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的身份应该做一点介绍，我实际上并不认为自己是真正的汉学家，因为汉学我们一般来说是西方人对中国的研究，这个问题一会儿再谈。我自己是学中国文学出身，是复旦大学中文系77级的本科生，后来到了北京大学读硕士，我的身份稍微有点特殊的地方就是：我是中国的第一个比较文学硕士，师从中国非常著名的比较文学研究者乐黛云。

在北大毕业以后我就留在北大的中文系的比较文学研究所教书，一直到1989年，我接受了“驻英华”奖学金，去英国获得了教学博士，我读书的地方是英国的苏塞科斯大学，我们那个地方是以文学理论著名，现在国内很熟悉的一个人叫“霍比·巴巴”，是批评后殖民理论的一个非常著名的理论家，我原来在的时候也在我们学校，他现在在哈佛。我的导师跟德里达合写了一本关于德里达的书，我的导师是一位非常出名的法国哲学研究者。

我在英国实际花了很大功夫，也很吃力的是读了很多西方哲学，所以并不是在一个中文环境中学习，因为我们大学就没有中文系。我在英国毕业以后，96年我拿了学位以后本来希望回国，我在这里可以跟网友简单讲一下我内心的想法，为什么当时决定没有回来。就是希望能够有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来整理一下自己的思想，我知道当时国内已经很热闹了，我怕我自己的定力不够。我在新西兰得到了这份工作，所以从97年5月去新西兰，到那里任教，教中国文学和中国哲学。我自己日益进入中国哲学和比较哲学领域，这些年当然也做了一些工作，这就是我大致的情况。

这次被请来也是因为大学组织者的盛情邀请，也是和我多年来学问上交往的朋友。因为我是在国外研究中国，所以说是汉学家也可以，广义上可以这么说。但这个说法有很多不确定的地方，希望一会儿再澄清。

你给我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但是我尽力而为。我们知道通俗有通俗的好处，在我们的访谈过程中，我要不断地阐明我的立场。我知道通俗是必要的，但有时候通俗会让我们的思想变得庸俗，我们希望有的时候困难和复杂是必要的，实际上我带来这篇论文确实是为这个大会准备的。我们现在讲和谐，和谐成了一个非常流行的词，出现在所有人的写作、讲话中，出现的频率特别高。可是和谐这个概念背后蕴含的东西很多人还没有仔细想过。

我们知道和谐这个词是和与谐，组成一个双音词，我们可以说“和”和“谐”在这里说是近义词，我们也应该记得，“和”字也是我们现代汉语里的你和我、我和他、此和彼、中国和外国的“和”，是我们现代汉语里的一个连词。

所以我在论文一开始就讲，我们当然知道和谐的意思，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和谐是此和彼之谐；而和睦是此与彼之睦；和好也是我和他合而好之，重归与好。对于我们这个世界和平的概念，当然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文化、一个宗教和另一个国家、另一个民族、另一个文化、另一个宗教之间的平静、平安，没有冲突、没有战争。

可是也正因为有了这个“和”字，也就有了种种问题，这个“和”不仅标志着我和你之间的关系，也标志着我和你之间的差异、不同，这个“和”字把我和他带到一起来，但同时这个“和”又同时分开了我和他。我们有时候会自己和自己冲突，如果我跟你意见不一致，我会争论。种种的问题也因为这个“和”而来，而我们知道现代汉语的“和”不是从天而降的，所以我在论文里想把大家带到“和”字起源的地方去考察。

我们知道“和”的概念的经典出处是《国语》，《国语》周太史（伯阳），是周朝的一个史官，他讲了一段话：何时生我？同则不济？如果要是不同的东西放在一起就能够产生新东西，如果用相同的东西相加起来还是同一个东西，只不过扩大了它的量，而不改变它的质。所以对于史博来说要和而不要同，同就有问题。我对史博的话做了分析，他的“和”着眼点还是同，因为那时候同有一个主宰，由它来合万物，来创造一个大同。那个“和”着眼点是同，在这个同里面，不同的东西有可能会限制自己和牺牲自己才能够求这个同。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一个多元的世界，多元的宗教、多元的国家，在这之上并没有一个主宰的力量来把不同的东西合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有和谐吗？怎么才能“和”？世界上我们看到更多的事实是冲突，是仇恨、是战争，而不是和谐。我们顺着这个思路往下想，我们知道“和”实际上蕴含了很多问题，正因为有这个“和”字，种种问题都来了。

