠视。为什么说重要贡献呢？我们现在很多的产品标榜于中国制造，虽然很多的层面上是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当中转移出来的一部分，而不是领先的，因此我们所谓的世界工厂，世界经济史上相继出现的英国、美国、日本的世界工厂不能同日而语，他们是全球产业结构调整领先的力量，而我们不是，我们是其中转移出来的一部分。今天如果从领先力量的角度讲，依然在美国硅谷、欧洲。今天所谓的世界市场，在全球一体化的浪潮下，越来越开放、立体、多层面，而很难由一个国家来承担。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虽然是在服装、家电这些层面上体现了我们的生产力，但依然可以看到它对稳定国际市场价格，满足世界公众的需求，我们是作出了重要贡献的，而这个跟WTO密切相关。所以，我不是特别赞赏简单地讲我们加入WTO就是与狼共舞，我们把加入WTO以及跨国公司大举进军中国市场看作是狼，这种心里本身不是很正常的，反映的是我们的弱国心理。谁是狼？其实我们自己是狼，我们过多地占用了资源、占用了能源，挥霍廉价的劳动力，这个从资源配置的角度讲有点这种感觉，给我们带来的恰恰是羊的温顺、羊的善良，规则就是正义，就是一种文明。我认为恰恰我们自己不是羊，所以老想把别人看作是狼，这种角色随着入世几年，慢慢地应该获得一种调整。闭关锁国才是狼，搞计划经济才是狼，把我们最应该发挥价值的所有资源要素都没有用到最恰当的地方去，我认为这就是一种非常不应该肯定的状态。

下面请国资委投资部主任王忠明教授发言。

最后我想强调一点，WTO的规则意识和保证WTO有效统一的实施要求，与我们国家宪法规定的法制统一的原则是一致的，目前应该说我们中国有几句话，有社会主义特色的法律框架体系基本形成，全面依法行政工作取得重要进展，全社会法律意识明显增强，应该说我们最近5年来，中国的法制建设取得了又好又快的发展。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我想是我们国家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法制国家和WTO的内因及其成员对我们实施WTO外在要求互相作用的结果，现在一定时期讲，尤其刚入世之初的时候，外因虽然通过内因起作用，但是外因的因素大一些。我经常跟外国人讲，他们老说我们的承诺没有履行，我说你们不要担心中国的法律制度与WTO规则不符合，因为实施规则不但符合WTO的利益，也符合我们中国的利益。我们现在法制建设中还存在着很多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但是应该说根据我们国家现在目前贯彻科学发展观、建立和谐社会、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要求，可以预言中国今后的法制水平会越来越高于WTO的要求。

第四，完善了具体的规章，监督和救济机制。这里主要有几项工作，贯彻行政许可法为契机，进一步转换政府职能，进一步理顺行政执法体制，规范执法行为，开展相对集中处罚权的工作，进行综合执法试点，进一步加强了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工作是我们整个政府内部程序的监督制度，各级法律机构承担。举例来讲，1999—2006年，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受理了53万件行政立案，和行政诉讼法基本上相等。这些工作对规范与WTO有关的政府行为还是起到很大的作用的。

第五，依法行政工作全面推进。标志性的事情就是2004年3月份，国务院发布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实施纲要》。推进应该说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可以这样说，纲要中包括了WTO的一些要素，所以说纲要的推进，法制政府的建设对WTO规则的实施起到了一定保障的作用。

第三，建立和完善法规、给长和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制度。加入WTO以后，我们的立法法明确了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我们的法规规章备案条例规定地方的法律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WTO讲政策措施都纳入备案审查，甚至有的地方，规范文件的执行权，从市政府、从区县不能修改，但是这个可能有些正义，但是体现了对政府立规行为的监督。另外，设定了一定的社会公众对立法行为的纠正机制，比如说只要发现有关的法规规章和行政决定不满意，可以到国务院来找有关法律办，当然有一些具体的程序和机制来做。法规规章备案程序，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现在在做一个关于听证会实施的课题研究，有的教授跟我说你给我讲讲现在公众参与的很重要的形式是听证会，听证会到底起了什么作用？为什么听证会的名声那么差？公信力很差？我就想这是一个折射，我们成立公众参与制度以来，实际上从制度设计的理念来讲，我们现在讲，包括我们的一些文件和内容，说我们要提高立法和行政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提高立法质量，要进行公众参与，是政府主导型的。我们目前的法律条款中都是可以做到的，但实际上公众参与反过头来讲，是政府的一种行为尤其是政府立规行为的规范和制约。WTO也应该是这个理念，这个理念和我们现在有点差距。所以导致了什么情况呢？法律不一致不是政府给老百姓民主权利，而是老百姓说这是我的权利，政府享受正当的权力，我要规范和制约你。一般讲立法不涉及议会，从别的国家讲大家不太关心，因为他本身就有参与，更重要的是政府的决策程序。所以，美国的行政许可法就非常规范，对政府有一套规则来规范，你必须在什么情况下正式的立法规章程序，你就必须走这个程序。一是理念问题，二是制度设计监督问题，不是你想听就听，不想听就不听，有一套程序来规范监督制约你。实际上我们国家，完善我们的法规规章、备案审查制度，我们有这样的规定，现在只不过进行了一些完善，用这些制度来监督制约。

第二，完善了透明度和立法的行政公共参与制度，我们入世前后制定和修订的立法法、行政法规执行条例、规章执行条例、行政许可法以及一系列中央和地方的法规，对有关的立法透明度及公众参与做了大量的规定，要求在立法过程中通过各种形式，比如说研讨会、论证会、听证会的形式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包括立法和公众参与。在实践中，应该说透明度和公众参与程度也在提高，在商务部设立资金方面，还有一条是法规意识，我们入世以后，为了履行90天之内提供一个文本的任务，国务院专门发布了一个文件，各个地区，省这一级的普遍设立了一个机构，部分部门的法制机构也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来专人来从事。日本还专门到我们这儿来学习，从这来讲，我们的透明度，应该说从议定书来讲我们做到了，或者说基本做到了。但是，就这个问题，我回应一下夏司长讲的，透明度的条款商务部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我当时是激进派，我认为WTO的透明度从法制历年来讲并不是最高的，因为它要适应大多数，从我们国家的建设上来讲，提高透明度没有坏处。从入世5年来看，应该说我们的透明度和公众参与是一个全面的进步，但是与我们现在的科学发展观、建立和谐社会比起来还有很大的差距。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我们国家法律建设的各个层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应该说中国的法律建设与WTO是双赢的，我想说明的问题简要地做个回顾，介绍五个方面，其中四个方面是从规范和约束政府的行为，包括政府的公共行为来进行制度建设的。

第一，进行了大规模的法规修改和制度调整。5年来，为了履行承诺，我们国家无异于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甚至深刻的变法，开展了建国以来规模最大、最危急的法规和政策措施的清理和修改，中央层面从99年底就开始了，有计划、有步骤，数字因为统计口径不一样，我们法制办的统计口径是截至2002年12月份，制定、修改、废止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有关政策措施1000多条。地方从2001年9月就开始按照统一部署进行清理，到2002年6月底，仅仅是31个省市、自治区和直辖市大数清理了200多万件，立改废19万件。在这以后，中央和地方继续适时地、按计划地做了大量的修改和调整。这么大规模、彻底的法律修改和制度调整，应该说在WTO组织中是空前绝后的。

入世之初我们面临着中国的有关法律制度能不能经受得起、经受得住WTO规则的冲击，做到与WTO规则和我们所做的承诺相一致，我们的法律是否能够保证WTO规则在中国有效的实施，这是面临的一个问题，当时我们意识到了。现在回过头来看，加入WTO对我们中国的法律建设而言是一个全面的、具有深远影响的大事情。从5年来的时间表来看，我认为我们应该说抓住了机遇，以此为契机，把实施WTO规则与加强我国的法律建设，维护我国的法律统一有机统一起来。我们为实施WTO规则承诺所做的法律修改和制度调整，以及保证WTO规则实施机制的完善，内容很丰富，应该说是我们履行WTO规则的一个亮点，得到了WTO和它的成员的高度评价。

我讲的题目主要是评点一下入世5年来我们法制建设的情况、回顾和展望。这个题目比较大，我昨天加了一个班，今天按照刘主席的意见，尽量简短地说一下。

WTO首先是套规则，这个规则是我们国家加入国际条约，要保证这套规则在中国得到有效的实施，是我们的国际义务。但是WTO的规则必须通过我们的国内法来使用。所以，加入WTO我们面临的一套规则的体系、一套规则的意识，刚才光溪也讲了，我们入世谈判这么多年，应该说在双边会谈的时候比较多的涉及到具体的非关税措施减让等承诺。但是，在工作组的会谈领域，很大程度上我们感觉到以美欧为首的是在我们的规则体系上引进项目。举个例子，我们在工作组报告中，这一块是高于WTO单位的，这里面很重要的条件，我研究了其他国家加入WTO的规则，很简单，我们很复杂，人家的一条我们变成三条，比如说规范我们基本的法律制度，透明度原则、非歧视性原则，实际上就是要影响中国基本的法律体系或者是法律框架。现在回过头来5年来看，实际上我们得承认我们的法律建设过程中，WTO这套规则不是简单地照搬过来的，实际上规则带着一些意识，也对我们国家的法律制度产生了一些影响。

下面有请国务院法制办外事司司长吴浩同志讲话。吴浩同志是谈判代表团一个年轻的成员，1999年11月15号，中、美达成协议以后，法制办的同志参加了中国复关最后的冲刺谈判，就是把双方的谈判内容用科学规范的法律文件进行表述，所以法制办的同志在谈判的最后关口起到很现实性的作用。

所以，我们看得到全虚拟化和半虚拟化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之间是越来越争斗，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的争斗是对立的关系，而且是越来越对立的关系。所以，在贸易摩擦方面，将来我们对着发达国家，必然他们是越靠我们越多，跟我们的国际关系越走越近。我有一个观点，发达国家只对发展中国家转移了它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消费品工业，它还有四分之三到三分之二的重工业的大头没有转移，到那时候，他对我们的依赖会更加深刻。所以，他们跟我们是越来越亲密的关系，我们的竞争关系是在发展中国家。所以，将来在贸易安排、考虑、设计中，恐怕都有许多需要我们考虑的。

我们研究未来世界的发展，要看清楚这个世界因何而变，它在往什么地方变？最终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中国在设计发展战略的时候，考虑我们长远的时候，考虑和世界不同国家的贸易关系、国际关系、政治、军事关系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样的关系，包括他们是什么样的关系。刚才刘司长讲了，为什么我说美国和欧洲在争夺货币霸权，是因为他们跨入了或者都在不断地相继跨入虚拟资本主义阶段，他们将来都要走向虚拟产品和我们这些生产实物的市场经济国家要进行实物产品和虚拟产品的交换。现在美国把70%的净储蓄拿去了，欧盟还是提供净储蓄。比如说今年前8个月，欧盟是200亿贸易逆差，去年前8个月亿是199亿欧元贸易顺差。欧元区这些国家也在变，他们都变过去了，全球的净储蓄是有限的，所以他们必然要争夺，谁有货币霸权，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好，货币强，那么我们刚才讲的因为有两个新流程的存在，我们出口的产品拿了他们的货币，我们还要放过去，放在哪儿？谁的货币强我们就放在哪儿，这个强实际上也根据他们的经济周期，根据他们各种其他变数条件的变化也在不断地动。

在这样的排序下产生了四种新关系：第一种新关系是全虚拟化的国家和半虚拟化的国家的关系；第二种是全虚拟资本主义化国家和我们这样全物质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关系；第三种是半虚拟资本主义化的国家和我们实物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关系；第四种关系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这点非常重要，我们这样的国家和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是把二战以后资本主义国家和工业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拷贝变成了我们现在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中国和一批亚洲国家在构造一种新的水平和关系，在整合亚洲的生产体系，然后我们东亚作为一块，包括中国在内，和非洲、中东、南美的这些国家建立一种贸易关系。或者是东亚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这是新的四个关系在不断的发展。

第三类国家是我们这样的市场经济国家，就是生产实物的，给人家提供产品的。这三类国家我们可以用贸易逆差和顺差来划分，比如说美国，它对东亚地区、对欧洲都是贸易逆差，它就是一个全虚拟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东亚地区对着美国、欧洲都是贸易顺差，中国这样的国家就是第三世界国家，中间的欧洲，我们看它是什么形态呢？对东亚是贸易逆差，对美国是贸易顺差，是一个半虚拟化的国家。看看世界是不是这样的排序情况？用这种新的全球化时代出现的新的三种类型的国家，他们是在整个传统物质向虚拟资本主义运动过程中，有的走得快，有的走得慢，跟在人家后面，形成了全球的资本主义新的演化阶段的排序。

接着是第二个流程，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向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流动，然后是发达国家的虚拟产品向我们这儿流动，而这是我们用大量的比如说1万亿美元，不是锁在我们外汇局的保险柜里，而是放在发达国家资本市场上，我们扩大2000亿元，就要把2000亿元放出去，第二年在增加，又放回去，拿回来的是什么？上面写着有多少多少债权是你的，一个是产品换回货币，一个是货币换回新流程。这种交换关系，两个新流程实际上导致了三个新世界的产生。三个世界理论，超级大国是两边，中间是发展中国家。

今天我要讲的三个新世界和当时的三个新世界不一样，这三个世界是什么呢？第一类世界是称作全部进入到虚拟资本阶段的这些国家，美国、英国还有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他们是在经常项下、贸易项下不断拉大贸易逆差，来和我们的实物产品交换，他们的产品已经不靠实物支撑了。第二类国家是半虚拟化的国家，就是有了一种生存状态，同时它也再继续推动它的物质产业的发展。

