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译外——中国走向世界之路”高层论坛4月6日13时30分进行大会主题发言，王刚毅主持。

女士们、先生们，时间非常紧。我非常高兴能够主持今天下午第一节的讨论会，特别是今天我主持的这一节中所有发言人我都很熟悉，不是翻译界的前辈，就是老领导，有些还是老同事。

今天下午的发言根据大会会务的通知，每一位发言人是30分钟的时间。如果正式发言没有用完30分钟，就有一个提问的环节。如果发言人没有做完发言，我会在28分钟左右的时候，以一种方式进行提示。

第一位发言的是施燕华大使，大家对她都非常熟悉，在电视上经常能看到她的芳容。她先后在外交部很多重要的岗位担任过职务，特别是在1994—1998年，任我们国家驻卢森堡的大使，1998—2003年任驻法国使馆的公使衔参赞，现在是外交部外语专家，中国翻译协会的常务副会长，她的主要译作有，合译并审校的《命运悠关的决定》、《英迪拉·甘地和她的权术》、《豪门秘史》、《大座钟的秘密》，《企业家——世界名牌创始人小传》等，还有其他的一些。

她今天发言的主题是“外交翻译，一字千金”。

交给我的任务是谈外交翻译，怎么办呢？“外交翻译，一字千金”，也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因为不能用金钱衡量，还是用一种比喻的说明，说明外交翻译的重要性。

外交是干什么的？是很清楚的，外交在世界上的关系当中是最高的层次，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涉及的面也是很广的，大到主权、国家安全、经济关系，小到一些移民问题，在国外侨团的利益等等，这全是外交。所以，很难说哪一个是外交翻译，它涉及的面很广。就像蔡武主任所说的，我们中国的翻译的特点跟别国不一样，我们必须是从母语译成外语，这是很困难的，主要是口译。口译有的时候两边都得翻译，现在很多发达国家有中文了，提供中文翻译。但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时候，外国人翻译成中文有的时候我们听不懂，我还得翻译一遍，实际上两边都得翻。外交翻译，总理一直是非常重视的，他说这项工作很值得，不能轻视这一行，他对外宾说，没有翻译，重要的事情，我们双方一起坐着相对无言，动都动不了，所以我们不能小看外交翻译，其实对所有的翻译都是一样，只不过因为我今天讲的是外交翻译。

我想从三个方面讲讲它的特点：第一，政治敏感性。这是外交翻译和很多翻译的不同点，当然别的领域的翻译也有这个问题，只是在外交翻译当中它更加突出一点。主要的是涉及到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方面的问题，翻译就特别敏感。我就简单讲一讲关于台湾称谓的问题，这个现在大家都很清楚了，开始的时候不是特别清楚。对我们来说，我们是大陆，是中国大陆，对台湾而言，它是我们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加入国际组织的时候，在亚洲开发银行的时候，因为台湾已经是成员了，它的经济发展也达到了一定的水平，要把它完全驱逐出去是不可能的。但是，它仍然以中华民国的名称留在亚行又是不行的，所以经过艰苦的谈判，达到了一个很好的效果，就是改名为“台湾”。后来加入国际奥委会和APEC的时候，又出现了台湾的称谓问题，那时候就改成“Chinese taipei”，这是用“P”，不是用中国大陆的拼音来拼，而是用台湾的拼音来拼，当然出于大局考虑我们也接受的，所以总的来说，在台湾的称谓上必须要明确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正确的，在翻译的时候要有一根弦。

在亚太经合组织当中，它的成员，中国一共是三个，大陆、香港、台湾。怎么称呼呢？不能都说是成员国，那两个不是国家，这时候翻译就要注意，这些在我们的脑子里都必须是很清楚的。当时香港回归的时候，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享有高度自治的，但外交和国防是属于中央政府的，在口译当中，有的时候领导会出现口误，这时候翻译就有一个纠错的功能，自动纠错。周恩来总理曾经指示过我们的外交口译人员说，外交谈判，谈判代表本人的水平固然很重要，但是翻译也很重要，翻译强的，可以帮助把逻辑上、词句上不够恰当的地方纠正过来，这就属于这么一个现象。而且有很多别的时候也是有的，尼克松访华的时候，中央领导同志见他的时候，不太习惯说尼克松先生，说着说着就说“尼克松同志”，翻译不能这样翻译，所以翻译都有个纠错的过程。

从词句上也有不够恰当的，也要纠正过来。有句话，香港特区将会保留自己的政府、自己的社会、自己的经济、自己的生活方式。照字面意的话，“保留”是怎么理解？人们就可能很快想起来英文里的意思，但是中文的意思有两种，一种是前面的东西完全不动保留下来，另外一种是港人治港，可以有自己的政府，但是政府里面的人不会全部都保留下来，因为我们是港人治港，原来英国的这些官员们就得离开。所以，开始的时候翻译是不对的，不符合我们的政策，后来就改了。

第二，关于领土争议的问题。由于历史原因，我们同一些国家还有一些领土争议，在涉及到争议地区的时候，我们往往是各有各的名字，比如说钓鱼岛，我们就叫钓鱼岛，日本叫做间隔群岛，南沙群岛、西沙群岛跟我们有不同的叫法，这时候翻译人员都要有了解，要弄得比较明确。这方面的例子比较多。