而在一个没有主宰的情况下，我和你之间有问题怎么解决？我建议回到孔子讲的那句话，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句话大家也有很多的解释，可是我觉得还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在这里，孔子说的“和”应该说成“和”（音贺），就是我听到你说话我要应和你，要做出反应，这里隐含地提出了一位法国哲学家的观点。他人在这儿，我对他的第一反应是，是、对，我在这儿，我听您说话，听您吩咐，无论怎么样，只要你对他做出反映，你已经就是在应和或者是对他做出反应了。

这个“和”是无条件的，只有你现在对他做出反应，把这个责任承担到身上来，你需要为他负责，其他的都由此而来，由这个最原始的“和”而来，下面并没有人要求你这样。根据法国专家莱维纳斯的观点，我们在他人面前的存在不是毫无疑问的，为什么？就是说我在你面前，也许占了你的地方，也许已经影响了你的安宁，我们需要在他人面前为自己做出一个解释。

我在这里没有办法特别详细的再继续分析，我的意思概括地说：我们从现代汉语作为连词的“和”回到“和”的概念的源头去考察，而且通过对孔子的和而不同、同而不同做了重新解读，我想强调一点：真正的和谐的可能性，在于我无论何时何地，首先对他者做出负责任的应和。这个我可以是一个大我，也可以是一个文化、是一个国家，就是说无论如何都要为他者负责，哪怕这个他者要来影响你，或者是剥削你，但是你首先还是要把自己的责任负起来。

这个问题我想纠正一下，我们不是谈汉学和传统的中国文学有什么区别，而是谈汉学和国学有什么区别。你们知道，汉学本来是英语的或者是其他一些西语里的词的翻译。本来是西方人把中国作为一个对象来研究，而可以和汉学相对的是国学，国学非常笼统地说是中国人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或者学问的研究。

要提的问题也许应该是汉学和国学的关系是怎么样的，而这个问题实际这次会上也有很多讨论，大家现在的看法不一致的地方里有一致的地方，当然我是中国人，我从来都是认同中国的文化，汉学是一个他者来看我们自己的文化，而国学是我们自己来看自己的文化。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有很多的层面，不是说很单一的。

国学应该是可以从汉学学到很多东西的，我们有的时候并不了解我们自己，我们其实都有一个自我意识，但常常是照了镜子以后才发现，我现在也是用比较通俗的话来说，你照镜子以后才知道自我形象，你会突然发现自己会发现其他感觉，不是你自己想象的你，现在被一面镜子反射回来了。汉学在这个意义上可以作为国学，就是中国学者对自己文化认识的时候的一面镜子，可以给你提供很多借鉴。

会突然发现他从他的角度来看我和我所属于的一切是不一样的，你再重新想中国的时候，你可能会有启发，你可能会有改变。而反过来说，国学应该是这样的，它是一个文化主体对自我的了解，而这种了解他者是需要知道的。一个汉学家如果想真正了解中国，他应该知道中国的学者怎么样看自己，或者更广义地说，中国文化怎样看待自己。

这种文化的反思总是存在的，但是强度是不一样的，比如在中国传统中，我们这个文化是相信自己是天下，中国的概念你知道是什么吗？如果翻译过来的话是中心之国，在古代相信中国就是天下，周围的人都是蚂蚁，那个时候我们还并不是很强，当然我说这话也有保留。直到中国开始和西方其他文化接触以后，才发现还有其他的文化。在这个文化接触中，自己的文化意识也加强了，开始通过对方来反思自己。所以说汉学和国学的关系至少有这样一个层面。