今天时间有限，讲得比较罗嗦，但是我讲的，就是因为有了这块新理论，一个新的全球化时代到来了，这块新利润就导致了发达国家的产业资本不可抑制地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发达国家的商品资本不可抑制地到发展中国家来大量的进行采购，出现了一面倒的情况。这一块新利润导致了两个新流程，一个新流程是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领域向发达国家运用，因为在上次全球化浪潮中，发达国家之间水平分工体系进行制造业交换，然后有一个垂直分工体系，80%的制造品跟发达国家流动，跟发展中国家不沾边。但是现在在全球制造业中，发展中国家的份额不断地在上涨，这是一个新的变化。这个新的变化是我们的商品过去，他们的资金过来，构成了一个新流程，一个新流程在本次全球化浪潮中是没有的。

我们加入世贸这5年，得益于世贸的部分成果，但是我们取得的贸易成果来源不是因为加入世贸，而是因为全球化的新时代，使世界发生了很多很多新的变化，而这些变化使我们中国获得了贸易强势。

什么变化吗？整个世界大变化的原因，包括第三次全球化浪潮的原因是因为在国际贸易中产生的一块新利润，这块新利润是在国际交换中产生的，而这块新利润的产生，你用传统的利润，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利润都不足以解释，简单说就是在中国生产的耐克鞋被沃尔玛收购5美元，拿到发达国家市场上变成120美元，中间有几十倍的升值，这么大的价值增长幅度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利润，这块价值升值、这块价值创造是哪一个环节、哪个部门、哪一国劳动者创造的？我们用传统的理论解释不了。

最后讲交易费用，我们有没有交易费用的优势呢？发达国家交易费用占GDP的比重低于10%，我们前些年大概是30%，这些年降到20%，我最近刚看到一个报道，今年有可能降到18.5%，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比人家高得多。你看看传统的贸易，一个国家产生的贸易优势，在今天的中国我们一条都看不到、占不到。为什么中国能产生这样的优势？另一方面我们还看到一个现象。在前两次全球化浪潮中，发达国家是处于优势的。在第一次全球化浪潮中，发展中国家被掠夺，是被奴役的地位。第二次全球化浪潮，发展中国家被边缘化了。可是在这次全球化浪潮中，发展中国家第一次在制造业和贸易方面对发达国家出现了全面的优势，而我们中国表现得是最明显的。这都是以前没有出现过的。

从亚当斯密一直到今天，关于一个国家可以取得贸易的理论概括起来无非是四种：一中是亚当斯密讲的比较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产生的原因是劳动分工和劳动生产率的优势；二是过了100年以后，讲的是资源丰余，到了二战以后一直到七十年代又出现了新的理论，认为一个国家把一个或者若干个产业的规模做得很大，可以充分享受规模报酬，这个时候也可以产生贸易优势。到了八十年代以后，一个华人学者和香港大学的一位教授根据东亚地区的经验，没有太大的企业规模但是也出现了贸易强势，所以他们研究的结果认为交易成本低，也可以使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取得贸易优势。我们看一看这四种贸易理论，来解释我们今天的中国，我们看一看我们哪一条占得多？你说生产率，你说社会分工，我们跟发达的市场经济比较，我们能比得上吗？我们分工细化的程度，产业链的发育成语、产业集群的发育程度能根发达国家比吗？按照价值比我们是人家的13%，按照实物相比，我们跟很多国家差得很大。比如说一个生产1000万吨钢铁的钢厂只有两三千职工，我们宝钢、首钢有多少人？我们生产多少钢材？我们用实物劳动生产率比有巨大的差距。你说是资源丰富，中国人多，只能讲出来一个人多，但是要素结构理论，讲的是劳动力对土地的供应程度、资本对土地供应程度，就这么比较的话，如果要按照劳动力对土地，资本对土地来说我们和其他东亚地区的经济体比，我们并不比别人高多少，为什么贸易有时在我们这里，不在他们？我们说规模经济，我们的规模经济在什么地方呢？我们今年生产4.5亿吨刚，但是我们只有280多家钢厂在生产，人家是几家钢厂？日本生产1.4亿吨刚的时候是8家钢厂。我们乙烯的规模、我们汽车生产线的规模，我们所有讲究规模生产的部门，哪一个是规模经营，这样一比，差距非常巨大。

我上个星期在商务部参加一个大会的纪念活动，我谈了这样一个观点，我们加入WTO5周年，贸易增长速度非常快，我们八十年代的增长率是13%，九十年代是15%，入世5周年把今年算上是30%。我们看到这5年的增长速度比八九十年代快得多。这个原因是不是因为入世了，因为加入WTO了，我们争取到了一个更好的贸易环境，所以促进了中国的贸易高速增长，是不是这个原因呢？我本人认为有这个原因，但是主要不归于这个原因，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认为在这五年或者说九十年代下半期以来，世界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我们取得的成绩，一开始归结于新的全球化的背景，这比我们加入WTO所起的作用更加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中国在今天的世界上有很强的贸易优势，但是从传统的贸易来看，今天来的都是研究与贸易有关的学者，我们取得的贸易优势，我们从传统的贸易理论当中去找它的原因，找得到找不到？

下面有请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教授。当年由八几年“大进大出两头在外”，加工贸易突飞猛进发展，再到科索沃战争在1999年3月22号打响那天，王建教授提出很重要的观点，我记忆犹新是因为就是美元霸权和欧元霸权的较量，到了2003年3月18号，伊拉克战争打响的时候，王建教授还是坚持美元要打欧元，我当时印象十分深刻。最近，王教授又对外汇储备的问题做了非常有责任心、负责任的重要研究，得到了当家人的重视，下面有请王教授给我们做演讲。

另外，我就我们这摊东西略微讲两句。理论上说，特别是我们在谈判过程中，发达国家一直压中国说，应当大力采用国际标准，大力提高你的商品采用国际标准的比例，同时你应当这样那样。但经过这么几年我们发现，我们原来认为发达国家采用的国际标准肯定已经达到百分之百，但实际上最高的也才80%，基本上都在百分之六、七十。什么原因呢？他也是为他所用，对他有利的采用，对他没利的他也不采用。另外，就美国和日本而言，他认为现在的国际标准是欧洲主导型的国际标准，对日本产品和美国产品不利，所以他不很积极。今天上午有的领导谈了，咱们这儿谈全球化、国际化谈得红红火火，但是实际上现在发达国家的趋势是在向它的区域化或者几个发达国家的集团化方向发展。从欧洲来说，他原来向国际标准委员会和国际通讯联盟提供的制定国际标准的费用大大缩减，用来强化制定欧洲标准。美国就更不用说了，它的有些产品，比如说微软的操作技术，这类东西他是不愿意变成国际标准的，他就想成为事实的国际标准。同时这个标准还有一种新的国际经验，以前的国际标准是各个国家发明了东西以后无偿地贡献给标准化组织，然后把它变成公开的国际标准，以便组织工业化大生产，提高生产率，而现在为了各自的私利他不愿意贡献出来，或者是现在的国际标准、区域标准甚至国家标准里，把他的专利包括在其中。所以，现在卖一些标准的时候，里面还要交专利费。出现了这个问题，这对中国来说，我个人觉得入世5年之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比没入世之前更大。现在我们急需一批人才在各种国际场合上能够有中国的主导权、发言权，这样的人相当的少。所以，我希望咱们既庆祝入世5周年，谈成绩，更希望多谈一些能够启发我们大家以后更好的来改进的意见。

还有一点，我感觉到比较缺憾的是，确实我们大家都享受到了WTO入世5年来所取得的成果，但我总觉得到现在为止WTO的这套东西在中国仍然是阳春白雪，不是下里巴雨，懂它的，并且能谈出一点道理的，并且把它作为应对措施的，这些专家、法律人才还相当少。直到现在为止，包括我们质检总局在应付三天两头由于食品、由于各种各样的产品，带来的各种各样外国的抱怨也好、投诉也好甚至打击报复也好，大家都感觉到应当攥起拳头来好好对付，但是就是没有一批能战斗而且又懂法、又懂外语、又懂自己专业，在国际场合上能够应对自如的一批人。中国刚刚开始走这个路，将来的任务还十分艰巨。

另外，我个人觉得在整个WTO谈判，包括到今天为止，我始终有这么一个感觉，就是这套东西我们研究得还不够。刚才我给大家举例，技术壁垒协议是怎么出来的？为什么发达国家极力地要推出这么一个东西来？它的前因后果以及每个条文当初是怎么谈判出来的，我个人觉得也给世贸组织研究会或者世贸组织法的研究会提一个建议，他们可以组织一些人，就现有的条文来挖掘它产生的背景、产生的历史，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做到更心中有数。

我自己对谈判的最大体会是这样的，像上午很多首长和领导谈到的一样，如果中国没有改革开放就谈不上入世，入世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必然，这是第一。第二，我个人觉得应当这么来看这个问题，当时在谈判的时候我们都是属于基层的谈判代表，我们在一起聊天，中国的复关和入世。过去我们是共产党的发起人，那时候打土豪、分田地就可以入党，后来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脱党了，现在需要恢复党的关系，人家说行啊，但是现在党员的条件变了，党员的条件是八项要求，你自己说与这八项差哪些，你打算在多长时间内达到这八项要求，我们可以让你先进来，但是这八项中你可能有五项不符合要求，你准备用几年时间纠正该来。咱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入世的，因此这5年的过程中实际上就等于是按照承诺也好，或者是按照WTO的准则也好，摆正的一个过程。同时，我个人觉得还可以这样理解，中国决定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但是实际上由于长期走计划经济的路，我们并没有一批懂得市场经济的人、懂得市场经济的领导或者懂得市场经济又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一套法律和政策，我们也极希望有东西来借鉴，这时候WTO的操控性可以说让我们走了一些捷径，有一些不用我们摸索，都总结好了，照着办就行了。所以，这5年，我个人认为是消化我们如何理解WTO规则的实践的过程。同时，它带来的问题是WTO里所有的条文95%是规范政府行为的，现在大家所享受的这些成果实际上是规范了政府以后获得了宽松的市场环境所带来的。但是，我们真正的按市场经济要求，不要说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差得非常远，包括我们的立法，包括我们的行政运作，我们现在虽然有大量的法律法规，但是这样大量的法律法规原则上说还不是国家法，还是行政法；还不是责任法，还是权力法，这样带来的问题就是我们本来应当宽松的环境，实际上还没能够松到合适的程度。

我所工作的单位原来原来叫国家标准局，后来叫技术监督局，现在叫国家质量监督检验局，它所涉及的是对商品自由流通中，针对这些商品的内在质量是否对人身、动植物、环境造成危害。谈判中有20个议题，这是其中一个议题。这个议题可以说我们谈的时间虽然长，但是最后用一句不好听的话，我们这个议题基本上是混进去了，没有真正地按照这个议题进行实质性谈判，而只是把它停留在操作这个议题的国家的机关部门，由于是两个，进出口商品检疫局和技术监督局，所以造成外国商品进入中国到底要领几个证的问题，拖了十几年，最后国务院决定把这两个局合并，它跟其他的议题都不一样，其他的议题都已经谈了，比如说关税减让，5年内减多少，哪项产品减什么，我们这个议题在整个谈判中没有进行实质性的谈判，也就是说中国政府针对安全健康，对商品到底管制多少条，你的总目录是多少条，它执行的是什么标准，怎么检验证明它合格，可以在中国市场上销售，这些问题都没有谈。如果真正对这些问题进行实质性谈判，我认为中国入世还要再向后拖5年，因为到现在为止，中国政府仍然拿不出一个管理的清单来。

我还要给大家稍微讲一点，这个东西怎么来的？它源自于1970年，原来的欧洲共同体颁布了一条指令，叫做《消除商品贸易中技术壁垒》的指令，认识到在欧洲的一小块地方，二、三十个国家，由于对商品使用的法律、采用的标准以及评价的方法不一样，使商品从意大利的罗马运到英国的伦敦，就是由一个货车卡车司机运输，他要随身携带有关商品，包括他的车和司机本人57个证件，因此对商品流通带来很大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完全都是由于技术要求所造成的，因此颁布了这个指令。颁布这个指令之后，欧洲之外的国家，主要是美国和日本比较紧张，认为它在欧洲弄一个类似自由贸易区，可能会对美国和日本的商品进入欧洲市场带来障碍，因此在1975年东京回合的时候就把它作为一个提案，在东京回合的一揽子协定中，其中就有一个技术性贸易壁垒（简称“贸易手册”）。为什么在欧洲写的是产品贸易，到了关贸总协定的时候就变成了贸易？因为当时对产品和服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而这个协定既管产品又管服务，所以就直接针对贸易的技术壁垒。我希望将来我们的研究者和新闻界在谈到这块的时候注意，当然技术壁垒中也可以按照现在的说法，有安全壁垒、绿色壁垒等等，各个时期体现的不一样，但是都是技术壁垒。同时，技术壁垒不光存在着针对贸易的，还存在于针对政府的。比如美国限制很多高科技产品向中国出口，这跟贸易无关，是政治上歧视中国，不喜欢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所以从它自身的政治考虑。还有一个宗教和思想，比如说在中国以前出现过出口到阿拉伯的塑料鞋，后面鞋底的模压设计得让人家看着好象是阿拉伯文，人家就认为你在思想上歧视他，把阿拉伯踩在脚底下，所以这些鞋就拒绝进口，就地销毁。所以，这也不是因为贸易的原因，这是由于宗教和国家信仰，咱们谈世贸的规则，只是针对贸易有关的技术壁垒。

