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五开局话未来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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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2006年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年份，GDP增长速度再一次在10以上，达到10.7这样一个高度，这是连续第四年，这个目标应该说是一个很高的目标。

另外同时实现了低通胀，因为实际上宏观经济这样一个目标，高增长低通胀其实是很好的，我们CPI只有1.5，这个目标应该说非常好。然后我们也有一个变化，就是能耗开始第一次下降，前几年都是上升的，这是第三个方面。第四个方面，实际上我们的消费增长比较强劲，这些年来我算了一下，大概是96以来，是消费增长最强硬一年，因为前几年消费增长比较快，所以我想2006年的增长确实是一个好的开局。

精确一点说是大幅度超额完成任务，因为按照“十一五”的说法，是“十五”和“十一五”两个五年加起来十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平均7%就够了，我们现在达到了10%，也是大幅度的超过了，几乎每一个指标都超过了，而且有一些不是朝高走，而是朝下走，也是超额了，比如通货膨胀指数，是3%，结果达到了5%，也大幅超过了。可以说“十一五”规划定的是一个最基本的底线，我们达到这个底线就可以实现翻一番，我们可以实现高一些，而又不发生其他问题的话就很好。

第二，稍微有一点问题的是，并不是所有的都是这样。比如能耗和排放就没有完成，因为原来我们说的能耗是5年要降20%，分配一下一年是4%，现在我们是头一年，特别是上半年还在增长，下半年后来有点下降，但没有完成按年度的计算。因为这个计算不一定是平均分配的，可能到最后一年会完成。还有几个指标，比如我们说的综合的一些东西，包括收入分配的差距，还有一些其他问题，这个我们都还在讨论之中。

“十一五”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这个时期好，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去年一年是多少年以来最好的一年，这个趋势看起来还要持续，“十一五”时期可能是我们国家最好的时期。各个指标完成的都非常好，从我们就业、社保等等方面来看，去年国家首次说创造就业机会超过一千万以上，实际上我们创造的就业机会还要比这个多，比如说我们创造非农就业机会，全年是两千万。因为我们的农业是减少就业了，所以应该说就业的强劲增长，给老百姓带来了很大的实惠，这个实惠通过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让更多人能够参与到经济活动中，能够让更多人分享到发展成果。

社会保障我们的差距是很大的，因为现在社会发展对我们的要求很高，“十一五”也做了很多这方面的规划。我觉得有很多措施和政策都在酝酿、讨论并且开始实施，比如说农村的医疗保障问题开始提出来，农村的低保问题有的地方开始实施，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我预计07年会有很多新的措施出台。甚至农民工的养老保障问题，今年劳动部都会有一些大的举措会出台，我觉得整个“十一五”时期除了在经济发展方面强劲之外，社会发展方面的步伐可能会更快，可能也是我们“十一五”规划的题目之一。我觉得“十一五”规划和过去相比有一个重大的转变，实际上在注重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多的注意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更多注意社会发展，更多注重人本身的发展，所以我觉得开局第一年还是不错的。

现在的宏观调控要比过去成熟，或者改进多了，速度不高不低。97、98年害怕过热，稳定住了但速度不够，这是一个问题。还有经济增长不能光考虑物质生产各个方面，还要考虑人民生活、收入分配、公共福利等方面，这次宏观调控都兼顾到了。还有一个指标是环境、能源，这是新的指标，我们兼顾到了。

在这个过程中搞宏观调控非常肯定，又想抓这个又想抓那个是矛盾的，比如说能耗问题是矛盾的，你经济增长要快你能耗增长就高，考虑节能经济增长是不是就下来了，就业等各方面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的宏观调控是在两面夹缝的过程中来寻找一个比较合适的均衡。比如我们现在是高增长，10.7%，而我们又是低物价，1.5%，而且我们的就业也上来了，现在就业是失业去年下降了0.1个百分点，我们的宏观调控注意到了增长和矛盾，或者增长的代价之间的关系。

从我的理解来说，更多经济层面的调控不是很多，我觉得更多的调控可能反映在经济和其他层面之间的关系。刚才袁教授也讲了，经济增长和环境之间的关系，比如说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这样一些关系可能是我们今后调控的很多重点，因为经济增长如果按照现在的趋势来看，实际上是走上了一个比较健康的轨道。

我们过去讨论的很多问题，现在投资的消费比例问题等等，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也不觉得那么严重，因为很多问题可能我们离经济的现实，就是说我们一些表面看到的数字和经济的现实之间是有差距的。从经济层面来讲，这种状况似乎不像我们的数字反映出来的那么多毛病，有毛病是说这种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和其他方面的协调，怎么协调问题很大。比如刚才讲的经济增长和能耗之间的关系，我们所有指标完成都很好的同时，能耗这个指标就没办法完成。为什么没办法完成？这不是说我们政府工作做得不好，或者说我们部门没有努力，个人没有努力，最大的一个问题可能大家都忽略了，这样的一种指标和一个经济结构有密切关系，和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关系。