我想先说一般性的，学习一种外语肯定出发点和动机是不一样的。当年外国的商人、传教士来，有时候也不完全是为了研究一个国家的文化，也有商人为了来中国做生意，或者是外交官为了和中国建立联系而学汉语，这样的情况是存在的。现在学汉语的人在全世界各地越来越多，学生的目的当然也不一样，抱着什么样的想法来学的都有。在新西兰，学生的成份也很复杂，我们不仅有新西兰本国的学生，就是我们所说的白人，也有新西兰的土著人，我们还有韩国学生，有日本学生，他们也很积极地要学汉语，尤其有文化上的亲近感。

至于他们的动机，大部分学生是因为有兴趣，并没有明确的目标要做什么，觉得学这个语言可以为他打开一扇新的看世界的窗口。有的是希望将来做和中国有关的事，但是并不代表他知道自己真正要做什么。有的学生最后学完以后到了台湾，因为台湾会给他们提供教英语的机会。我也有类似的学生到中国大陆来，一边继续深造汉语，一边再学英语，至于他们最后干什么，我想是各种各样的，无法一概而论。

新西兰国家比较小，只有410万人口，我个人希望有好的研究生，在这点上不是常常能被满足。本科生应该说还是不少的，比如像我们学校，新西兰七所大学，每一所大学都有中文系，我们大学的中文系一年级保持在80名左右的学生，当然往上走递减，研究生比较少。现在也有大陆的学生选择到我们那儿读研究生，但是可能跟有些国家比显得少了一点，这可能受制于我们的人口规模。

这个问题我无法给你讲特别多，因为我知道在奥克兰成立了孔子学院。我可以告诉你，汉办也在跟我们大学谈建立另外一个孔子学院，新西兰有两个岛，是南岛和北岛，我们在南岛东部，东海岸的中部，有必要有一个孔子学院。

我的理解，主要是起一种文化大使的作用，通过推广促进汉语的学习来让中国文化被世界更好地了解。孔子学院会参与我们的汉语教学，会为我们提供一些帮助和便利，但同时他们有一个社会角色，就是说在社会上举办各种活动、讲座、展览等等，在社会上推广和促进汉语的学习，以及人们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和了解，我想是这样一个作用。

这个问题问得好，先要谢谢这位网友。我可以先讲一个我个人的经历，虽然跟你们有一定的年龄距离，但我不愿意出现代沟，因为我的心理年龄还比较年轻。因为我小时候受的教育也是非常单薄、非常片面的，直到上大学以前，不要说读四书五经，实际都不清楚有四书五经。

我12岁的赶上文革，那是1966年。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学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但我们不知道四书五经。12岁失学的时候更没有机会接触这些东西，以后就下乡，再到工厂，一直到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恢复高考，我们才有机会重新上大学。那时候我认为自己是很幸运的，虽然没有学什么东西，可能有一定的家庭背景，因为自己还是设法地读了一点东西，居然还能考到复旦大学，所以是很幸运的。

我在上大学以后基本上还是想追新思想，想知道一些新的东西。而那时候的眼光、目光也是往西方看的，那时候有一本新译出来的书，是西方思想的，是我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哲学、文学理论，我都读。我在80年代开始翻译西方的一些理论，我翻的那本书叫做《西方二十世纪文学理论》，是一个英国非常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叫做“伊格尔顿”写的。

我顺便告诉网友一下，这本书在出版20年以后，现在是由英国的一家出版社正式授权北大出版社再版，06年下半年我对这本书做了非常仔细的校订，因为是一个新版，又翻译了一个新版的特别长篇的后记，20多页，那本书影响了我们几代人，而且到现在也是我们经常阅读的理论书籍。05年我上网看，在首都图书馆的文艺类阅读排名表上，这本书有一个月列第三、有一个月列第六位，当时是陕西师大出版社出的，现在这本书重新再版我非常高兴。

讲这个也不是题外话，那一阵我想通过西方来了解更新的东西，所以就一步一步走到了去研究比较文学，研究西方文学理论二十世纪哲学理论。再后面又想出国留学，想更进一步了解西方。我到了西方以后读了很多西方当代哲学家的作品，我最感兴趣的哲学家是“海德格尔”，还有另一位非常重要的法国哲学家叫“莱维纳斯”，这位哲学家我们国内谈得还比较说，去年在他诞生100周年的时候，我们在浙江大学开了一个纪念会，那是一个世界性的活动，他的思想也非常重要。