我一直在家呆着，头一次参加社会活动，纪念中国入世五周年，我自己也比较感叹，也有很多想法，但我的想法是为做研究的同志纠正一个概念。原来在经贸部，包括现在的商务部，一直把这个协定翻译成“技术性贸易壁垒”。这个翻译是不正确的，它是与贸易有关的技术壁垒，现在咱们世贸组织研究的问题就是消除贸易壁垒，贸易壁垒是一个大的壁垒，这里有若干的壁垒，比如说关税壁垒、配额壁垒、专利壁垒，技术壁垒是贸易壁垒出现的形式之一。所以，不能翻译成“技术性贸易壁垒”。

下面有请国家认监委原副主任夏铮铮讲话。

最后，我想提出一个观点，现在大家都谈创新型国家，刚开始我们强调引进，好象引进就建设更快一些。我的体会、我的理解是，创新型的国家跟技术的引进不是矛盾的，不是对立的。当然，主要的是创新，特别是发展到现在，举个例子，比如说天气预报，昨天有个新闻，为了奥运会我们在天气预报方面要进行重大的改革。颁布起草《气象法》的时候，主要是计算机的预报系统，自己不创新的话，花钱也买不回来。国外有近期预报，说明天下大雨就下雨，北京的预报是明天下大雨，结果明天阳光普照，情况突兀很大。所以，我们的技术方面还需要自己研究，否则的话光靠别人不行。但是，创新自主知识产权并不等于我们闭关自守，或者是削弱技术引进，因为万事不求人的思想根本不存在，日本到现在仍然是大量引进技术。而且据统计，它的引进技术比它输出技术还要多一些。像世界上大的公司，他们相互之间都有一种合作的关系，你用我的，我用你的，不可能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个公司来创造，一个国家也是如此。我感觉互通有无不但在今天，将来即使我们发展强大起来，也是要继续存在的。当然，现在很强调我们要自主创新，这点我感觉是正确的。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在自主创新的同时要看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创新以后才有跟别人谈判、合作的，否则人家不跟你合作。这点是我个人的看法，不一定正确，我就谈这些。谢谢大家。

除此以外，WTO的知识产权还有一点值得探讨。WTO建立已经有14年了，从94年4月15号签字到95年1月1号开始正式实行，现在已经11年了。但是，11年中有一个条款是正式修订的，就是第31条，是关于公共卫生的需要，特别是艾滋病、霍乱、疟疾等等，药品太贵，发展中国家买不起，怎么办呢？让他制造也制造不了，但是能够制造的国家，像中国、印度、南非这些比较有一定力量的发展中国家不出口，只能自用，不能出口，所以斗争很激烈，激烈的结果最后达成一定的妥协，这种妥协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第31条规定了若干个条款，这些条款把原来的门槛打破了，也就是说这些条款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总是要发展，总是要修订的，如果发展中国家能够意见一致，大家经过协商，也不是不可以改变的。据我所知，WTO成立以后，修改的只是这一个条款。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原因上午很多领导同志也谈了，整个改革开放的政策，入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同时，在知识产权的方面还有很重要的工作需要去做。

总而言之，这方面研究的情况值得我们的注意。但在执法方面还有一个问题，按照WTO的协定，有些对我们是有利的，但是我们没有充分的使用。WTO协议中关于知识产权的滥用有规定，其实这个规定很古老。知识产权不能滥用，还举出了例子，不实施或者不用，或者用的时候象征性的，市场上需要100万件，我出2000件，知识产权滥用就可以起诉你。我们国家也有这种制度，但是这种制度到现在基本上没有启动。特别是前一阶段发生的DVD的案件中，我感觉就牵扯到这个问题，都是专利，一件专利要那么多钱，二十件专利也要那么多钱，我说有没有正式的公文？他们说是口头上讲的，我说这显然违反WTO的协议。但是，这种东西是不是要启动？到不一定实际启动。据我所知最近巴西就有这样一个案例，瑞士治艾滋病的特效药，药价很高，巴西接受不了，说你们药价太高，又是公共卫生急需的需要，就用强制许可制度，在这样的情况下，瑞士把价格降低了原来药价的40%，减了一半以上。这些条款对我们有利的，在执法的过程中也值得今后加以注意。这是关于执法方面的问题。

利益方面，我们还有不足之处，就是知识产权方面，在执法方面还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执法方面，我个人的意见是两方面，现在谈得比较多的是我们侵犯人家的知识产权，侵权、盗版、仿冒、假冒方面现在的情况仍然很严重，而且有发展。这个情况要引起我们充分的注意。

举个例子，大家知道法国有个名牌叫“路易威登”，过去我们有假冒的，外国人也宣传，到中国就买了假的LV。现在据我了解，路易威登在欧洲的假冒来源过去主要是摩洛哥，一般的发展中国家仿制不了，因为要求很高，最近几年，他们发现欧洲进口假冒的相当数量是来自于中国。中国有些假冒产品不但在中国市场上销售，还走出去了，走到人家老家去了，这样人家公司受不了了。

因此，我们根据修法以后的情况，在知识产权方面的发展取得了重大的进步，涉及到高层技术的专利来说，按照我们国家的统计，在2000年我们入世那年，专利的申请量20万件，到去年2005年的统计，专利的申请量是47万件，增加了一倍还要多。基本上不牵扯到技术方面的问题，进展更快一些。过去自己的企业把标签卖出去，一个商标的标签5毛钱，感觉很核算，成本1分钱，卖了5毛钱，没有品牌的意识。我们入世以后，第一年突破30万件，第二年40万件，第五年50万件，到了2005年，达到664000件，增加了一倍多到两倍，从数量上是如此。从人们的观点，从企业上的看法，也逐步认识到重要性。我们经过改革开放以后发展出的一些大的企业，北京、上海、深圳，最近深圳有了万科的公司诉日本的索尼，就是我们的U盘是我们自主知识产权的产物，而且这种技术被日本的索尼公司侵犯了，不是我们侵犯别人的知识产权，而是他们侵犯了我们的知识产权，昨天达成了协议，他们承认了这一点，对我们做了相应的妥协。商标也是如此，前些日子山东的海信被西德的西门子给诉讼了，西门子也有S，德文字母是大写字母，和我们争夺欧洲的市场，海信不干了，这一个商标是不是在市场上能够立足？要充分认识这一点。所以，经过很多的斗争，最后把西门子放弃了，这方面从广度和深度上有很大的发展。

我今天上午听了很多嘉宾的精彩发言，讨论我们入世五周年的经验。我的发言是谈谈我们的知识产权。20年以前复关的时候，还没有提到知识产权，因为GAT里没有知识产权，乌拉圭回合里也没有，吵得一塌糊涂，列到日程里也吵，列到别的地方也吵，一直到最后，一揽子协议。所以，在知识产权方面，作为WTO的强大支柱，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对我们的挑战是很大的，有的时候考虑到国内外科学技术方面的差距还比较大，如果我们一旦加入的话，是不是对我们很不利？有些部门是不是会有一些摧毁性的效果？比如说医药方面，大家很担心。但是，实践的结果，今天回顾起来，应该说挑战还是在继续的，但是毕竟我们挺过来了。所以，当时这方面的分歧意见是很突出的。但是中国兵法有一句话“置之死地而后生”，没有挑战的话也没有劲，市场竞争最大的机制是引入了竞争的机制，这样我们才知道我们努力的方向。知识产权的重要性、它的意义，从企业的角度，从政府部门的角度，普遍地引起了很大的重视。因此，5年以来，我们在这个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我们以后有一个很艰巨的任务，必须把我们的法律全面修改，适合世贸组织知识产权协议的有关规定。修法的时候要明确，大家基本不要谈别的问题，就是跟世贸接轨，其他的搭便车再说。当时，我们知识产权的法律，从立法方面来讲，是现代化、国际化进了一大步。

很高兴今天在会议上见到很多老朋友、老领导。这次会议是庆祝中国入世五周年，2006年也是我们启动复关的20周年。1986年的时候，同时我们也参加乌拉圭会合的谈判，那个时候开了不少的会，差距很大，首先一个控制的问题是市场经济，是外贸体制，当时的提法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主，有的同志写成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符辅，不能提市场经济，只能提市场调节，这期间的变化感触比较多。

下午的会议现在开始。今天是入世座谈，希望大家把我们入世5年的盘点和下一步过渡期之后如何面对新的形势、新的环境和新的情况说出来，把干货谈出来。关于宏观经济问题、贸易影响的问题，这些都是很好的题目，但是我想我们要注重对入世以后对我国的行政法制的改革，WTO核心的理念就是原则中有例外、例外中有原则，一环扣一环，核心就在于让每一个成员能够发挥自己作为成员地位的同时，还要做好保护，这里有很多的规则来进行应用。我们法学研究院有一句话“例外可以反衬出规则”。希望大家下午谈谈一些干货，至于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对我国外贸的促进，利用外资的引进，这些具体的内容能够谈更好。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对我们行政体制改革的内容发表自己的观点。

下午的第一位发言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的郭寿康教授。

谢谢范行长。由于时间关系，非常抱歉打断了他，今天上午的会议到此结束。

第五，外资金融机构在很多领域，在华享受到超国民待遇。事实上中国银行业和外国银行业即使在国内市场也没有处于平等的竞争环境下。

今后怎么办？我觉得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政府应该继续对中国银行业扶持，基础是为中外银行业在国内创造比较平等的竞争环境。在过去的5年中，应该说中资银行业在有些方面比外资银行有优势，他们在有些方面比我们也有优势，我们有优势的方面是我们不受区域的限制，外资银行就受到限制，他们比我们有利的方面是他们的税收与我们不一样，没有我们那么多行政审批的事项。随着5年过渡期的结束，我们相比他们有利的方面没有，但是他们相比于我们有利的方面还继续存在，这就是中外银行在过渡期结束之后的不平等不但没有消失，而且增加了。具体来讲，税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再比如说，很多市场准入都需要批准，财务制度方面受到严格的限制。法律方面是执法环境。另外，加强改革的步伐，加大创新，力度，同时也要积极地组织学习，加强与战略投资者的合作，在合作中争取共同发展，取得双赢。

谢谢大家。

第四，银行业走出去的道路非常漫长，可以说刚刚开始。大家都有同感，我们整个中国的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是慢的，相比整个企业界来说，银行业走出去就更加滞后。我前不久到了中东迪拜，很多中国企业都去了，石油、石化的企业，生活在迪拜的中国人超过10万人，但是当地没一家中国银行，就连当地的监管部门都在呼吁，希望中国的银行业过去，但是我们这方面的步伐慢了一些。当然，中国银行要走出去可能不完全取决于我们自身，特别是在伦敦、纽约这样的市场，我们还受到了一些政治因素或者说非经济因素的干扰，一方面外国银行大量进入中国市场，另一方面却为我们的机构设置障碍。在银行业改革重组之前，他们拒绝我们过去的理由，通常是资本充足率达不到要求，或者抗风险状况不理想，主要银行业都进行了股改、上市以后碰到了风险。主要的是监管达不到他们的要求，事实上这方面欧美放松了标准，我就反对他们，我说既然不承认中国的监管能力，为什么你们那么多美国的银行、欧洲的银行到中国设置分行，他们无言以对。

第二个方面，讲一下我们面对的挑战，或者说WTO银行业开放带给我们的冲击。包括五个方面：

第一，我们现在的改革是初步的，在管理等很多方面，特别是国际标准的衡量，我们要做的工作很多。

第二，现在中国银行业的状况，经营上的好的表现，很大程度上是政策保护带来的，特别是价格保护，具体来讲是利率管制。

第三，由于分业经营造成了中国银行业功能上的局限，事实上我们现在还是处于传统商业银行的经营领域，商业银行的经营领域主要是存贷款打天下，这和国际银行的潮流相差甚远。

第二个数字是资本充足率。银行业的情况比大多数的国企更加严重，因为我们主要是靠负债，老百姓存款，很多银行是负增长，净资产是负数。到现在这个情况有了很大的改观，现在全国资本充足率达到标准，银行业资产上涨了75%，主要的商业银行，除了农业银行以外，都已经达到或者接近巴塞尔新的增长协议的要求。建设银行6月份的资本充足率已经达到13.15%，可以说中国银行业现在抗风险的能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银行业的这些成就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WTO及对外开放的程度。虽然有后过渡期的安排，过去的几年里对中国银行业的改革成就已经充分显现出来了。这是我要说的第一个方面。

我举两个数字来说明两个成果。一个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不良资产的问题。过去我们长期对外公布的不良资产的数字都是两位数，我们银行业从业人员更清楚，事实上比过去公布的数字还大。我个人认为在20以上，到现在这个数字已经降为个数，到06年3月份，整个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下降了7.33%，主要商业银行下降到7.64%，建设银行只有3.8%，到6月底下降到3.5%。而且这个数字的质量也提高了，过去我们的不良资产是我们自己说的，现在特别是在海外上市的这些银行，认定的标准完全是按照国际汇率政策，程序也更加严谨了，经过了外部审计师的审计，还有中间机构的竞争调查。我相信无论是百分之七点几也好，还是百分之三点几也好，这个数字更可靠。

总结一下过去几年的实践，银行业的改革有两次大的飞跃，一次是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的银行业从过去完全是政府机关的性质变成经济组织，虽然没有完全的商业化，但是可以说那次完全是从行政机关向经济实体过渡，这部改革进行得还是比较顺利的。第二次改革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比如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触发，97年的金融危机应该说给我们上了一课，很多人认识到了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在整个社会经济中的地位，银行的问题处理不好，会波及到整个社会经济，甚至影响了政府的决策。也下决心进一步推进改革，但是，应该说这次改革，1999年成立了资产管理公司，国家也发了一定的外债，剥离银行的不良资产，进一步为改革做准备。但是，很可惜的是，还要加大各方面的认识，99年这次改革没有继续下去。到了什么时候拉开序幕呢？就是中国加入WTO以后，很多人认为风险加大，随着后过渡期的结束，2006年底银行业全面对外开放，允许外资银行增加人民币业务。银行业想跟外资银行竞争需要有一些知识。2003年底，国务院作出决定，开展“三步曲”，就是注资、财务重组、银行改造以及国内上市。现在又过去3年的时间，大家可以看到，这次的改革比以往任何一次改革更加有成果，通过这次改革，国有银行真正实现从国有的经济体向现代商业银行转变。