举例来说，我们现在的经济增长靠强劲的第二产业，这种制造业还有这种重工业发展来支撑的，而这些行业在全世界的增长都集中在中国，这些行业全是能耗比较高的一些行业，我在增长的同时怎么可能奢望我的能耗能够降下来呢？实际上根据很多的研究，国际上也有很多研究，比如说我们在很多甚至这些高能耗的行业中，我们的能源效率并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么低，也有很多的利用效率是很高的。比如讲单位能耗的时候反应不出来结构性的特征，就是说你的这个经济结构的特点。

比如说发达国家它现在经济的增长可能靠第三产业来推动，第三产业是服务业，很少有物质的投入来支撑，它就没有伴随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的高能耗问题。当然我们处于这种量的这种扩张阶段的时候，这样一个能耗的降低是很难的，当然这不是说我们应该放任这种趋势，我觉得还是应该提高我们能源运用的效率，还是要加大力度。我想说的是今后宏观调控的难度可能集中在这个方面。

另外一个比如说这种经济增长和这种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也是你虽然经济增长了，速度很快，但是有很多人，甚至有越来越多的人在这个增长过程中没有办法享受到这个经济增长的成果。我们国家过去的趋势基本上是改进的结果，使每个人都能从发展中得到好处，但是你看到现在事实上有些方面增长速度已经减缓了，这是一个可怕的事情。今后你的难题就是：怎么样能够保持高增长，让更多的人能够分享到这个成果，也是你需要调整的，再一个是区域上的差异等等。

关于宏观调控我也讲几点：

第一，现在的宏观调控和原来不一样，牵扯到结构性的问题、结构性的矛盾，特别是还兼顾到短期、长期目标的实现，不能讲未来也保持10%的增长，或者达到某一个短期的目标，它有一个长期的追求，我觉得这是第一点。

第二，宏观调控刚才张教授也讲了，宏观调控包括了社会发展的一些东西，宏观调控跟社会发展要协调，这两个东西作为整体系统要协调，不能为了追求某个经济增长的目标，或者是结构性的目标，使很多问题忽略了。

第三，宏观调控实际上包含了它跟体制创新的协调，刚才讲社保，社保是一种社会保障的制度，我们很多的制度包括改革都是一种制度，这个制度跟宏观调控之间应该说是在常规的情况下没有关系，但是在我们这个阶段有关系。因为我们宏观调控有时候效果不是很理想，原因是结构之间的矛盾，很多结构性的东西影响效果，虽然经济增长很高，但是还伴随着很多其他的东西，还有一些制度性的障碍，他处在这样一个阶段，我老说我们现在这一轮宏观调控和原来不一样，原来是短缺经济，原来很简单的办法是升息加息，和发达国家不一样。原来是格林斯潘就是升息降息，感觉很简单，但我们很复杂，中国的宏观调控确实是一个很高的艺术。

宏观调控还是需要的，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说的是这个经济增长自然就可以进行的很好，现在我们国家有可能还做不到，把握不好就有可能疯涨，弄不好就降下去了。我们具备了高成长条件的时候宏观调控做不好就掉下去了，现在我们的宏观调控就是要在我们具备经济增长的条件的情况下，我们使它走的更好、更稳定、更持续、更高速。

对。是这样的。

实际上宏观调控不能只理解为是为了把热降到一个正常的温度。也可以说是使冷的升温，它也是宏观调控。宏观调控贯穿整个的按照经济运行中，它叫宏观管理是比较科学的，因为在管理过程中，这个变量政府对一些宏观指标可以给予调控的，像利率、汇率等等，这个调控就是宏观调控，是日常操作。

比如说现在的经济增长波动的幅度几乎只在一个百分点之内。从03年的10%一直到现在的10.7%，四年了都在一个百分点之内，过去是在三四个百分点内，这就说明宏观调控缩小了幅度，而把经济保持比较高速的适当的运行。

我认为刚合适。因为这也是有官方权威的说法，当我们去年最高一个季度的时候是11.5%，第二季度累计当时是10.9%，单季度是10.3%，但是后来到了年底的时候，也就是今年1月份的时候，国家统计局在国务院新闻办里面说又调整为11.5%，对这个数字都说是在正常的增长范围内。就连11.5%都说正常范围增长，就更不要说全年10.9%是正常的，没有国务院新闻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从来没有说过11.5%是过高，只不过我们想使它从长远来看能够保持更好一点，但我可以这样说，我们06年的经济最终实现10.7%是一个非常合适的数字。

宏观调控在某种意义上不是调控GDP增长速度就是很高了，实际是调控结构，我总强调这个观点。我们讲“三过”问题：第一是投资的过快增长，一个是信贷投放的过多，还有一个顺差过大。这“三过”不是GDP，我们没有讲GDP已经超过了潜在增长力，这是很不同的，这一轮宏观调控就经济来讲，一个是我刚才说的兼顾长期短期目标，要持续增长，同时要解决结构问题。这些结构问题随时影响我们经济未来的发展趋势，影响我们投入和消费之间的失衡的关系。