读了这些书以后我有一个感觉，这些可以称为所谓后现代的哲学家，他们给我最大的启发是，他们不断地通过回到自己的哲学传统，通过对这个传统非常严格的批评，甚至所谓解构来重新开发出新的思想资源、思想力量，然后再往前走，这种回到传统，重新审视自己的传统，不是为了复旧，而是为了往前走。

这些哲学家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我们也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是转了这么一大圈，总是觉得我们没有什么新东西了，这个思想也不是自我而始，如果提到五四，从那时候就开始了，差不多100年的历史。当年鲁迅，青年人问他读什么书，他说：我建议青年人最好只读外国书，不读中国书。人家问鲁迅说：你怎么能写小说？他说：我就是靠读了百来本的外国小说。

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批人对中国文化有激烈的批判，鲁迅最典型，不知道你读过鲁迅的《狂人日记》没有，他说中国的历史四千年，满口都是仁义道德，但是字里行间我只看到两个字：吃人。我是研究现代文学的，我真正研究过鲁迅，所以当我开始回到中国传统的时候，我试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五四那些人物对中国传统有那么强烈的批判，我们这个传统究竟还有什么呢？如果真是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既然西方哲学家能够通过哲学的方式重新回到自己的哲学思想源头去做工作，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做。

从做博士开始，我是做这样的工作。我比较新的研究工作成果是这样两本书，我也可以向网友推荐一下，因为我不在国内，所以有时候书出的默默无闻，其实都是北大出版社出的，应该是可以信任的，2003年非典期间出了一本，叫做《吾道一以贯之：重读孔子》。孔子说：吾道，就是我的道。我借用这句话做了书的标题。在这本书里，我分析了孔子的基本观念，像仁、礼、忠、孝，像仁者爱仁，但是我的方法不一样，我是先回到文本本身，然后对它做很细致的、各个方面的、一层一层的分析，就是希望从那里面开发出新的资源来。

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如果我不谦虚地说，我做到了这一点。现在更多人读它也很认同，中国读书评论第四期有一篇评论出来，同时又我的一个回应。那里提的问题都比较复杂，但我认为我在中国传统思想里面还是有非常深厚、非常丰富的东西可供我们汲取的，我们可以从那里面找到让我们重新继续我们的思想的东西。

刚才网友问的是怎么样能够拯救祖先遗留下来的宝贵财产这个问题。刚才我可能也间接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这里我想用一个比较抽象的、哲学的说法，如果我们完全只是自己，我们不是自己，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是谁，我们知道自己是谁，因为是有一个他者在。正因为有他人他者，你不仅立刻感到要为他者负责，同时你被致于一个要负责的主体地位之上。你在那儿，比如说有一个人在那儿无依无靠，就站在你门口，就无声的站在那儿，你要不要管他呢？你要管他。你当然可以扭头不管他，但你会内疚，他在那儿你就有责任。

我们是通过和他者的接触开始想我们自己，想我们的文化身份，想我们如何为自己的文化负起责任，而为自己的文化负起责任同时也是为他者的文化、为他人负起责任。如果你的文化完全失去了自己的声音，你让它失去自己的声音你是不负责的，你那就让一个声音变成“至大无外”，比如西方文化，比如某一种强势的西方文化，那就是“至大无外”。正因为有了和西方的接触，不断的有他在那儿你才能再往自己的传统走，而且要从自己的传统里继续往前走。

谢谢这位网友的问题。这其实是以非常简单的方式提出了非常深刻的问题。非常坦率地说，我对这个是有保留的，因为总的来说，我们现在跟我们的传统并不是亲密无间的，很多东西插在我们现代人和传统之间，包括我们的现代汉语本身，包括词汇、语法，都已经有很多他者的影响。这时候简单的再让孩子们去背三字经，如果是完全没有理解在里面，我想其实可能是有问题的。