金融业作为服务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WTO协议规范的一个重要方面。银行业和金融业及其他行业一样，在WTO协议下也会有挑战，我讲一些情况，和大家做一些交流。

我要说的是，在建设银行的工商领域，我们有民营的成份，也有外资的成份，不是纯粹的国有银行。入世带给银行业最重要的方面是推进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加快了银行业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步伐。

我们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这件事情如果在“十一五”计划中实现了，我们说要向市场经济迈进，现在我们自己打了69，如果实现了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就可以打到79分了。

最后一位发言人是建行的范行长，他可能要提到我国银行资本中非国有资本到底占了多大的比例，如果这个门向非国有资本开放了，我们市场经济的打分大概可以打到89分了。

并轨符合我们自己的发展，入世有利有弊，我们认为利大于弊。入世不等于请客吃饭，进去就可以坐下吃牛排。入世确实有利，这个利要你去争取，你成为成员了，有机会拿这个利，自己不拿，利不会自己掉下来。有弊，你也用那个条款把它淡化了、弱化了或者抵消掉，这个也要你做事情，不能一看有弊端就不做了，好处是不会自然来的；弊通过我们的努力，包括企业政府是可以把它弱化或者抵消的。所以，现在社会上继续争论，说明是一件好事情，说明大家对全球化的进程都在关注，但是不能说这个地方有毛病，是入世导致的，就说怎么改进就行了。

谢谢邓局长。

第四个方面，中国资本项目开放的展望。“十一五”规划确立了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总体目标。第一个，我们将认真把握我国金融开放融入全球化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按照循序渐进、统筹规划、先易后难、留有余地的原则，分阶段、有选择地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促进国民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主要是逐步扩大国内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第二个，要进一步扩展资本流出的渠道。第三个是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的监测预警体系建设。第四个是抓紧修订外汇管理条件。

由于时间关系，具体的内容就不说了，谢谢大家。

第三个方面，金融服务汇率开放度的提高，对我国的资本管理带来挑战。由于金融服务问题、贸易的开放对我国金融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鼓励金融机构改革，提高国内金融机构的竞争力，开拓国际金融市场，参加全球化生产和资源配置。但与此同时，由于金融服务贸易的开放，也对我国国际收支状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管理也带来了新的挑战。一是跨境资金的容量有所增加；二是金融创新步伐的加快。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以后，竞争压力加大，国内金融机构不断进行金融工具创新，突破金融投资的品种限制，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市场主体提供更多有效的风险管理手段和投资机会，提高金融交易效率，提升市场价格发行能力，但也会带来预期值外的负面效果，加大风险，增加资金管理的难度。三是使外汇监管难度加大。四潜在的金融风险增强。

三是引入境外投资制度，带来先进的投资管理理念和规范的国际操作惯例，为进一步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创造有利条件，同时积极推动境内合格机构投资者制度，支持金融机构开发适合境内机构和个人的理财产品，满足市场主体对外金融投资和资产管理的合理需求。

四是大力培育和发展外汇市场，适应金融市场主体增多，外汇资产增加的情况，大力建设和发展外汇市场、证券交易主体、完善交易机制、丰富交易品种，尽量满足市场主体，减少货币错配，降低汇率风险的要求，不断增强金融机构的灵活性，提高市场主体风险管理能力。

五是完善外汇管理法规体系，建立系统稳定的资本项目外汇管理法规体系，为提高金融机构的竞争能力、服务水平创造的制度环境，采取多样的宣传形式，广泛涉及外汇管理政策法规，增强外汇管理透明度，满足WTO透明规则的要求。

另外一个方面，讲一下配合金融服务贸易开放取得的资本项目改革的成果。2001年以来，我国按照入世协定和具体承诺表，积极兑现入世承诺，银行、证券、保险等机构的服务对象，定义范围和业务品种全面开放，外资股权上线逐步放松和取消。伴随着金融服务贸易开放的步伐，稳定推进外汇项目管理改革，为金融项目开放营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一是促进了直接投资的便利化，配合金融服务行业准入和股权可支付比例的放宽，基本放开直接投资领域外汇管理，以经济为中心，侧重于解决投资的真实性、合规性，掌握直接投资资本跨境的基本数据 ，取消已开放领域的资本汇兑障碍，丰富利用外资形势，引入更多的跨国兼并收购、项目融资等。二是统一中外资银行外代政策，履行WTO国民待遇原则，调整境内外资银行的外汇政策，外汇银行境内机构发放的贷款按照国内国外贷款管理，外资银行、外债税金、总量控制每年根据我国宏观经济和外汇收支形势参考外资银行外汇信贷增长情况，短期外债指标的使用情况以及我国外债规模增长的趋势，制定合理的外资银行短期的外债指标。

下面我想就我国金融服务贸易开放与资本项目可兑换谈一点观点。金融服务贸易开放与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关系，一般来讲，金融服务贸易开放并不必然要求资本项目可兑换，在WTO承诺中我们并没有承诺资本项目的可兑换。但是，金融服务贸易开放，不可避免地必然要加快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程，一方面金融服务贸易开放和资本项目的可兑换不能等同，金融服务贸易开放是就交易本身而言，目的是增加市场准入，消除准入的歧视，对外国竞争者提升金融市场的开放。资本项目可兑换，并关注资金的流动和汇兑，促进资金的国际流动，实现更有效的资源配置，提高投资效率。WTO成员方并不承担资本项目完全开放的义务，即使对服务贸易总协定项下的金融服务贸易实行完全自由化，也并不要求资本帐户的完全自由化。另一方面，金融服务贸易开放和资本项目可兑换，是相互联系、共同发展的。金融服务贸易开放其实就是金融帐户开放的一部分，比较比会引起资本跨境转移，与此同时，金融服务贸易的开展也需要资金流动的支持与配合，WTO规则明确要求，世贸成员不得对任何资本交易设置与具体交易承诺不一致的限制，即成员方作出了市场准入承诺，如果资本的跨境流动构成该服务的必要组成部分，该成员有义务允许有关资本跨境流动的自由化。

第三句话，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要想再上一个新的台阶，必须进一步开放。开放使我们能够站在一个新起点，能够开拓我们的视野，能够借鉴外部的资源，借鉴外面的技术，因而能够使我们在短时间内实现跨越性的发展。因此，要想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再上一个新台阶的话，必须要进一步的开放。

再一点感受，要学会在开放的环境上，适应这种环境，来发展我们自身。要在开放的环境中争取在国际竞争的总格局中争取主动，增强自己的竞争力，最主要要做到几个方面：一是要不断地完善体制，改变我们的增长方式，建立健全我国的法律体系、监管体系；二是要增强自身的实力，增强自身的竞争力，因为开放最突出的一个方面是必须增强我们的竞争力，因为在开放的条件下，在资源自由配置的情况下，谁的竞争力强，谁就能在竞争的总格局中争取主动。过去我们认为谁有资源谁就有更大的竞争力，但是开放条件下，有资源的，如果我的竞争力比你强，那我的优势更大，不仅仅是拥有资源。因此，要提高自身的竞争力；三是要提高自身防范风险的能力，因为对外开放，各种经济上的不确定因素会对你有冲击，因此要提高自己防范风险的能力；四是增强自我保护的能力，我们遵守规则，同时也要争取自己的利益，保护自身。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上午好！非常感谢中国WTO研究会、中国法学会和北京大学给我在会议上发言的机会，我想首先讲一个大的体会，简单地讲就是几句话。

第一句话，我感觉到中国改革的经验表明，哪一个地方、哪一个行业对外越是开放，越是发展得快。我们从沿海和内地的比较，从涉外产业和国内对外的产业比较，都可以看出这一点。

第二句话，入世以来，我们的经济发展很快，刚才大家都讲了。第一个是使我们能够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来配置我们的资源，提供了一个更大的发展空间。另外，加入WTO以后，使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的突出标志就是以开放来促改革，在过去没有开放压力的情况下，我们的国有企业和其他企业可以慢慢地改，不一定要加快步伐。但是，到我们对外打开大门的时候，大量的外商进入，这时候竞争加剧，要么是在竞争中生存、发展、壮大，要么在竞争中淘汰，没有慢慢来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小。这是讲入世以后，使我国的改革进入了新的阶段，有了开放，给改革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和推动力，包括行政方面的改革、金融体制的改革等等，都是在入世以后提出来的，而且提出得很尖锐。

下面请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副局长邓先宏发言。

现在这个年代要捍卫入世的成果，确实要考虑我们如何崛起。但是这个崛起，前一个时期我跟中欧学院的学生，CCTV2财经频道的任学安总编导谈了《大国崛起》的题目非常好，但是我们从大国崛起的8本书9个国家来看，他们当时崛起的时候差不多都是通过掠夺资源过来的，它也有这个问题，在工业化的时候靠大量的投资，因此造成了消费者、工人获得的效益少，肯定就会发生不和谐。所以，马克思的学说就又有了。到现在这个年代，如果作为一个大国，中国要崛起，根本就不可能再去掠夺资源，我们就靠自己。也不应当过分地把投资搞大，如果投资搞大了，吴敬琏教授讲的所有的担心都会变成现实，经济学家如果只是解决三年、五年的问题，他还不算伟大，要会看到十年、二十年以后的情况。我看到吴教授讲得非常精彩。所以我们现在的任务，特别是上海、珠三角，这些地方应去研究，我们有这个实力做哪些事呢？我的感觉就是现在中央提出的新闻点当中有坚持创新，有现代服务业，有城市化进程当中的新农村，这些事情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好，增长方式还是靠入世初期的时候把外贸出口搞大，吸引外资过多，这些事情马上就会发生在眼前，这是我们值得思考的。人民银行、外汇管理据都在采取措施，但是如果各个地方政府拼命搞投资的话，不注意经济发展规律，绝对是有问题的。我跟任学安总编导说，《大国崛起》的8本书9个国家，如果现在考虑我倒有个建议，可以去研究创新与崛起。最近崛起的有些新的国家，不能考虑资源，像芬兰、瑞典、韩国、新加坡，他们发动一场战争把别人的东西拿过来，这好象是个麻烦，但它怎么崛起？其实它们已经崛起了，综合竞争力评比的话，他们都在前面，就是靠创新。现在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又不可能到别的地方拿资源，自己国内的资源有限，所以还是要创新。整个创新的大思路，喊几句口号其实是没有力量的，一定要分析清楚。创新还是比较重要，我们如果能够走好这一步，恐怕入世的效果会更好。

我想，今天在座的各位，一定是入世的捍卫者，同时也是在登门入室之后，我们要登台演戏，演崛起的戏，这么一个壮举的捍卫者。

特别是经济总量、经济效益，这是最重要的，不光看有多少出口、有多少项目，去年还是前年上海自己就有1400亿，这个数字在内地好多省份是不可思议的，经济总量和效益都上去了。我当时在开发区当总经理，开发区一年的税收也有140亿，几个大项目就可以有140亿的税收，但是如果没有入世，根本就办不到。

最近好象听说有一些人对入世还有意见，我想这些都不重要了，有这种观点的人，未必不用通过国际贸易引进的产品，未必家里还是用着老式无线电，不用洗衣机、自己在洗衣服。我感觉到，在入世的问题上如果我们有了入门的话，现在应该考虑崛起的问题。因此，刚刚吴敬琏教授的讲话以及其他几位领导的讲话我都非常赞成。

我今天是来学习的，在座的诸位好多都是我的老领导，我在1995年—2003年的8年间在外经贸委工作。因为自己的亲身经历，对入世确实有很多感情，同时在入世的阶段，都随着老领导、专家，我们上海也为入世做准备，做了很多工作，包括俞晓松领导，申博的时候我是上海的秘书长，跟随俞主任到法国去过多次，把申博的成果拿到了。这些经历从我们本身来说，对加入WTO的感受是非常深的，因为我们身边的变化非常多，我们看到上海利用外资、外贸出口都飞速地发展。过去说两三百万不要想着出口，但今年年底在上海可以达到2100万不要想，总吞吐量稳坐第一把交椅，从去年开始在全球已经是不可撼动了。

谢谢佟老的精彩发言。下面还也几位嘉宾要发言，一位是上海市人大的朱晓明主任，一位是建行的范行长，还有一位是外汇管理局的邓局长。现在我们请上海人大的朱晓明副主任，他当过上海市外经贸委的主任，请他发言。

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在学会多边形式下的发展、应对以外，我们绝不要放松区域合作、双边自由贸易的谈判，因为这个事情不是我们发起的，欧洲人发起的，美国人发起的，所以最近几年我们开展的这方面的谈判都很好，一定要抓紧。尤其是与我们今后经济发展有直接关系的、资源性的、能源性的合作，我们非要抓紧不可。

谢谢大家。

现在事实上发展中国家对我们时有发起反倾销的案子，怎么办？我想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心态要放正，经济问题就是经济问题，我们不要把经济问题轻易地政治化，哪个国家对我一发起反倾销，就是外交上对我不友好，不要这样想，我们要根据事实来判断。反过来，我对你发起反倾销，也是经济问题、国家利益，而且在这个问题上毫不掩饰，我们过去多年来做好多事情，实际上我们是考虑自己国家的大利益，我们不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学美国人，多注重我们的国家利益，因而在一些原则上我们是不能让步的。在这里，既要在多边规则之下发展、生存，在多边的规则之下打官司，我们需要一大批精通国际商法，尤其是WTO规则的队伍，这点上我越来越感觉到太缺乏人才了，如果就事情说事情、就规则说规则，我们没有这些人，不是多，是太少了，像北大、政法大学等其他有法律学院的法律系的大学，都应该把它作为今后我们国家在世界上自处的任务，培养这方面高素质的人才。这种多方位的竞争，从国际上现在转到国内来了，怎么办？好多问题上我觉得我们应该立法，我们现在行政上执行法律的细则跟不上。最近外国银行到我们这里设分行，100万元以下的不能放开，如果单独在我这里注册法人的，10亿人民币资本就可以吸收100万亿以下的所谓零售业务，这就是细则。