投资和消费是循环的，投资太高了消费偏低了这种情况最后做不下去就产能过剩了，但是我们现在没有这个问题，但也并不表示三年五年以后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市场经济在运行之中投资过多产能过剩是很正常的，实际宏观调控是想避免这个问题，所以要调整投资，当然外贸顺差这是另外跟内需之间的平衡，它实际上调结构。

我觉得是这样感觉的，一个经济就像一个人，如果他自己感觉精神状态处于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当中，就像我们现在的经济一样，你看他的经济增长的时候，虽然维持一个高位，但是我们并没有出现像在其他的国家出现的经济一超过非常高的比例以后通货膨胀就上去了，经济状况马上会有衰退的迹象，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迹象你说这个人有病。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如果在这个状况下给一个人治病、开药方，对症的症状是什么，找不到症状为什么要开药方呢？这种情况下，更多的问题实际上不是经济本身的问题，而在我看来中国的投资和消费比例，我觉得都是我们在谈，从我了解的现状来讲，没有人能够提出多高的比例才是合适的比例。

而且现在经济增长，这种比例我们国家走得很好，人家国家可能不是这样，在我们国家走得很好，你为什么说这个投资比例过高了呢？我们经济增长很好，而且没有发现在经济层面造成其他潜在的危险的情况，这种问题都要深入研究，而且我们国家在国际上，我们的经济体有很多特点，不一定和其他国家的经验是一样的。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宏观调控，一定要考虑到中国自己经济本身的特点，不能凭一些感觉性的东西或者拿别人的经验来套去做很多东西，有可能是有损于经济的长期增长。

从中国的趋势来看，维持这样一种高位增长，我觉得对我们来讲至少没什么坏处，而且从长远来看如果他没有造成其他方面负的影响的话，我希望这种趋势能够长期维持下去。

高不高有几个相关指标，比如说有没有通货膨胀，有没有短缺限制，有没有对社会、对人民生活等各个方面造成不良影响，目前来看又没有通货膨胀，又没有发生严重的短缺，我们现在讲增长，如果增长过高可能会发生这个问题，但是现在看出来的问题，就是有人提出环境、能源消耗有点过多，这个时候我们要稍微注意。

现在最大的问题还是收入分配的问题。

虽然维持了这么高的增长，增长是什么含义？增长是财富积累的速度、财富增加的速度，但是如果我切这个蛋糕，如果给大多数人的蛋糕切给个别少数人了，大多数人没有得到这个蛋糕，那社会状况就会恶化。其他的涉及到整个国民经济增长后劲就没了。从经济的层面来讲，实际上为什么要担心这个问题，不是担心说你分配不公，财富实际上从经济层面来讲的话搁到谁手里都没区别，都是国家的财富，但是为什么担心这个呢？就是因为如果大多数得不到这个财富的话，经济增长的后劲就没有了。个别人消费已经是非常充足了，他就不会把这些新增财富用于新增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的积累上就比较少，尤其是人力资本的积累上就会受到非常大的削弱，我觉得这是非常担心的。

当然有关系了。最重要的还是经济增长带动的，因为房价真正的高涨大概是从03年开始的，02年房价还在2%以下，整个全国平均的房价后来一下上涨到最高的时候超过了10%以上，当然有些城市超过了30%，有的50%，甚至百分之百。因此，老百姓对房价很不满意，但有一部分人很高兴，就是房地产商，这是一个相互的关系，如果房价不上涨，房地产商没有这个利润回报就不投资了，这也很有困难，但是房价太高老百姓承受不了，因此要刚好合适才行。

比如说现在我们国家75个城市的房价的上涨大概是5.5%，比05年最高的时候10%多的时候下降了一半，我觉得现在没有降低到2%的程度，但是降低到了10%的中间，4%、5%还可以，这种增长是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刚开始房子的供给跟不上需求所造成的房价过高上涨，这是基本的原因。

第二，有很大一个成份是存在着投机炒作问题，因为房子和别的东西不一样，有一个特殊的地理区位独一性的问题，容易造成房价的特殊高涨，如果投机性行为管不住就会偏离正常的供求关系，上涨变成投机买卖了，所以对房价的过高上涨要有一个特殊的调控办法。因此我们国家有些城市的过高的上涨是投机过强。

现在要把房价压下去不大可能，现在有个目标，就是说我们要保持房地产的快速发展还要健康，到底健康在哪个位置上，很多出台的政策刚出来就被撤掉，刚一出来就被停止了。所以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我们的调控部门还在寻找、摸索一个合适的调控点，我们以前出台了很多政策，好几个政策，出台以后没有认真执行，或者执行了一半又想把它搞得更强或者更弱一点。举个例子，最强的一个措施就没有出台，讨论了很长时间，就是：是否要增收房地产物业税的问题，只要买了房子每年都要交税，这个税在日本会征。日本一天就把房地产泡沫打下来了，但是如果征的太狠房地产就掉下去了，所以我们现在还不能确定下一步房地产措施是加强，还是加强多少，还是不加强，要走着看，这是我们一个新的课题。