第三，吃透我方领导的意图，在外交工作中要注意尊重对方。国际上外交有个惯例，那时候我在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的时候，联合国开会，可以把一个国家批评得很厉害，但是不能点它的名字，特别是不能点领导人的名字，如果这样的话，他觉得太差了。这从两国关系中还是要注意的，所以我们的领导人也非常注意这个问题。像李肇星部长在记者招待会上，还有在跟外国人的交谈中，他明明知道是哪个国家，就说是“某个国家”或者“某个超级大国”，这时候翻译如果稀里糊涂把这个国家说出来了，就等于是完全砸锅了。这也是一方面政治上的敏感性。

当然，有的时间还要直截了当。比如说像去年的时候，日本首相小泉不断地去参拜靖国神社，我们说参拜靖国神社，就是参拜二战时的甲级战犯，他们的解释是参拜靖国神社是参拜日本为国捐躯的军人，而不是参拜二战时的甲级战犯。我们李部长讲的时候，他干脆把靖国神社不说了，他就说小泉首相去参拜二战时期的甲级战犯，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你没有什么好辩论的，这个时候翻译也得跟上去，不要说惯了就是参拜靖国神社。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值得注意的。

第四，词语的选择和政治敏感性也是非常重要的，在外交上咬文嚼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方面。举个例子，中国人讲关心和关注讲得很多，就是来表示对某一个问题的注意，作为英文有好几个选择。比如说有个邻国发生外交政变了，外交部发言人说中国对某某的局势十分关注，正在进一步了解事态的发展。现场翻译所选择的词汇，意思却包含了对他的局势的忧虑，好象是我们对他这边不赞成，对方就提出交涉了。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某一个国家领导人到中国来治病，他身体不是太好，我们说我们对阁下的健康很关心，开始有个翻译翻译成你的病很重了，我们很担忧。这样不好，那么到底怎么翻译呢？就像今天蔡武主任说的“三贴近”里说的，要贴近他们的思维方式，说明我很关心你的健康。诸如此类的，说明我们对他的关心。

第二方面，背景情况一定要了解。还想引用一下周总理对翻译人员说的，他说做口译是不容易的，知识面要广，资料要多，来得要快。知识面广、资料多，就指背景情况，要翻译，要多看谈话记录，领会精神，按谈话精神来译，不是一句一句地译。

参加外交谈判的翻译人员脑力劳动强度很大，要做记录，怎么能够减轻脑力劳动呢？如果你对这个知识很熟悉的话，你就知道什么是关键的要记下来，什么可以略。在有些问题上，要加重语气，什么地方速度要放慢，让对方充分地消化，这就可以做到得心应手。翻译不免得会漏一两个词或者短语，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你对背景情况很熟悉的话，你就不会漏最关键的词，不关键的事儿你都说得很全。所以，背景知识是非常重要的。

再举几个例子，讲讲背景知识对翻译准确性的影响。有一个很老的例子，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当时斯里兰卡有个“米胶协定”，这个“胶”是什么？当时的领导人说话不像现在说普通话，有口音，说是“xiangjiao”，到底是“香蕉”还是“橡胶”，根本搞不清楚，知道了这个背景你就不用问了，也不至于翻成“banana”。所以，这是背景知识的问题。

另外，在准备过程中，有的时候要对一些国家的地理状况、主要产品要清楚。那时候非洲有个国家的领导人跟我们说他们有个“cassava”，淀粉很多，希望我们帮助他们充分利用起来。翻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尽管这不是政治敏感性很强的，但是很关键，因为不知道下面全都翻译不下去了，后来我们大使馆的领导人知道是木薯，就可以翻译了。所以，有的地方的地理、经济发展情况，也是需要翻译充分掌握的。

第三方面，对双方的关系要有很好的了解。我曾经碰到过这么一个例子，就是马其顿，我们同马其顿是1993年建交的，但是1999年的时候，台湾给它收买去了，我们就跟它断交了，终止了外交关系，到2001年的时候又复交了。后来他们来访问的时候，我们就谈到中马关系十年的时候，2003年的时候我们说，中马关系走过了不平凡的十年，不平凡怎么理解？在中文里，中文是个很含糊的语言，我现在越来越感觉到很含糊。不平凡可以说不同寻常，也可以说是特别、非凡、出色、了不起的，可以有多种选择。因为年轻的翻译不太了解中马关系的历史，实际上我们关系当中有曲折，有不好的地方，是这个意义上的不平凡，如果知道它的背景、知道它的历史的话，就会知道这个不平凡的意思是有曲折。后来翻译的比较含蓄的说明了问题，这样就把中马关系当中的十年的情况大体上用一个词总结出来了。

另外，欧盟现在已经有50年的历史了，欧盟要建立一种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政治联盟。这个“联盟”应该怎么翻译？如果知道欧盟历史的话，就知道这个联盟怎么翻译了，如果不知道的话，翻译就完全不一样了。