我一直担心的，直到今天我仍然担心，我认为我们左右资本市场的能力远不是欧洲、远不是美国人的对手。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刚才吴行长讲，希望我们给他们呼吁，使银行的手脚放得更宽一点、松一点，如果是这个问题，我想我是愿意呼吁的，绑着手脚让你开放，那是很难的。我有这样的担心，服务贸易这12大类当中，我们进一步开放之后，有一些地方需要做大量的工作，一边去学他们，一边需要维护我们现有的能够维护的利益，我们不妨利用保护条款。

第二个想法，在竞争形势之下，我们要学会在国际多边也就是WTO的规则之下，怎么样发展我们自己，怎么样在发展中壮大自己的行业，尤其是重要的行业，从而引出的结果是一边发展了自己，一边维护了我们产业乃至于国家的经济安全。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想当然，开放是我们的基本国策，不开放不可以，而且我们从开放中得益很的，这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开放必须要有一系列的管理，从国家的法律和政府的行政法规到企业的治理，都要跟上形势。因而，我想在新的竞争中，我们诉讼别人的机会会增加，我们被他们诉讼我们倾销的机会还会增加，而且面还会普及到各类国家。

现在5年过去了，我们该履行的义务也都履行了，当然也还有一些问题是别人加在我们头上的，过渡期还没过去，像12年、15年市场经济等等这些问题，不管怎么讲，我们的过渡期过了以后，市场开放程度更宽、更广、更深了，我们前面说到的取得的成绩实际上归结到一句话，就是我们利用了国内外的形势改善了我们国家在国际之间的经济、贸易的大环境，我们对你开放市场，这140几个国家，主要是那几大块，也向我们开放了市场。今天我们在5年以后更要开放广一点、宽一点，我想直接会引起更激烈的竞争，竞争一分为二。经过我们这5年来竞争的结果，我们不是倒下了，而是像我原来想的一样，有的经过洗礼之后变成了凤凰，有的本来就不行，而我们比过去更强大了。但是，我们面临新的竞争，会是更深入、更细微，包括像刚才秉金提到的问题，我们不能不倍加注意了。

另外，我们自己内部的同志感觉过分良好，这种事情也时有发生，真以为我们现在超英赶美了。我们还是要客观地、冷静地观察我们取得的成就，使我们增强信心。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我们还是发展中的大国，我们还有长远的路要走。我们之所以这5年来取得很大的成就，我想主要是由于客观上经济全球化引出的一场新的产业调整，主观上深化改革开放这两个因素促成的。现在我们对入世听到各种不同的声音，我想主旋律还是认为中央的决策利多弊少，花了15年时间，争取加入到多边的世界贸易组织是很正确的，而且在这当中我们得益不小，我就不举例子了。因为部里边其他的同志都有这些方面的统计数据。

当然，我在那里作为发言人之一也成了焦点，所以给我一个感想，我们今天的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确实是从政治到经济都提高了，以至于外国人对一些铁的事实也不得不持公正的态度，特别是在美国政府工作的人，像美国USTI的人，和我们谈判了多少年的美国贸易谈判署的人，他们以学者、以私人身份参加这种研讨会的时候，态度相当持平，包括美国前驻华大使，现在是那里的副贸易代表，态度都非常持平。我想说我们这些年，尤其是入世5年以来，我们在政治方面，在经济方面的发展，贸易连续翻番的形势，确实使得我们整个的地位发生了改变。固然说我们现在是世界老四，是第三大贸易大国，这不完全可取，我承认，因为在这当中，他们按照我们现在八点几个汇率算出来的，如果按照GDP的算法，如果按照日本人和印度人给我们折算的算法，那我们现在不是二万二千几百亿，早超过四万亿了，就不是世界老四，弄不好是世界老三向世界老二迈进了。先不评论是不是完全科学，但是是个很重要的参考数据，我们国家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受到了他们的尊敬，因而我要说明的是，我们的心态要适应这种形势的变化，既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要过于感觉良好。现在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是正经为我们的和平崛起感到高兴，特别像美国民间的好多人士，仍然为了我们的高速发展感到高兴，像斯诺基金会。但也还有另一种人，把我们说得比我们做得要好多了，说到了2010年、2015年、2020年，最晚是2030年，我们是绝对世界第一，要超过美国如何如何，因而引入一个副产品——中国的崛起不会带来和平，会给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带来威胁。我觉得这个值得我们警戒。

今天第一次有人管我叫佟老，说明我们都老了，我现在已经从会长的位置退下来了，成了终身荣誉顾问。今天开这个会，我想很是时候，也应该开了，特别是今天来了这么多的老同志、老朋友、老学者、老专家，欢聚一堂，各抒己见，形式非常好。因为WTO这个话题好象是个永久不衰的话题。10月份我到美国去了一趟，参加两个研讨会，一个是美国的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据说他们是美国政府的智囊，他们主办的。另外斯诺基金会提前给我们总结中国入世5年，从美国人的视角看中国入世5年来的形势，对中国、对世界、对美国是好事还是坏事，哪些地方可取、哪些地方应该避免、哪些地方应该改进，我们要赶这个时候，12月11号，所以我们比他们晚了。在那个会上，实际上也是美国人帮助我们总结我们入世5年来的利弊得失，这也可能是巧合，刚好那两天《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发表长篇的文章社论，观点非常持平，对我们评价甚高，多加赞许。当然，我在那里作为发言人之一也成了焦点，所以给我一个感想，今天的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确实是从政治到经济都提高了，

下面请入世谈判的第二任首席代表佟志广副会长给我们做报告。

我推荐一个，原来的党组书记陈清泰同志，他是专家。

谢谢吴老，我们一定向有关部门反映，通过我们研究会本身的论坛的力量，这样的汽车研讨会我们会搞的，配合近期北京的汽车展览我们搞过一期，搞得很成功，如果以后我们办这样专门的汽车论坛，也希望吴老光临。

他认为像现在这样搞下去很危险。当然我们的三大，他们有他们的想法，他们可以把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研究。过去从56年一汽卡车下线，一直到改革开放，在新的情况下应该怎么办？要深入地做研讨。

差距太大了。

比如说吉利，他也有一套，他认为我们完全可以和外国竞争。

民营企业一个是奇瑞，一个是吉利，算是我们的自主品牌。

关于怎么发展中国的汽车产业，我建议组成专题的讨论，深入地让大家讨论，因为对这个问题议论得很多，涉及到的方面很多，包括飞机制造什么的，我们可以选一个汽车，听听各方面的意见。我也听到中国不少民营汽车制造商，他们说的好象又是另外一回事儿。

谢谢秉金，秉金同志提到了汽车销售问题，我知道他一直在操心着，他的呼吁我相信商务部有关部门已经得到了消息，目前外国品牌汽车在中国的投资和销售有一套办法，这套办法是在特殊的情况下所形成的，这个办法正在相当程度上排斥我们国内汽车零售商的利益，秉金同志的呼吁，值得有关部门重视。

下面还有几位同志发言，发言完之后，坐在会议厅周围的研究生、年轻人有机会发言，有机会提问，在座的学者、教授、官员都会乐于跟你们交流、回答你们的问题。如果你们现在就有问题要提，也不妨写成条子交到我手上，这样更好，如果不这样，在嘉宾发言完之后，请你们踊跃地举手。

大家都知道，我们搞汽车搞了50多年，从一汽卡车56年下线。第一辆轿车那是日本和韩国搞出来的，为什么他们可以搞的这么好，这里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不想多讲。现在中央提出来要搞自主品牌，要自主创新，这个路怎么走？值得我们通过这次研讨再进一步地探讨这个问题。技术都操控在别人手里，现在我们的合资企业技术和市场都掌握在外国人手里，中国的话语权没了，过去中国派代表团到外国采购汽车，人家很热情地接待你们，你去谈的就是价钱，价格全控制在人家手里，而且已经构成了关联交易，他自己生产、自己销售，在美国本土是不允许的，相反在中国就可以。所以，我们要遵守规则，更要注意我们如何利用规则巧妙地保护我们自己，否则我们的产业是一句空话，因为技术都掌握在别人手里。

因为是座谈会，我个人的观点就不讲了。我参与世贸组织谈判时间也不短了，但是我作为企业方面的人、行业方面的人，现在还有一个目的，我们参加谈判的时候，我们的知识结构有点缺陷，就是我们懂外语的人、懂得法律的人不多，但是懂外语的人、懂法律的人了解行业的情况又不多。如果今后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我们在对外谈判的过程中还会取得更好的成绩。

举个例子，汽车分销领域放开之后，外国的公司直接在中国做总代理，原来是外国的公司委托中国做总代理。品牌管理办法是说境内外企业同时可以授权自己的总代理，境外企业像美国通用、克莱斯勒、福特，日本的丰田，德国的大众、奔驰、宝马都可以在中国设立自己的经销总代理，这意味着什么呢？今年大家看了汽车展览会，非常热闹，来了这么多车，以前没有，从规格、品种、款式来得非常多，为什么来了呢？因为我们的政策确实给他们带来了很多商业机会，他们把所有的车都拿来了，其中一台800万的车也卖出去了。过去他们拿来的很少，得考虑能不能在中国市场销售掉，现在来了以后就地销掉了，所以来得非常多。也就是说外国汽车进入中国市场已经畅行无阻了，现在我们国内的汽车行业是什么情况呢？6000多家零部件企业、500多家汽车厂，95%以上是独资和合资的，核心技术掌握在人家手里，市场一放开，从上游到下游全部放开。因此，中国汽车今后的出路有两个，一个是被外国垄断，一个是发展自己的民族品牌。

因此，我个人认为我们今天全部放开了，包括汽车领域，是我们最关键的一个产品也都全部放开了，无论是从关税税率还是其他都放开了。现在美国提出中国汽车威胁论，我不知道这是从何而来？中国汽车市场放开以后，现在外国的汽车厂商可以直接作为分销商进入中国，我们是按这个做的。同时，最近据我了解，美国最近又提出40多种数控机床在内的产品，对中国的出口进行管制，也就是说在中国全方位放开自己的市场机制的时候，美国对中国进行限制。所以，我认为强调规则是对的，如果我们一味地按照这个规则去做，没有很好的措施，中国还是吃亏。我说过，如果规则强调过分了，就使我们的企业、行业当成中央红头文件了，我们不是反对规则，不是不遵守规则，我们在规则的调整下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能够巧妙地运用这个规则保护我们自己，这是对我们至关重要的。所以，我认为入世5周年以后，今后我们在研究应对措施的方面，要真正地踏踏实实地研究。

非常高兴有机会参加今天这个座谈会，在座的很多都是我的领导，也是我的同事；还有一些是专家、学者。因为是座谈会，我事先没有做准备，根据我的体会发表一点自己的意见。

我认为加入世贸组织是中央的一个重大决策，这点是没错的，而且我们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确实也体现了我们作为一个大国的参与率，使我们在这个平台上不但有了发言机会，还有利于我们进一步地促进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我们国家竞争的方针，这是不变的。加入世贸组织5年来，中国作为这么大一个国家，我们确确实实按照我们的承诺全部履行了责任，确实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们履行了自己的承诺。我个人认为这里有什么问题呢？世贸组织是由100多个成员国组成的，大家共同制定了规则，大家都要遵守这个规则，这是没有错的，但是这个规则与各个国家的实际情况千差万别，刚才有嘉宾讲了两句话，一个是开放市场，一个是制定规则，我不反对这个观点，但是当别人不遵守规则的时候你怎么办？或者在他遵守不够的时候你怎么办？

谢谢吴行长的发言，下面请徐秉金会长发言。他也是中国WTO研究会的副会长，他现在还是商务部另外一个协会——中欧协会的会长。他在入世谈判中和中国与众多的WTO成员谈非关税措施的时候是一位主将，现在请徐会长发言。

第三，人民银行推进利率市场化，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引导市场利率走势，完全出于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的需要。最近媒体对中央银行引导货币市场利率的方式有些误解，所以我想讲一下这个问题。人民银行推进市场化，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引导市场利率走势，完全出于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的需要。

中央银行是人类在经济运行中创造的稳定金融市场的工具，它垄断了现钞发行权，从理论上讲它以政府信誉为保证，可以无限地发行货币，在中央银行的货币创造能力要受经济需求的制约，否则将会付出经济崩溃、政府倒台的代价。因而，央行的所有政策考量以社会金融稳定为基础，央行不会在调控中考虑自身财务问题。人民银行作为中国的中央银行，同样没有自身财务可持续的考量，它所关心的是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人民银行将持续不懈地努力，推进利率市场化对完善金融资产定价基准创造条件，促进金融资产价格形成机制的完善，提高社会资金配置的效益，促进国民财富的增长。

我的发言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三是创造逐步完善无风险收益率曲线。各国无风险收益率曲线是由国债收益率曲线构成的，是金融资产定价的基准，过去由于国债发行实行发行额的管理，使得国债的期限构成不尽合理。今年国债改为余额管理，这有利于改善国债的期限结构，有助于完善无风险收益率曲线的形成。