我自己认为定的过高了。比如说西方国家，还在向我们国家买减排的东西，美国没有参加《京都条约》。经济质量要增加，总量要提高，像炼钢一定要排放的，不排放是不可能的事情，还要减排，这个目标定的太高了，给自己出了难题。

现在中国是世界上第三大贸易国，我们出口的很多东西都是资源环境密集型产品，如果排放二氧化碳的话都是包含了二氧化碳产品很高的产品，虽然我们能源的消耗在中国，但是使用这些产品的人，消费二氧化碳的人在发达国家，中国的减排损伤的是自己的经济增长能力，但是收益的人是别人。从现在的经济结构来讲，我非常同意袁教授的看法，在我们的发展阶段，有很多结构性的特点决定了怎么压都很难压下去，外贸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我们国家的发展阶段，今后可能面临的挑战还是很大的，尤其是在国际上可以看到，在我看来环境问题更多是政治问题，我不觉得更多的是其他问题，包括全球环境变化，包括减排的问题，讨论这些问题实际是各国政府首脑在讨论，政治家在讨论这些问题，这些问题除了和经济结合以外，和自然科学，和科学性结合的一面以外，同时也和政治结合，怎么去分配这样一些全球性的资源，这非常重要。

从我们国家的发展阶段来讲，实际上我们是为世界上做贡献。从人均指标来讲我们还是很低的，如果二氧化碳的世界上环境的排污权交易方面，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还有很多可以使用的权利。

当然我们定这个指标也有它的道理，世界上先进国家，比如说单位GDP应该排多少，是按照这样一个先进的指标来定的。我们国家刚开始发展阶段，资金能力还不足，所以有差距，可能跟发达国家比我们不是很先进、很合理，所以发达国家定了我们很难实现的目标，最后反而实现不了，很麻烦。

这不是先进国家定的，我们应该认识到这问题，我们这种增长方式面临的能源资源的约束越来越严重了，因为自己也有丰富的资源可以，我们自己没有进口，所以你就面临很多风险，刚才讲政策是这个，所以我觉得这个指标高一点没什么问题，这样好象是给你一个压力，为什么日本越能源危机的时候越卖的好，因为它节能。我们假如创新的话，我们就在节能上更多的创新、在节能的方式过程中更多的创新，我们给这个压力有什么不好？对结构是非常好的，完成不了是两回事，不能说完成不了就说这个指标过高了，或者指责这个指标，我认为不恰当。

第二点，我认为我们现在的结构状况下，要想完成这个指标非常有难度，就是说它的结构决定了它的能耗，只有结构升级才行。房地产我们现在占的比重很大，拉动钢铁，这种钢铁对能耗的消耗非常大，所以这个产业决定了，改变它你的产业放慢了，假如我的装备工业、汽车工业发展快一点，房地产慢一点，这样的情况下反而就冷一些。所以要改变结构，现在的指标1%、2%，可能到了“十二五”“十三五”的时候会很快下降，我们现在给他一个压力，现在很多人讲讲信用、讲纪律，有些人不遵守纪律赚了很多钱，你们讲不能破坏它，我现在还是要求，要有一个约束，我觉得这个约束没什么问题。所以我们这块还是要加强。

如果你觉得这个指标定的合理，如果完不成罚你你觉得亏不亏？所以定指标要结合自己的情况，如果不结合自己的特点，定了一个不切实际的指标，等于没定目标。同时，你也给自己束缚了手脚。既然是“十一五”规划出来了，有这样的目标，说明你对自己的情况深入了解了，已经研究的很清楚，觉得能够完成才定的。为什么你定的经济增长的指标上面在7.5%，现在10.7%高这么多呢？你完成的很好吗？很多指标都完成的很好吗？为什么这个指标不能完成好呢？说明你这个指标是应该好好深思的。我觉得再进一步研究。

我们国家一年生产的钢材四亿吨，这么大一个钢材的生产量，钢材生产需要大量消耗能源，同时还消耗大量矿石，还要排放很多二氧化碳，不让中国生产这么多钢铁行不行？没有人觉得行。为什么？现在装备要发展，汽车要发展，住宅要发展，基础设施要建设，不要钢材能行吗？现在我们国家的钢材保有量也仅仅是美国的几十分之一，美国经过200年的发展，他的钢材保有量非常多，美国现在不需要生产新的钢材，只需要把旧钢材拿回来回炉就可以了，这些东西是消耗很少的能源。

我们正处于高端能耗的阶段、高端资源好好的阶段，你说不让我消耗这些资源，不让我消耗这些能源，我怎么能够支撑现在的发展？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要深入的研究，一方面要提高，这肯定没有疑问，要提高我们的效益，但是我掌握很多研究，了解了很多研究，别人做了很多计算，发现我们在非常高耗能的部门能源利用效率比国际上并不差。