我并不是意味着他们不应该读这些东西，而是我们是否能找到更好的方法，让他们不仅仅是去死记硬背，好象背后藏了一种信仰，只要他们现在背，将来这些东西就会变成他们的。我想不完全是这样，我小时候，我母亲是中学老师，她很喜欢中国古典文学，我父亲其实是写新诗，后来又写古诗的，我小时候背的一些诗不知所云。我非常喜欢唐诗那种音韵，我直到四五十岁再重读那些诗，才开始真正有感触。当然是我喜欢才能背，如果孩子没有这个兴趣，也许可以等到他们再成熟一点。

中国的传统我发现它非常深刻，但是老子、孔子给你一句格言，如果你没有体会的话，你可能确实不知道孔子在讲什么。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也许这些格言是说给那些已经有了深刻的人生经历、人生阅历的人。如何以一种能够让年轻人、让孩子能接受的方式来教授中国传统，我不敢说我有确定的说法，但我觉得这恰恰是一个所谓的汉语学家、国学家、所有中国文化的研究者都应该想、应该探索的问题，但是总的来说我是有保留的。

我们应该区别一下所谓汉学和中国研究，因为现在在美国、在新西兰，包括在英国，我们大部分用的是中国研究。中国研究意思比较中性，而且研究在英语里用的是复数，就是说对中国方方面面的研究都可以包括在里面，而汉学是一个更传统的说法，起源于当时西方传教士来华，他们希望更多地了解中国文化，因为要和中国进行对话，最终是希望能够传教。简单地说，它的起源是这样的。

这个说法有它的道理，因为我们看到文明是在冲突。可是这是需要一个详加界定的问题，这个问题有一点太大了，我一般不会从这个角度想这个问题。我们知道一个文明和另一个文明希望寻求对话，可是寻求对话有没有想过这样的情况？有时候我们俩说的不是一套话，你听不进去我的，我也听不进去你的，那怎么办？那就打。

所以和平有的时候在这个意义上只是战争的间隙，只有打不动了，打到势均力敌，或者打到一方战胜了一方。可是现在是不行的，这是不可接受的。怎么办？一个文明到另一个文明，伊斯兰教、基督教是有问题，但我想从一个伦理的立场来说，一个文明面对他者首先需要我在这儿，我先听你说，我要应和你，我只能然后再说：对不起，你说得可能有问题。每一个文明的基本责任是负起自己要对他者做出反映的责任来，然后试图开始对话。至于这个对话在实际上是不是总能解决问题，我们很难说，可是伦理层面的责任是始终在那儿的。

感受很复杂，一方面我很兴奋、很高兴，这样一个大会能把很多人带到一起来，而且看到中国人大和汉办共同举办，能够投入那么大的力量来组织这样的会，说明中国文化现在自信心越来越强，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自己，而这个了解自己包含着一个很美好的希望，就是我们对其他文化能够有所贡献，这也是为他者负责的表现。你在这儿你不能总接受，要给出点什么，最好的就是给予。这确实是很好的。

但是我也有一点小小的遗憾，我们可能形式方面的东西多了一点，实质性的、真正的思考和讨论时间略微少了一点。笼统地说，我觉得是这样。我非常感谢大会的组织者花了那么大的精力把我们从世界各地请来召开这样一个盛会，而且我们这个会现在国家汉办已经宣布，今后将要定期举办，每两年一次，这是非常好的事。我的一个希望是，将来再开这样的会的时候，能够触及更多实质性的问题，一个文化要生存需要做也需要想，在一个分工的社会，知识分子的任务是去想，如果我们不去真正地想，想是一个不能急于求成的，不是一定会有结果的事。

拿一个公立的角度来谈论思想是不行的，有时候你想很长时间没有结果怎么办？等，你不要强迫自己，思想的速度没有计算机速度那么快，我们只能够真正净下来想问题，然后慢慢地工作，才可能在思想中产生新东西，如果这些东西真是新的、有用的，就会真正对这个文化的发展有影响，知识分子的工作也是知识分子的责任。我特别希望国内、国外的同行不要忘记自己的责任，继续负起这个责任，继续自己的思想工作，这样的话我们的文化才能继续往前走。

谢谢，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