四是增加人民银行利率形成机制的弹性，人民银行利率包括存款准备金利率、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再贷款利率和再贴现利率，2004年，人民银行建立了再贷款和再贴现利率的付息制度，但是在运用和利率生成机制上仍有不完善的地方，有时会产生利率规定与市场运行情况脱节的情况，我们将通过改善利率生成机制加以完善。这个主要是针对我们要求商业银行的贴现利率要高于再贴现利率，但是现在由于流动性过剩，所以货币市场的利率已经低于再贴现利率，商业银行的贴现利率也在很大程度上低于中央银行的再贴现利率，违背了我们制定利率的规则。但是，它反映了客观的现实。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人民银行要做几方面的工作：一是人民银行正在培育中国的基准利率，从今年10月8日开始，人民银行在货币市场试运行了上海银行监督业拆借利率报价工作，这是由16家报价行报出的对信用等级较高的银行拆除资金单位无担保的批发资金利率，这是16家报价行报出的对信用等级较高的银行拆除资金的单例无担保的批发资金利率。从2007年1月1日起正式对外发布，人民银行将不断完善货币市场制度，完善利率生成环境，培育为中国的基准利率，为中国金融调控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调控创造条件。

二是逐步创造条件，改善对存贷款基准利率的限制，疏通货币市场利率向客户利率传导的机制，控制存贷款利差是现阶段金融机构市场约束不强下的选择。这在维护商业银行稳健经营的同时，割裂了货币市场利率向客户利率的传导，我们将从减少基准利率档次、逐步放开大额存款利率、逐步改善贷款基准利率的形成机制等方面为放开存贷款基准利率创造条件，为完善金融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创造条件。

在金融机构的经营竞争能力和产品的竞争能力方面，我今天讲一下提高中资金融机构产品竞争能力的条件。提升金融机构的产品竞争能力，就必须提高产品的定价能力，这个能力除了自身的努力之外，还需要外部条件的配合。作为中央银行来说，我想就应该为完善金融资产定价的基准来创造条件。近年来，人民银行积极、稳妥地推进了利率市场化的进程，目前还需要再解决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尚未形成市场基准汇率；二是货币市场利率和客户利率分割；三是尚未形成完整的无风险收益率曲线；四是中央银行的利率体系尚不能灵活地调节市场供求。

提高中国金融业的竞争方面，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要改善我们中资机构的治理机构，转变经营机制，提高金融机构经营的竞争力；第二个是要改组内部中资结构，提高产品定价能力，提升金融产品的竞争水平，产品的竞争力最大的问题在于我们的中资机构要学会产品定价；第三个是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为中资金融机构创造平等的竞争环境。我觉得中国人一点也不少，其实很多的外国机构用的都是中国人，我们的中国机构之所以竞争力不强，关键是我们自身受到了很多的约束，我希望我们的方方面面能为中资金融机构的发展解除束缚，把中资机构放活，才能跟外资机构竞争。

非常高兴出席中国入世5周年座谈会。正如刚才各位同志所讲的，中国加入WTO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来自于我们理念的转变，来自于中国政府管理经济的思想的转变和管理方式的转变，也得益于开放进一步促进了中国的体制改革的深化。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金融也必然会全球化，在入世之后，中国的金融业也会面临着更加激烈的竞争。我们中国的金融机构、金融业能不能在这场竞争中处于领先的地位，或者是能不能够健康地发展，是社会上所关注的问题。有些人说中国的经济安全受到了重大的挑战，这里很大的一个担心就是中国的金融业能不能够在这场竞争中胜出。我想，要想提高我们的金融业的竞争能力，不能够靠保护，只能够靠进一步的竞争。

谢谢乔部长。下面请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发言。

三是巩固涉台工作成果。我在世贸组织中的涉台斗争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涉台斗争仍然是一项长期、复杂、艰巨的工作。台湾方面仍然会变换筹码，利用世贸组织搞小动作，尤其是今后岛内政治可能出现新的变化，我在世贸组织中的涉台工作也将面临新的复杂因素。我们要根据中央有关的方针政策，研究涉台工作的新思路和新办法，把涉台工作做得更好。

四是培养专业人才。人是我们工作成败得决定因素，我们多边经济外交队伍还有待进一步提高，要研究如何从机制上进一步改进培养人的工作，也要探讨如何使更多的中国籍人员进入世贸组织的相关机构。

最后，我代表外交部做个表态：外交部将一如既往继续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参与世贸组织这篇大文章，维护我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谢谢大家。

一是营造发展环境。继续积极参与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和修改，为我国发展服务仍然是我们面临的重要任务。同时，我们也要在多哈会合谈判方面继续发挥作用，施加影响，提高形象，要利用世贸组织这一平台宣传和发展理念，化解中国威胁论，妥善处理贸易摩擦。

二是争取待遇问题。不可否认，我国的一些方面已经具有了发达国家的某些特征，但是正如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所指出的，我们仍然是发展中国家，远未超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应该继续坚持发展中国家的定位，尽量延长我作为发展中国家应享有的优惠性待遇。

最后，我也想再谈一下对于今后工作的想法。经过世贸组织后过渡期，我们要继续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深化对经济全球化发展规律的认识，利用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实现我国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目标。总的看，我们在世贸组织中，面临的机遇仍大于挑战，总体条件对我们有利，我们要继续充分利用入世以来争取到的有利条件，积极参与世贸组织的有关工作，充分发挥多边经济外交优势，在维护拓展我们发展的方面有更大的作为。我认为有四个方面的工作：

有两点尤为突出，1.是国际关系中的中国因素上升。我们抓住入世机遇，加快发展自己，成为全球化进程中最大的收益者之一，我国的利益和影响正向全球延伸，国际社会也越来越关注我国经济贸易形势及其对全球经贸的影响。但各方对我国发展的心态也是复杂的，西方国家担心我国发展冲击其传统利益，对我国既防范与合作两手并重，并希望我在解决全球经济失衡、汇率发展等方面承担更大的责任，在解决全球性问题上对我切中的一面也在上升，发展中国家有的希望我增加援助，有的与我加强合作，分享发展经验，有的对我也存在疑虑。特别注意的是，我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摩擦呈上升趋势，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和中国责任论不断出现；2.传统上在包括WTO在内的现有多边经济领域制度性安排当中，仍然是北强南弱，我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贸发展迅速，对国际格局的塑造力和影响力上升，提升了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力量，一定程度上改变着南北力量的对比，对国际经济格局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国际经济格局酝酿着新的调整。

我们在这个机制内的作用是积极和建设性的，同时也避免了卷入矛盾的中心，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此外，入世5年来，我们积极履行承诺，在法律法规建设、降低关税、取消非关税措施、开放服务贸易、银行业改革、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重大的举措，显示了我重信守承诺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受到了国际社会的积极评价。WTO总干事拉米对我们的评价就很说明问题。

三是积极参与经济建设，锻炼了多边经济外交队伍。入世以后，我国迅速向WTO派驻常驻代表团，积极参与有关磋商，我们的经济外交官们白手起家，学习和实践相结合，逐步熟悉规则，运用规则，并参与制定和修改规则，积累了多边谈判的经验，培养了一大批成熟的多边经济外交、多边经济谈判人才，也锻炼出一支能吃苦、能战斗、拉得出、打得赢的经济外交队伍，这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在短暂的5年时间内，对农业、非农服务规则提出了67份书面建议和立场文件，成功地承办了2次WTO部长级会议，通过做工作、推动各方达成重要共识，这些都很不简单。其中有我们多边经济外交工作者的汗水，也充分体现了他们的水平和能力，通过入世5年来的发展，我们改变了自己，也改变了世界，具有全球的影响。

第一，世界贸易组织是多边领域规则制定、实施和发展的主要机构，是维护世界经济运行的三大支柱之一。入世的意义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维护了发展利益，提高了综合国力。我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的情况下，在我国对外开放日益扩大的条件下，我国的发展和世界的发展更加息息相关，通过参与世贸组织的工作，我们积极地参与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和修改，努力争取对我相对有利的外部发展环境，我国利用入世带来的机遇，优化产业结构，充分利用全球产业转移和分工，积极参与国际经贸合作，外贸额5年内增加了2倍，外汇储备突破1万亿，成为世界第3大贸易国和第4大经济体。入世有利地促进了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5年前国际社会关注的是WTO规则将如何冲击中国，5年后话题的中心变成了中国将如何改变世界。

二是发展了与各方的关系，积累了外交资源。世贸组织也是各国外交博弈的重要场所，我们充分利用这一新的平台，积极运筹于各方关系，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强协调合作，参与20国农业协调组等协调机制，推动南南合作与南北对话，也努力寻找与美、欧、澳等发达国家的地域会合点，加强互动，发展关系。

各位同志，非常高兴参加今天的座谈会，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党中央、国务院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是新世纪、新形势下中国外交的重大事件。入世5年来，我国抓住机遇、化解风险，充分利用多边贸易机制积极应对全球化挑战，为我国经济建设营造了有利的国际贸易环境，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中赢得了先机。实践证明，中央这一决策具有长远的战略眼光。今天的研讨会形式很好，也很有针对性，在座的都是国际贸易领域的专家，有丰富的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大家的发言对我很有启发，我主要从外交工作的视角谈三点。

谢谢易小准副部长的发言。下面请外交部副部长乔宗淮发言，乔部长发言之后请吴晓灵副行长做准备。

这样的变化是我们经济发展中的变化，这些问题虽然存在，我们也要正视和应对。但是，并不是说我们当年加入世贸组织做错了，而是我们对这些发展中的问题，要在发展的过程中通过进一步地开放去解决。

所以，我完全同意龙部长的意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过渡期虽然已经基本结束了，但这并不是我们改革开放的结束，而应该是我们改革开放的一个新的起点。对中国未来的道路怎么走，我也特别愿意在这里听到各位专家、学者提出自己精辟的意见。谢谢大家。

刚才讲的成绩太多了，我们现在也面临着很多问题，包括在经贸领域，像今天我们遇到了这么多的贸易摩擦，全世界反倾销遥遥领先的第一就是中国。10年以前国务院一开会就研究怎么能够增加我们的外汇储备，今天一夜之间我们成了外汇储备第一。十年以前我们当时的口号是“千方百计扩大我们的出口”，现在忽然发现我们的出口冒出这么多顺差来，顺差怎么解决？原来我们发愁我们的竞争力太弱，老是想提高我们的竞争力，现在突然发现我们跟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摩擦，主要是我们的竞争力在迅速提高。包括我们汇率的问题，我记得十年以前，97年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担心的是怎么能顶住人民币贬值的压力，但是今天我们研究的问题完全不同，我们研究的是怎么平缓地解决汇率的问题，不要升值得太猛、太快损害我们的产业。

另外，我们国家在观念上也有了很大的转变，全球的视野、创新的眼光、竞争的意识、法制观念、保护知识产权的观念都已经逐步深入人心，我觉得这些变化其实比我们经济的增长、比我们出口的增长更加重要。我觉得这些变化确实证明了当年中央下了这么大的决心加入世贸组织，这是一个正确的战略决策。

只是从我们对外经济效益的角度来看就有很大的变化，比如说在过去的5年里，我们国内的生产总值有了很大的增长，去年达到22257亿美元，已经达到世界第4。昨天欧盟一个副代表甚至说很快你们会到第3、第2。当然他可能太乐观了，但是我觉得我们整个经济的增长是一个事实。我们进出口贸易额去年也达到了14221亿美元，稳居世界第3，在全球贸易里的份额从2001年的3.9%增长到了2005年的6.7%。我们利用外资这几年平均每年增长550亿美元，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数字，这几年累计实际吸收外来投资2741亿美元。而且还有一些变化，在这个数字的后面可能没有注意到，就是我们在进行贸易的同时，我们的产业结构有了很大的改善，我们的出口产品结构有了明显的提高。像我们现在机电产品出口占到我们出口总额的56%，这是很高的比例，我们高新技术的出口占到28%，制成品的出口占整个出口总额的94%，这在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里绝对是最高的；在很多发达国家里，其实我们这个领域也超过了他们。而且我觉得比起我们中国经济上的增长，我们加入世贸组织5年以来，更重要的变化是我们以市场经济规律为基础的法制建设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刚才孙会长特别讲到了，WTO提倡的这些理念在我们国家已经广为人知，像透明度的原则、非歧视的原则、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加入世贸组织以前很少有人去提，这些词很生疏，但是现在大家已经非常习惯这些名词了，而且把这些名词作为我们在立法过程中的一些基本原则。

回顾一下我们加入世贸组织的5年，真是觉得我们国家确实取得了很了不起的成绩。我其实很犹豫是不是自吹自擂？但这确实不是我们自己吹的，就在前天的时候，我碰到世行的副行长，跟我们讲起中国的发展，特别是讲起中国加入世贸组织5年了，看到很多纪念活动，他说你就看一看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这5年，你们这5年取得的成绩，向世界特别是向很多的发展中国家展示了开放能够给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多大的活力。另外，我不久前跟胡主席的代表团到越南参加APEC的一个会，刚巧赶上越南庆祝越南加入世贸组织，我就想起我们当年加入世贸组织时候的情况。我问他们对这个事情怎么看，我发现越南不像我们当年各种担心和议论很多，其实他们作出的承诺和让步完全不比我们少，而且越南的水平明显要比我们低的。我想这是为什么？他们说我们不担心，我们看中国，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是什么样，5年以后有了这么大的发展，说中国发生的变化将来也就会在越南发生，中国的今天就是越南的明天。我感觉越南也是从我们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得到一个很大的启示，对他们走上这样一条道路应该说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回顾一下我们发生的情况还是很重要的。

而且我与龙部长的心情是一样的，很多平时很难碰到的老领导和跟我们一起参加中国复关和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的这么多的同事们，多年都没有见，今天在这个座谈会上见到了，好象感觉当年的代表团在今天有一个大聚会，所以感谢世贸组织研究会提供这么一个好机会，使大家有机会畅谈一下我们共同努力了这么多年的一件事儿，我也想在这儿向当年领导我们的谈判代表团进行这么长时间谈判的老领导和老同志们表示我个人的敬意。