没完成不惩罚他脸上无光，这时候有些人为了减少批评，或者不高兴的话他要改指标。我举个例子，06年上半年能耗没完成，结果下半年就下降，连专家都怀疑。

这样的指标有什么作用呢？

你不惩罚也形不成压力，要么实际往下降，要么指标解决点，把指标调低还是努力加大，还是惩罚力度放松或者落实，所以指标要定得科学，经过努力要达到，这是最好的。

我们看到金融财税方面的改革去年特别特别多，首先是汇率，汇率实际上前年就做了，就是一下子放开了，是有幅度的上升，我们现在已经上升了5个百分点，已经不错了，现在还是继续上升，它对于扭转我们国家完全脱离市场这样一种供求关系的局面有很大的好处，而且对我们的贸易平衡有好处，但是还不够，经过世界证明，这个汇率的改革对于减缓压力，或者是减少贸易摩擦，或者是最后迎接更大的考验和压力起了很大作用。事实证明，我们去年经济增长，还有贸易、外汇各个方面成绩很好，人民币汇率改革是利大于弊，当然还是有弊，比如说我们的外汇照样在过快增长，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其实我们金融改革中还有比较大的一方面，就是商业银行的改革。商业银行去年上市，建设银行、中国银行或者是工商银行一起上市，上了以后在海外大量的公司，上市以后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股权结构改革，不完全是国有资产，所以变成了一个要受到国际或者其他资金或入股资金的限制和制约，这样金融机制就改正了。后来股市的上升和银行上市的改革有很大关系。

第三，我们的股权分置改革是众所周知的，现在股市一下上了那么多，从一千多点上到了三千点，重要的一点就是人们对股市信息恢复，股权分置改革使得各种入股的股东们都有着平等的权利，当然现在还没有完全是这样的，但至少改变了原来完全是以股东、国有大资本来对很多分散小股东的不合理、不均衡的权利，造成做假账，不受制衡，这点很好，我们现在往里投钱买什么股票，比过去的放心程度提高了，当然还没有达到完全放心，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踊跃投入股市的原因。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我们另说。

现在我们是这样的，大家关于改革方面的焦点，刚才他讲了几个方面，我个人比较关注的是汇率市场化和利率市场化，我自己有一个观点，认为应该是利率市场化在先，先国内利率市场化，因为国内金融、国内金融市场化了有竞争力了，现在我个人感觉到把汇率放在突出的位置我有不同的看法，因为现在也有一个争论，关于汇率的改革是加速增值，按照市场化的方向一直走下去，给人一个不断地预期，还是相对稳定，基本上没什么变化，只是扩大一点幅度，这是可控的，因为毕竟没有资本项可兑换，所以完全是可控的，这种情况下幅度可以上也可以下，这是一个不同的思路。解决中国经营问题，或者金融发展问题的话，应该更多的加快国内的利率市场化。利率市场化到现在还没有影子，所以我觉得有问题。

我非常同意你的看法，利率的市场化环境有点倒退，我们的经济增长达到了10%以上，结果我们一年的储蓄利率才百份之二点几，而在过去经济增长比较高的时候我们的利率就上去了，它是适应经济发展的，是根据经济发展的热度要调整的，我们现在硬按着不动，这有点偏离的过多了。

袁教授刚才说了一个我们这个利率市场化、利率这样的搞法是有利于减少摩擦、有利于减少顺差。我倒是相反的看。

你说的是汇率。

我认为汇率这个政策，同汇率这个预期是加剧了顺差的扩大，因为它对预期的再升值，所以它的资金就不往外流了，它升值不是我们想象的10%、甚至20%，他可能考虑像日本一样的升一倍或者升两倍，所以你现在好象是整个给人家一个预期就是不断的升，一年升三升五，这样升下去是很可观的，这帮人就会赚很多人，促使游资向中国流动。

汇率如果正常的汇率有差距，是一步到位更危险还是慢慢的走更危险呢？当然一步到位振荡大，但它不会有不停增长的预期，有这个好处。但是如果你一步到位可能会造成一下子振荡太大，慢慢走也可以，这是个两难问题，这样选择也可以，那样选择也可以，如果非要调不可的话，那就得调，慢慢的调，利大于弊，这是我的个人看法。

我主要是研究国内问题的，我看汇率的问题主要从国内角度来看。我觉得现在中国面临国际的压力，因为我们在国际上很多场合都看到学者们作出很多的证明说中国就是应该升值，从我们国内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我们这样的汇率水平和国内的很多问题是密切相关的。

比如说我们国内的工资水平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研究劳动金融我们很清楚，很多工人的工资水平是很低的，同时又没有得到很好的保证，你的工人所创造出来这么大的一个所谓的剩余价值转嫁到什么地方呢？都转嫁到资本的手里面了、资本家拿走了，外国的资本家在中国得到的收益比其他国家高得多，即使我们现在这么多外资投入的规模，你可以看到他们测算的结果是资本在中国的收益依然是非常高的，为什么这些资本不往中国流呢？当然要流了，因为他要赚钱，造成这样的问题。

我们国家已经在去年采取了很多措施，让汇率更加灵活，更加符合国际规则，这个我都很同意，但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充分考虑到国内面临的问题，通过解决国内的问题使得我们的汇率走上正常的轨道，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考虑到国际贸易也是这样，这个顺差一直得不到扭转，是因为竞争优势太大了，太明显了，所以会一直造成这样的顺差，看起来是国际上的问题，看起来是全球经济失衡的问题，实际和国内的很多矛盾密切相关。

区域不平衡的问题应该说从“十一五”开局以来有一些积极变化，去年比较高兴的是中西部加快，投资上、GDP都有加快，当然贸易上是弱势，这是一个积极的变化。但是现在的主要问题是中部发展问题，中部的发展太弱，因为一个是中部现在也庞大的人口，人口除了东部以外改变中部，所以中部的人口很多，现在我们讲三农问题主要集中在中部，中部的劳动力过剩，你看沿海地区流进来的劳动力西部的也有，但主要是中部的，它的过剩程度非常高，所以我觉得平时也要加快中部地区的发展。

西部地区的开发有原来的一套思路，就是我要搞好环境、基础设施，这些都没有问题，但从经济的角度来说，从社会协调、环境的角度来说，中西部都要加强，但从经济发展来说，区域问题主要在中部。因为它解决了它的三农问题，解决了三农问题就解决了它的收入问题，因为你现在靠收入，农业收入很高是不可能的事，农业的劳动力比重不会变化的话，农业加快它的增长、促进农业的发展、大量增长收入那是天方夜谭。但是就是靠劳动转移，靠给它创造更多非农就业机会，这个地方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沿海地区更多吸收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这个过程一直在延续。更重要的是怎么样发挥中部地区的优势，让中部地区加快发展。

实际中部地区还有另外一个优势，在我们国家中部地区自然相对比较优势，像能源主要集中在中部，这样正好加快发展，在节能上，促进区域的同时改善它的结构，使这个地区凸起来，所以叫中部崛起，“十一五”规划要把中部崛起出台一些政策，重点应该在这儿。

我还是要强调一下，咱们国家的地域差距还是在西部，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自然条件比较差，到甘肃去看都是黄山突岭，没有植被，我们的贵州、云南有植被，可是就是没有土地，都是山，大家都是在非常贫瘠的情况下，连生存问题都很难解决。我们国家有一亿多人还存在粮食问题，这是咱们国家扶贫办出的扶贫纲要，刚刚出来的说法，这都在西部，自然条件恶劣。

第二，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采取了梯度发展的模式，政策造成了向东部倾斜，造成了西部付出了代价，本来西部吸引外资就很困难，因为很遥远，外资不愿意去，而他又没有优惠政策，现在西部吸收的外资大概不到3%，而且也没有增长，所以西部的生活水平，还有生产条件大幅度落后。要改善这个情况，为什么提出西部大开发，就是因为一个国家内部差距太大了，必须采取比过去更强的政策才能改变，现在没有扭转。根据我的计算，东西部差距大多数是由于资本的量造成的，就是大部分的资本都流在了东部，一小部分是西部，比如30%是效益高，70%是由于资本多才发展出来的，所以我们要有更好的政策，要让更多社会资本和市场资本流向西部。

还有一个制约，西部有一个生态或者环境制约，不能为了发展破坏资源，但是如果为了保护资源而让西部放慢发展，这种损失、社会水平下降、提高不了的问题也应该由政策来进行补偿，这就是区域发展，要使得各个区域的人民生活群众的水平大致相近的增长，而不是差距拉得过大。

从现在的数字来看，确实区域差别在拉大，尤其是不管是从各种指标来衡量区域还是城乡差别、行业的差别在拉大，但是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认识到这个问题，但是政策作用的方向并没有向着缩小差距的方向做，而是鼓励这种扩大差距的方向走。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过去虽然经济保持了很高的增长，但是各种差距拉达的重要原因。

比如我举一个例子，人口流动的迁移，实际上从国际上来讲以及所有国家研究的经验都告诉我们，人口的参与流动是缩小区域差异最好的方法，这是各种研究都证明的。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国家很多政策都没有朝着怎么样鼓励人自由的迁移、流动和定率的方法在走。农民工进到城市只能在这儿打工，还要回到农村去，我在这儿给你贡献了GDP，但我得到的收入是很低的，农民工工资本身被压低了，我带回去了，但是我创造的价值更多的留在了东部，所以这实际上都是在加剧收入差距。

如果你有很好的政策，我在一个地方稳定就业以后可以在这儿居住，这个政策就会得到很大的改变。实际上农村地区的这些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城乡发展不协调，如果有好的城市化政策，好的社会保障政策，好的就业政策，好的社会政策，包括教育、医疗等等，让一个人能够再一个地方很好的就业、很好的安居下来，农村发展的潜力就会得到释放。