首先借此机会代表商务部对世贸组织研究会、中国法学会、北京大学对这次研讨会的支持表示祝贺，非常感谢大家参加这次大会。下面我想谈一点我自己的看法。5年以前的12月11号，应该说是一个世界瞩目的日子， 因为在那天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对这件事儿全世界各国的政府、媒体都非常关注，媒体做了大量的报道。而且我觉得这件事儿本身也标志着中国13亿人口接受了多边贸易的规则，参加了全球化的竞争，而且也勇敢地开放了我们的市场。这件事儿本身是非常非常有历史意义的。我看到今天有很多当年和我们一起参加谈判，同时也在12月11号那天在多哈参加了历史性事件的同事和朋友们。可能大家也都记得，当时在我们加入世贸组织这一天，大家都是欢欣雀跃的。但是，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其实心里并不是非常踏实的，某种程度上也感觉到有点忐忑不安。这是因为我们在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做了这么多的承诺，或者说做了这么多的让步，我们这么大程度地开放了我们的市场，那我们中国的经济前景会怎么样？我们这么多的产业是不是安全呢？未来的发展会出现一些什么问题？这些其实都在我们的脑子里，我们就是在想，也许5年以后、10年以后，甚至更长一段时间，历史会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件事作出什么样的结论？当时我们的心情某种程度上是很矛盾的。但是今天过了5年之后，有这么多专家、学者坐在一起，对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做一个总结和回顾，同时对今后中国的道路怎么走做一个展望，可以说是恰逢其时，是非常有意义的。

谢谢龙永图秘书长，他在简短的发言中提出来我们要不断地改革开放，不断地更新观念，完善我们的法律。现在我们欢迎商务部主管多边贸易谈判的易小准副部长发言。

最后，我们还要牢牢地扣住中国入世的规则，中国入世有8个大字“遵守规则、开放市场”，我们谈了15年就是谈这个，我们现在要谈中国入世，就要紧紧扣住规则。在我们纪念入世5周年的时候，我们要在全社会提倡规则意识和开放意识。因为我们中国政府当年加入世贸组织的决策，宏观方面树立开放、负责任的大国体系，因为我们遵守规则、负责任，因为我们开放市场，我们是一个开放的国家，能够给中国树立一个负责任的、开放的国家形象。因为我们国家迅速崛起，作为一个大国，特别是正在上升的大国，我们的国家形象非常重要，我们每一个公民、每一个企业都应该为中国塑造这样一个负责任的、开放的形象做努力，不要因为我们自己的事情损害了国家的利益。所以，我们大力倡导规则的意识、大力倡导开放的意识，有利于营造这样一个好的体系。另外，也有利于执行中央提出的建立和谐社会、建立和谐世界这样一些重大的战略思想。大家都遵守规则，那么我们的社会就会发展。一件很小的事情，只要有一定的规则，大家都遵守规则，养狗的人遵守规则，不养狗的人也遵守规则，那么社区就和谐了，都要有一套规则。所以，不要随意损害中央的精神和判断，中央的判断是：现在是我们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从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只要我们国家的对外形象越来越好，我们就会越来越和谐，我们的社会和谐、国家稳定，怕什么开放。

我就讲这些。

第三，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中国的改革开放法律上不断的完善。中国的入世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了新的阶段。但是，随着我们的开放程度越来越大，我们国内的那种比较担心的情形在日益增强，我们这种情绪表现得比较充分，担心我们的经济安全、产业安全。当然提出这些问题都是很必要的，我们也要认真地看一看事实上是不是这样，我们中国的经济开放还要不要再进行下去。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借纪念入世5周年契机宣传一下，中国入世并不是意味着对外开放的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契机，如果当成对外开放的新的契机，我们这个座谈会就有意义了。我们不要怕开放，就怕没有管理。怎么管理？一是法律法规的管理，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法律法规，外国企业可以进来，外国资本可以进来，但是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二是法律法规的实施，体现在监管机构的监管上，只要有完善的法律法规，再加上有强有力的监管，还怕什么开放？越开放越进步，越开放越安全，因为这种开放是在中国政府的主导下，在我们的法律框架下，开放不会损害我们的经济安全。有很多同志就看到我们开放，但没有看到我们开放中的机遇。我们并没有走到欧洲那样的发展过程，我们所谓的让步都是我们政府自己决定的。这样一些经验很值得我们总结，我们通过入世5周年，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需要观念不断的更新、需要法律不断的完善、需要监管不断的强化。

第二，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必须有观念上的不断更新。有时候一念之差，整个事情就很难前进。中国在解决了市场经济以后开始开放市场，比如说美国和欧盟，当时谈判也非常困难，为什么困难？当时美国、欧盟提出的任何一个要求都是逼着我们进行让步，我们的谈判对手提出的每一个要求都是逼着我们让步、逼着我们牺牲自己的利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不要参加谈判了，中国还加入关贸总协定干什么呢？我们是给他们一个舞台、给他们一个机制逼着我们让步。以后我们逐渐地认识到这样一些要求，很多时候不符合我们的利益，我们不能够看这个要求是谁提出来的判断它的正确与否，要看这个事情对我们本身是不是有利。所以，我们进行了谈判的思考，逐步实现了双赢观念。中国入世谈判的双赢观念是确定我们入世谈判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所以，在这样一个重大观念上的变化，使得我们的谈判成功；否则的话，我们每次都对美国作出新的让步肯定不行。更新观念是中国入世谈判的一个很重要的历史经验。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一定要有观念上的更新。

第一，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以及理论上的创新。大家知道，中国入世从86年开始，前6年的谈判是非常艰苦的，可以说整个谈判基本上是举步维艰，新的问题是当时我们谁也不承认美国的市场经济，而关贸总协定规定你参加市场经济就要承认市场经济。很困难，虽然找了很多专家学者想办法。一直到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讲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重大的理论使关贸最协定的谈判才见到了一线曙光。所以后来92年十四大提出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目标，正式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提出来，这才使中国的入世谈判有了重大的突破。所以，我们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需要不断地突破，这样我们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才会有新的动力，经济发展必须有理论上的新突破。

非常感谢主办单位，使我们这些当年参加入世复关谈判的很多老同志有机会聚集在一起，感到非常亲切，我特别高兴的是，当年担任谈判代表团后勤部长的乔宗淮大使、李道豫大使都来了，还有很多的老同志也来参加我们的会议。我记得当年谈判的时候，有很多大使参与了，今天看到大家感到非常高兴。

中国入世确实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进程中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今天的座谈会由于时间关系，我就讲讲我们应该从入世的历史事件中总结一下，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哪些重要的经验，讲三点。

谢谢吴老精彩的发言，吴老从入世以后，从全球资源分配格局的变化，讲到我们国内经济的失衡问题，又讲到我们现在在农业和大豆问题上的争论。事实上，我作为农业部谈判的一个顾问，我已经转弯抹角地讲了我的一个看法：我国进口大豆的量确实是惊人的，对于我们东北豆农的挤压也是很可怕的。我们有条件跟三个大豆出口国美国、巴西、阿根廷磋商，我们的大豆业受到了进口的严重损害，我们愿意在保障措施的调整范围内跟他们磋商，这个意见我们也会建议商务部给以适当的考虑，我觉得吴老提到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在我的发言单上接着发言的是龙永图先生，然后是易小准副部长。

第二个问题，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的非农产业转移，这是工业化、城市化的主要内容，这是社会进步。这中间有不少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对农民工权益的保护，对农民工的劳动条件、生活条件，政府可以做的事儿没有做足，挺煽情的——“背井离乡”。我觉得还需要提出一些基本的东西，各种意见都可以发表，但是还需要做工作，否则的话引起媒体的思想混乱。像今年3月6号，胡总书记讲话以后，稍微好一点。

我已经超时了，谢谢各位。

比如说昨天中央台做了一个入世5周年的节目，总之是不错的，中间有一个容易引起问题，就是关于农产品。那一节主要讲了黑龙江农民的事儿，现在因为美国大豆比我们的便宜，所以他们就都进城打工，主持人就请出了当地的党委书记，说你是父母官，你看怎么办？他也没有说怎么办，这给人的印象是入世了，美国的大豆向中国倾销了，用他的台词来说“老百姓就失去了生活的来源”，所以背井离乡，进城打工。这个没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我就想起在网上批判《大国崛起》片子的言论，说全球化就是美国化，入世就是让美国人用低价来压我们，弄得老百姓离开了他祖祖辈辈所生活的家乡，背井离乡，而且很重感情。昨天晚上节目完了，我特别跟台长同志提点意见，这个容易被人说成是中国领导为了要入世，出卖国家的权益。但是，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第一件事，这个问题确实应该解决，但是是不是入世就注定了是这样呢？我问过农业方面的同志，说是啊，我们没用足，没有钱，一方面我们用低汇率给美国人补贴，一年补贴几千亿，而我们农业没有钱补贴，这个事情怎么说是因为WTO、因为是全球化、因为屈服于美帝国主义的压力，这样不对。

第三，现在需要对我们入世以后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做一些更深入的分析，不要简单地说因为我们入世了就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其实它牵扯到背后对于经济发展的一些基本的问题。最近，中央台在播一个片子《大国崛起》，引起了很热烈的讨论，有各种各样的议论，有的比较深刻地阐述了大国崛起共同的规定性的问题，有的看得比较表面。从强烈的批判《大国崛起》的片子的言论中可以看到，他们是有一整套的反对全球化、反对新自由主义、反对市场经济，这就跟我们最近两年多以来对于入世、对于全球化、对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所提出的质疑或者批判，与现在的多哈谈判等等问题是连成一片的。这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应该说是思想相当地混乱，如果说今年1—3月，对我们整个对外经济活动的指责就可以看到。当然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国家，一切意见都可以表达，但是至少我们的领导和我们的主流媒体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有一个很清晰的说法。

可是根据日本、韩国及台湾地区的经验，这种出口导向的政策一定要随着经济的发展调整，不然的话一定会出问题。因为出口导向的政策，所谓出口导向不是讲一个意图，是有一个实际的经营政策，它最主要的配合政策就是“本地批租”。我们执行这个政策非常成功，特别是94年改革之后，我们的对外经济关系一日千里地向前发展，很成功。但是，我们也碰到了日本在六、七十年代碰到的问题、台湾在七、八十年代碰到这个问题，就是随着这个政策的成功，外汇盈余大量积累。大量的积累按说应该对这个政策进行调整。今年两岸论坛台湾方面孙震教授在主题讲演中说，台湾也碰到这样的问题，因为出口政策导向很成功，所以到八十年代就出现这个问题，外汇盈余不断增加，这时候应该调整政策，应该市场化，但是由于怕影响出口，要保持本地低估的态势，就是中央银行入市干预，结果是货币过量供应，流动性泛滥，泡沫形成，这就是我们现在碰到的问题，外部失衡最重要的失衡就是这个。而外部失衡和内部失衡连起来，因为外部失衡，人民银行大量地收购美元，结果就是大量的中央银行的货币。另外外汇储备花了8.5万亿，使得国内的流动性泛滥，这是个非常大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牵扯到我们要进一步市场化，要用这样的办法，用推进改革的办法来改变我们的增长方式，如果不能够用改革的方法来推进我们的增长方式转变，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现在我们在宏观管理上有的时候是背离这个方向而动的，强化了行政的干预，强化行政干预的结果是改变不了增长模式，增长模式会顽固地盯在老的地方。

现在我们经济学教学上也是有很大的弱点，很多学生也学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记住了一个结论，就是资本主义这方面。但是，他们忘了马克思怎么分析，马克思其实就是分析这样一个增长模式。但是，我们为什么这么长的时间采用了这么一种增长模式而没有出现经济马上崩溃的情况呢？这跟我们对外经济的发展、突破有关，用了一个新的办法，使得我们的危机没有能够爆发，虽然断断续续地出了一些事儿，比如说1958年大的波动，但是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其实我们的增长模式没有变，想变但是没有变，没有出大问题，这要归功于我们的出口导向。东亚国家多多少少都是用大量的投资推动增长，但是东亚国家凡是成功的都是用出口导向来弥补内需的不足，用出口需求来弥补，所以就能维持相当长的时间，支撑着我们高速度的增长，而没有爆发危机。

第二，入世以后舞台大了，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给我们国家带来了相当多的机遇。但是，在宏观经济上碰到很多问题，我们现在讨论宏观经济，稍微把时间拉长一点，就可以发现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比较短期的考虑就是现在经济过热了，需要进行宏观调控。稍微把它拉长一点就会发现这个问题好象要更加深刻地研究。最近我们讨论得比较多的事情就是“两个失衡”，即“内外失衡”。所谓内部失衡，主要的表现就是投资和消费的失衡、失控。另外，就是存续的消费品，这是宏观经济总量从供给方面提出来的，这个失衡跟整个对外经济无关，而是跟我们的增长模式有关，这个增长模式就叫粗放的增长模式。实际上所谓粗放的增长模式就是西方国家在早期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后那段时期的增长模式，就英国来说是十八世纪后期和十九世纪。它的特点就是靠资源的投入，特别是资本的投入来拉动增长，这样一种增长模式一定会造成一个结果，就是在总资本中，物质资本的比重不断增高，而对人工的投资、工资的投资形成劳动者消费资金的增长力。对此一定要做分析，我觉得做得最深刻的分析，还是马克思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所做的分析，它说这是一个必然的因素。

我想讲三点。第一，入世从现在看起来，5年的经历来看，中央的决策是非常正确的。我同意刚才谷永江同志说的，入世无非是我们改革开放方针路线的延伸，我们改革开放到了这个阶段，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入世为我们改革开放、为中国经济准备了一个更大的舞台。以前如果说我们只能用进出口贸易来使得适合于我国资源禀赋的结构能够做到扬长避短，通过出口，长线就可以出去了，因为资源禀赋的配比发挥不了，境外出口就发挥资源禀赋的优势了，通过直接投资就可以拉长我国的某一些短线资源，投资外国的技术、外国带来的市场，使得我们改善了我国的资源配比。