因为现在我们很多农村地区实际上都受到土地资源的约束，都是小农经济，这个就像刚才他们讲的，无论怎么提高，你的收入水平也不可能从农业当中得到很高的收入，但是如果说农业人口大部分减少的情况下，人民的资源占有相对高了，这时候你的收入才会有一个很大的提高，农业本身也得到很多收入的时候，是不是城乡之间收入就会大大拉近？中西部地区还在大量往外输送人口，还要集中到它应该去的一些地方，我注意到“十一五”规划在这方面是有亮点的，第一次在我们国家进行了主体功能区的规划，这个从来没有过，但是现在还没有看到具体的落实实施政策，我们国家还有将近60%的人口集中在农村，今后还有几十亿人往城市集中，他们到哪儿去没有人能说清楚，而且政策也没有为今后的发展来服务。

西部大开发的“十一五”规划里头，有重要的一点就是注意的区域的功能划分。什么意思呢？就是“十一五”工业化快速发展要求它保护生态要保护生态，西部就负有保护生态的作用，因为它在上游，但是保护生态你的生活水平提高谁管，西部大开发规划书没有提。比如现在黄河断流了，上游用得水过多，后来我们限制上游用水保证下游用水，但是上游没水了，没人管了。我们知道现在青海、甘肃、宁夏，他们人均使用的水远远低于下游，这就是一个关于我们为了保护生态功能问题的一个重大问题。应该注意的问题，应该把大量关于生态保护的资金大量用于西部，现在生态退耕还林应用的非常少，我们给的生态退耕还林已经快到齐了，五年的已经到期了，还有八年的、再过三年全部没了，这时候他们一年只有140公斤毛羊，根本就不够，所以我们现在对生态保护要投资的这个问题在“十一五”规划中要想办法加大力度，还要落实。

我觉得收入差距问题是大家都非常关注的，社会关注点都很高。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收入少，我是这样感觉的，确实是这样。造成收入差距的原因有两类，应该有所区分。一类是非市场性的因素，制度不健全、法律法规的缺失，一些腐败，一些人不遵纪守法等等，这样的问题造成的收入向某些人集中。

市场体制本身，按照市场资源的配置原则，我们本身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就会有拉大收入差距的趋势。我们现在关注的问题，现在社会上讨论的问题更多的是“对强硬的因素是深恶痛绝”，大家都觉得比如垄断行业的问题、比如说垄断的问题，从这些地方造成的收入差距拉大国家应该加大一些政策性的力度，就是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规，依政策去消灭这样的因素造成的收入差别。

另外一类，实际上我们很多地方市场化程度还远远不够，通过更好的市场化也有可能会在某些地方是缩小收入差距的。比如在劳动力市场当中，你可以看到，如果按照正常的市场化进程来讲，能力高的人当然应该挣高的收入，但如果没有好的市场，肯定是无能的人或者是不应该在这个岗位的人得到了收入，那就有损于市场的行为，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些问题今后都应该注意，我觉得一方面还是要抱定着我们要充分发挥市场的配置资源的作用，这点不能动摇，同时对那些非市场的因素造成这样收入差距的拉大要大力的“打”。

我非常同意，现在我们的差距的确很大，你看看东西部之间的城市和农村的差距很大，西部地区的一些农村几乎没有电话，从改革开放以来还保持着原始状态，还有原始的生活方式，草棚、泥瓦等等很简单、很贫困的生活，而东部城市里已经发展到很高等的水平，和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一样了。

这样的差异应该说很大程度是政策倾斜造成的，不合理，咱们国家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要有优势的地方深发展，最后还有一个后发展呢？现在后发展也发展不起来了，所以我们说差距拉大的很大程度还是政策不平等、不合理造成的，这是要注意的，不仅是地区，而且是人群、是产业，这一点我们现在已经注意到了，但是有没有措施呢？比如说西部大开发区域政策是这个，但是还没有落实。新农村也是，还有反对垄断也是，但是很难，现在这个倾斜还在进行，所以我们方向有了，关键是落实。

我补充三个，缩小差距有一个机制，进来一种新的机制要打破旧的机制，第一是就业优先，就业是一种分享机制，你的就业增长了自然差距就缩小了，有很多人失业或找不到工作，这本来就是差距，把就业的最大化作为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的目标，这是一个核心的问题。东亚国家一个成功的模式就是高增长、高就业、低通胀，这是我们最理想的状态。现在我们尽管2006年就业也突破了一千万，这是一个小喜，跟增长速度相比差距很大，我们10%的经济增长，只有3%的经济增长，韩国工业化阶段的时候、日本工业化阶段的时候就是中小工业化的时候，都是高增长10%，就业增长7%、8%，东亚不同的是就业分享机制。

第二，世界银行讲过，缩小区域差距来解决城乡差距，实际是解决整个社会收入差距。沿海，特别是发达地区，广东省、浙江省城乡之间的差距有多大？我有时候看不出来，他们都一体化，这说明经济发展了它就会缩小城乡差距，总体来讲是中西部发展，怎么样促进中西部地区发展，里面有一条就是把高度密集型产业向中部地区流，雁从日本飞到韩国，所谓亚洲四小龙嘛，然后飞到中国，中国飞了并不会跑了，不会跑到越南、印度，应该跑到中国去，中国飞的差不多了，可能要跑到西部去，所以它应该是持续的飞，我们现在就是促进这个步骤，实际就是区域结构调整。

第三，就是打破一个机制，刚才他们讲腐败，实际就是垄断，或者存在一些暴利机制，有些行业非常暴利，这是从制度上调节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建立这三个机制至少可以打大缓解，我觉得这个方面还是有些问题的。

三农问题非常难，要让国家拿出钱来，比如说“三农”刚开始做的时候是减税，减免税了以后，减免税在农民收入中占的比重很低，一年一个人也就几十块钱，而农民收入已经达到三千多块钱了，所以说减免税就能把农民变富吗？看来问题不在这方面。后来又搞了建设新农村，建设新农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加强对农村的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福利上的解决问题，但是现在停止了，去年提出新农村建设以后，实际上只增加了三百多亿财政，因为公共设施建设必须是国家财政投资而不是商业资金，这一点又没有实现目标。

后来我们又提出要促进农业生产发展，但是粮食的增长是有限的，市场也有限，收支也有限，依然很困难，这样发展就使得农民要从农村转移出去，所以我们“三农”问题一步一步推上来了，到底是解决农民生活收入问题呢？还是解决农业生产发展问题，还是最终解决农村整体上和城市缩小的问题呢？一个比一个难，关键在哪里？关键是在什么事情都做不成的时候，先把农民的收入提高了。而收入提高了以后，你从哪部分解决？现在解决农民收入最重要的部分是出来打工，但不能说让农民出来打工就不管农民在农村的基本生活，或者是农业生产的问题了，也不是所有农民都可以出来打工，农民在城市中打工差距就更大了，跟城市比差距就更大了，因为不是跟农村比了，所有我们说农民问题应该是中国中的一个难点最集中的地方。

三农问题关键是农民，农民的关键是收入，解决了的话中国的三农问题就解决了，实际是解决农民的问题。我们在农村内解决农民问题显然是没什么大的前途，农民的出路在于城市，我们很多年前就提出了，实际上农村的答案在城镇里面，就是你要解决这些农民问题更多的是从城镇里面找答案。

新农村建设的出发点非常好，就是要着眼于缩小城乡差距，缩小区域差距，实际更注重于全国的协调发展，但在这个过程中也要注意，从长远来讲有部分农村是要消亡的，假定现在的农村和城市格局不变，农村永远是农村，城市永远是城市不变的话是正确的，但在几十年内城镇人口变成农村人口，很多农村的地方是不需要的，那个地方到时候没有人了，如果大规模投入很危险。

所以在新农村建设当中，就是要考虑到我们怎么样从根本上解决农民问题，这个必须要有一个长远的规划，城市的体系当中怎么样更好地接纳农民，现有的城市中的各种体系，我老说现在还没有为接纳农民做好准备，而且是排斥的，而且很多农民在城市当中是受到很大歧视的，包括他们的就业、他们的工资、他们的保障、他们的医疗、他们的教育等等所有的这些方面都没有享受到和城市人同等的待遇。那么你何谈解决农村问题呢？根本就解决不了，从今后长远来讲，你非要有一个更加开放的、对农民工开放的城镇政策体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问题、三农的问题。

“三农”问题不是农民问题、也不是农村的问题，也不是农业的问题，是城市的问题，我觉得这点很多人达到了共识。我们的城市效率不高，吸纳农民的能力不够，或者是存在一个严重的体制性障碍，很多人讲的是户籍制度，户籍制度当然是促进迁移的障碍。实际上还有其他的因素。

我就举一个例子，我们现在的住房政策，这种鼓励房价上涨的政策，让房地产变成一个投机、挣钱、发财、产业的GDP增长，这种产业之后会有什么？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墙壁，农民永远进不了城，因为他住不下来，我敢断言，假如户籍制度取消，农民还是进不了城，因为房子就阻碍到他进入到城里。让他们买房子根本不可能，现在哪有几个买房子的是农民？万分之一，甚至是几万分之一这样的概率，农民的问题我觉得应该综合考虑，制度上、社保上、工作上让他保持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前两天我看广东六成的企业凑合农民工、凑合工人，我觉得这个报道有问题，价格上涨肯定有人来，全国的人都可以过去，总会出现这种情况，在劳动无限供给的情况下就算有也是短暂的，如果工资高我也学这个技术，城乡结构不变，我们的工资收入结构不变，如果都不变的情况下他来说提高工资，怎么提？没办法提，应该解决这些障碍，所以三农问题不在，而是在城市。

我前面也讲了区域问题，区域问题比城乡问题更重，它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