入世以后，我们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来改善我们的资源禀赋，它取得的成就最近有些文章做了很多分析，很好，我就不重复了。这里我特别说一下，张小娟发表的《对外开放的战略与经济发展市场起着影响作用》，从经济学意义上做一个很深入的总结，这是没有异议的。

会议的意图，原来我以为是交换一些思想，进来一看这个场面，吴校长刚才讲这是接待过很多政要的大厅，有点发懵。刚才谷永江同志说了两句，稍微心安一点，但是还是希望媒体不要报道，因为能够在媒体上说的、经过斟酌的话，昨天晚上在中央台的5周年会上已经说了，这里想跟各位讲讲我的一些考虑和想法，希望能够得到诸位的帮助。

今天由于是座谈会，时间非常紧凑，凡是愿意在这次座谈会上，在我主持的这段时间内要求发言的人，都可以按照联合国的惯例，把牌子竖起来，我的秘书会及时地发现，让我再来做个排序。为了活跃会议，为了节省时间，我们首先欢迎德尊望重的吴敬琏教授先发言。我在这里宣布一下，凡是发言者，希望能够把发言时间限制在15分钟左右，超过15分钟我可能要打断一下，现在有请吴敬琏教授发言。

晓松是我尊敬的首长，他现在很宽宏大量地把荣誉让给我，所以我首先很荣幸主持这个回顾、展望入世5周年的一小段专题讨论。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很多德尊望重的专家、学者、政府领导，我可能无法全面地给大家一一介绍，但是大家从坐在第一排的桌签上可以看到，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教授；还有到现在为止一直为可爱的媒体缠着的龙永图，他现在继续在被缠之中；还有外交部副部长，曾经担任过入世谈判代表团副团长的乔宗淮；还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女士；有这次纪念会的支持单位商务部的副部长易小准先生，外交部前驻美大使李道豫先生，中国复关入世谈判第二任代表团团长、教授佟志广先生，全国政协委员、商务部原副部长、中国对外贸易中心理事长、世贸研究会副会长张志刚先生，中国复关入世谈判代表团团长、教授徐秉金先生，他是原来商务部的部长助理；上海市人大副主任、中国WTO研究会有力的支持者朱晓明先生，国家外汇管理局副会长邓先宏先生，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郭寿康先生；还有很早就参与过中国复关入世谈判的，现任中国监事会主席闫克庆先生。

北大这个主办单位对本次论坛座谈会作出了很多的贡献，北大是咱们国家的最高学府，希望北京大学、北大的师生们继续做好研究。因为今天是座谈会，并没有人发表演讲，希望发言的时间控制一下。经过商量，也为了让我得到一个发言的机会，所以下面主持人做一个调整，下面由中国世贸组织研究会副会长吴家煌教授主持会议。

另外，想借此机会进一步向各个部门，包括政府部门请求，如果有这方面的研究课题，也可以交给北京大学，或者今天还有其他首都各个高校的研究部门参与研究，因为学校有许多老教师，也有很多的博士后、研究生，他们的条件很好，精力旺盛，特别是网络数据挖掘方面，找一个数据可以很快地找到，而且这些数据可能是我们永远都找不到的，网络所提供的信息多，找资料非常快。另外，其他的材料翻译什么的都会做得很好。我们也曾经接受过商务部条法司、发改委及其他部门的课题，都做过。这是学校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研究条件，希望各个部门的领导重视，也是锻炼我们学生的方式，如果将来这些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到各个部门工作，如果你们想让他们走入各个工作部门，首先得培养他们。前两天经贸部来做报告，学生们大部分的问题是“到经贸部工作需要什么条件”。我们学校跟实习部门距离缩得更小，两方面结合得更紧，使学生将来工作更称职。在这方面我再一次代表学校对你们表示感谢，再一次预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祝各位在北大度过愉快的一天。

这5年来的实践，也证明了这次入世的决策是非常正确的，而且对我们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机遇，这个机遇包括促进我们体制的转变，激发了企业的生产和贸易的能力，同时也使中国的经济进一步走向世界，世界也进一步融合中国。我们在学校工作，对此感觉特别深切，一方面我们从这些资料、信息以及你们的经验，和你们来学校给学生做的报告中来学习这些情况；另一方面你们的讲话，还有一些论文、出版的著作以及发表的各方面的规章制度，也是我们在学校教学中很好的资料。所以，在北京大学，我们在经济、法律、工商管理、政府管理以及社会学、国际关系，还有许多包括像医科方面的研究，都有关于在世贸方面的研究。所以，这方面的学术活动非常活跃，我们这方面的学生课程也都安排得比较好，所以在这些方面要感谢在座各位前辈提供帮助。

尊敬的俞会长、孙会长，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前辈、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我代表北京大学的全体师生员工向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学者今天光临北大表示最热烈的欢迎。

中国加入WTO，今天由世贸组织研究会、中国法学会、WTO研究会和北京大学世贸法律研究会共同在这里举办中国入世5周年座谈会，这里接待过很多国际和国内的领导，在这里举办重要的座谈会，特别有纪念意义。我代表北大学生向各位表示感谢！因为今天在座的许多的前辈都是当年中国入世谈判小组的成员，是当时商务部、经贸部的领导，都是在谈判过程中国家的功臣，正是通过你们在现场操作的经验，使得我们入世取得成功。

下面请北京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吴志攀教授致辞。他在学问研究方面主要是研究法律中的国际法、国内贸易促进法，现在请吴副书记讲话。

5年前我们入世的时候，总有人喊狼来了，我们怎么办？其实那个时候狼才走到大门口，或者只是开启一个小的门缝，现在过渡期结束了，狼真的来了。狼来了，未必是坏事，问题是我们如何应对，我们如何与狼共舞，我想这是我们这次大会所要关注的事情。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需要解决这个问题。我相信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学者、企业家发表的真知灼见，一定会对我们今后如何博弈，对世贸组织法的研究发挥巨大的推动和指导作用。

祝贺大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我们不能只当履行义务的模范生和规则的执行者，我们还要积极参与司法。世贸组织存在的时间、关贸总协定，许多规则都是别人制定的，我们现在也要积极参与其中，我们还要充分地研究、完善我们国家的法律和相关的制度。我们也应当研究如何应对，从法律的角度讲，也应该研究国内的企业参与国际竞争、防止争端的权利上如何提供更有效的法律援助。世贸组织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法律组织，涉及到多个法律，虽然我们原来进行了认真、广泛的研究，但是也应该说我们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化。

我们的立法机关特别注意到了市场主体权益的维护，和对行政机关权力的制约，重于程序的规范，WTO所倡导的公平、公正、公开的法制理念，为我们许多人所认知，透明度的WTO的原则也成为了我们普遍适用的指导思想，这些无疑会大大推动社会主义法制的进程，虽然这个进程将是缓慢的。政府职能的转变、行政方式的转变，包括入世以后我们对建国之前法律法规、规章的清理和行政审批的清理，这在很大程度上既使我们的管理措施和WTO的要求一致，也极大地推动了我们政府对法律制度改革的进程。虽然这个进程只是一种初始阶段，但它也只能向前，不能停顿。当然，我们在看到入世给中国带来的许多成绩的时候，也要看到世界市场给国内各个行业带来的压力，贸易的争端和摩擦，对我们国家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我们在境外投资准入等等方面，我们在履行义务的时候，研究如何充分行使各个成员的权利，达到WTO协议里所允许的保护国内产业的目的，这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如何充分利用已有的条款，使国内的法律权利更为法律化，也是我们更应该考虑的。

各位领导、各位同仁，在中国入世5周年的时候，举行这样一个座谈会，来回顾入世的历程，探讨入世之后我们面临的挑战，在这里我首先代表中国世贸组织法研究会向在百忙中莅临座谈会的各位领导、专家和企业界、金融界的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经过先是复关，后是入世的长达15年的艰苦谈判，我们终于在2001年12月1号迈入了世贸组织。入世开启了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进程，入世5年来，中国政府根据世贸组织的有关要求，从容地应对各种挑战，积极参与了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也进一步扩大开放，深化改革，使我们的经济持续发展。我们入世5年来，在经济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有目共睹的，这不仅仅是入世的原因，也是因为我们在八十年代开始改革开放，我们经济不断发展。我们在看到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就的时候，还应该看到入世以后中国企业的市场意识、竞争意识、创新意识和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法律意识的体现。还特别要看到入世以后世贸组织对我国法律制度改革和法制进程的推动，这个是更具有深远意义的。

下面请孙琬钟先生致辞，他是中国法学会的常务副会长，是一位资深的法律专家，参加过《澳门基本法》的起草，有请孙会长。

我们现在也不能太悲观，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承担不起使WTO垮台的后果，但是今后的谈判会非常困难，今后的WTO协议也会有很多的例外。WTO是一个广泛的国际规则，但是它又充满着例外，所以，我们在研究WTO规则的过程中，不要忽视研究它的例外。我现在就先抛出这么一块砖，座谈会上大家可以谈，我们如何利用这个例外，把它研究透了，如何我们又融入世界多边的合作，在这种情况下又保护我们国家的经济。为什么WTO谈不成？多哈会议谈不成？薄熙来同志在香港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得非常精辟，这些大国如果拿出中国入世的气魄，拿出中国入世的勇气就谈成了，确实如此。我认为谈不成的问题非常复杂，主要是这些主要的成员国太小气，贸易保护主义的成份太重了，要让欧洲取消农业补贴，让美国取消农业补贴，这比登天还难，确实非常难，因此今后WTO谈判的路还很艰辛。我这是非常不成熟的意见，就谈这些。

当今世界的多边关系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国际多边关系的多哈回合谈判为什么在概念上搞了五轮会谈，GAT从一开始到最后也不是一个正式协议，但是它却促进了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经济的发展。到了WTO以后出现了这个状况，WTO把很多复杂的问题考虑进来了，美国的副总统就要把人权、劳动和环保考虑进去。现在事情复杂了，多哈会议失败，香港的会议也没有取得成功，现在出现一个现象，大家都在搞区域经济的安排，对区域经济的安排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对世界多边贸易、自由贸易的促进，一种说法是对自由贸易的背叛，我觉得这两种说法都对。如果世界多边贸易的谈判不能成功，受WTO组织的影响，都去搞自由贸易，WTO的原则、最惠国原则，公正、公平、透明的原则将会成为一句空话。

举一个形象的例子，大车的驾辕的骡子是我们改革开放的政策，入世对这辆车有所推动。因此，我们要以非常平静的心情来看待我们加入世贸组织这样一个现象。入世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我觉得最关键的问题是给我们带来了观念的转变，对我们的执政理念、传统的计划经济带来对巨大的冲击。这个观念的转变也是我们改革开放、是党中央对我们的要求。现在我们入世5年了，我们有很多的变化，但是我们还不能说是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我们政府管理的一些方式还有很多问题。我记得中央领导和各级领导都曾经说过，我们政府管了很多不该管的事儿、管不好的事儿，但是具体到某些事情上，哪个不该管、哪个没管好就难说了。因此，这里有一种现象，就是政府的行政管理的改革怎么进行，这是现在WTO的观念也将会在有形、无形地促进我们向这方面发展，促进我们的进步，毕竟我们是走上了市场经济的不归之路，我们的管理将会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去进行。这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不一定对，希望通过这次座谈会，各位专家们能够发表一些看法。

但是，我们入世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今天是座谈会，大家可以各抒己见来谈谈自己的想法，我先开一个头儿，说的话也可能是错误的，也可能是对的，属于一家之言。我国入世毫无疑问给我们带来了好处，带来了国际发展，会在长期的世界经济合作中提升我国的经济实力，提升我国的国际影响力，也对我们国家整个的改革开放和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世界贸易组织是十分复杂的一个组织，我们在宣传入世5周年的时候，应避免务虚，就是说我们这5周年取得了伟大的成绩，我们可以举出很多的数据，外贸增长、投资增长。但我的看法是，这并不是入世带来的，并不是我们入世得到的结果。我们入世以及在入世谈判的过程中，给我们中国的启示和带来的益处是什么？我认为不是立竿见影的效果。实际上我们入世之前和入世之后，我们主要的贸易伙伴，包括美国、欧盟、日本并没有给我们很宽松的条件，我们入世之后5年取得的伟大成绩是怎么来的呢？主要是改革开放的政策带来的。

中国世贸组织研究会、中国法学会、人民大学共同主办这次座谈会，今天有众多著名学者、专家参加，我本人也通过这次座谈得到很大的收获。入世以来，特别是在复关和入世的过程中，我们国家各界和全体民众对中国复关入世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和广泛的关注，对复关入世的期望之高、关注之深，在世界WTO成员国是罕见的。经过15年谈判的历程以及我们入世之后的5年，时间已经证明入世给我们带来了机遇，带来了发展的空间，同时也证明了我们在入世之前所担心的入世会给我们带来一些重大的损失和伤害基本没有发生，这件事情说明了中央的决策是正确的。

各位代表、中国入世五周年座谈会现在开始。座谈会是由中国世贸组织研究会、中国法学会、人民大学主办，也得到了中国网、搜狐网等新闻媒体的大力支持，网站对今天的座谈会将进行直播。

中国入世是5年前的11月11号，签字以后30天生效，所以也可以说明天是我们真正成为世贸组织成员的日子。我今天主持开幕式，我叫俞晓松，是世贸组织研究会副会长。现在表示对代表们的欢迎。首位讲话的是世贸组织研究会会长谷永江先生，他现在是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他曾经是中国外事委员会会长、中国入世复关谈判的会长。有请谷永江先生致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