在描述两国领导人的会谈的时候，我们经常讲坦诚的交谈。中文是个单音节的字，很多时候是两个音节、四个音节放在一起，有的时候是重复的意思，有的时候不一定重复，像“坦诚”，一个是坦率，一个是真诚，到底把它落脚在坦率还是真诚？这里面又有学问了。如果两国谈得是比较好的，而且分歧不是很大，但是还是把大家的意见全都说出来了，那就可以用坦率。而有的时候，两国谈得也挺好，但是大家还是有很多分歧的，那还要有一个真诚。翻译坦诚的时候，就要知道两国关系的程度。

另外，翻译还要担任一些解释的任务。我可以稍微简单谈一下，对我们经常要涉及到的关键的文件、关键的词的内容我们必须要很清楚，对于口译来说，有些关键的文件里面的一些词你都必须要背出来，像那时候谈中美关系的时候，关于美国售台武器的公报的一些关键的句子，另外中美建交和上海公报里一些关于台湾问题的表述，具体每个字都要背出来，都要很清楚。我们在谈到中美关系的时候，我们经常同外国人介绍中美关系，中国领导人就说中美关系要以三个公报为基础，对美国人来说一点问题都没有。对其他国家来说，特别是有些发展中国家不知道这三个文件是什么，你得说清楚，哪一年是干什么用的。817公报，是8月17号，但是哪一年的是干什么的，是1982年关于美国售台武器的公报，这样人家才清楚。另外，像中日关系，日本人说深刻地反省，反省是从日文那儿过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联合声明里是怎么说的。

最后，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关于文化上的不同。文化上的不同有一个政治术语的问题，我们中国人的政治术语很多，比如说唯物主义、唯心主义，随着时代的变迁，现在有不同的理解，我记得我们领导人说我们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面临很多问题，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翻译所用的词汇，我查了外国的字典，最主要的翻译是享受，所以现在应该改一改。类似这种东西在历史上也很多。比如说实用主义，字典上翻译实用主义是好词，而我们中文的实用主义不是好词，所以在反恐斗争中，实用主义双重标准都是有害的，它的实用主义是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的。

对方习惯的问题，我稍微简单讲一讲。我们中文讲“血肉关系”一点不觉得难受，血肉凝成的友谊，两岸同胞的感情血浓于水。如果翻译成“血”，人家感觉很难受、恶心，所以我们就要变一变翻译。我们要尽量避免这方面的问题，像“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把皮和毛都翻译出来了，人家也觉得很恶心，也弄不懂。所以，翻译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词语有现代性，有时代的变迁，这点很重要。过去冷战时期的缓和和现在时期的缓和是两个词，冷战时期是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缓和，现在不用了，而现在的缓和是用relaxation，绝对不能用detente。还有一个我们说人权是一个基本生存权利，过去我们确实是the right to life，后来不行了，美国反堕胎一来，变成了一种反堕胎的口号，后来我们就改了。

成语和诗句的解释，因为时间关系，我就讲一点，所有的成语和诗句的解释我们在翻译的时候要注意受众的理解程度，中国人的哲学是抽象思维很多。你听温家宝的记者招待会上也用了大量的诗句，但是如果不加以解释的话，人家不懂。

我讲一个简单的例子，去年李肇星外长在记者招待会上碰到一个小国的记者，他说我是来自一个小国家的记者，我要问一个问题。李肇星反应很快，马上就说山不在高、有仙则灵，中国人一听就知道了，小国还是平等的，我们不会怎么样的。我们的翻译就是这么翻译的，后来第二天李肇星用英文加上了一句，第二天我看见网上的记者大概不懂英文，说外交部的翻译翻错了，李肇星纠错，其实不是的。是翻译没有经验，缺少补充一句，如果补充一句的话就清楚了，为什么说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所以，有很多这样的东西要加以解释的。

另外，我们的有些成语可能在英语里可以找到相似的，最特殊的就是同舟共济，在英文里是大家都处于困境，而我们的意思重点是要帮助。所以，要引用英文的成语说明中文成语的时候要特别小心，要对双方成语的意思有彻底的理解。

以上都是我个人粗浅的看法，可能有的看法不一定准确，希望大家能够讨论，而且加以指正。谢谢。

感谢施大使给我们做了精彩的演讲，她用短短33分钟的时间，用她在具体工作当中大量鲜活的实例，从三个方面论证了翻译在外交方面的重要性，尽管她没有说，但是我想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听众通过她的发言就可以了解到为什么我们有众多好的翻译家最后都变成了杰出的外交家，再次对施大使的发言表示感谢。

第二位发言的是林戊荪先生，林先生应该说是我的老前辈，也是我的老前任，也是一个老的资深的翻译家，他曾经担任过中国翻译杂志的主编，也是我现在担任北京周报社社长、总编辑职务的前任，他曾经当过我们北京周报的副总编辑和负责人，他也担任过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的局长，在他的翻译领域中也有很杰出的表现，曾经翻译过《论语》、孙子、孙膑的兵法、《南京大屠杀》，最近他翻译了一本书《江边对话——一位无神论者和一位基督徒的友好交流》，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不知道林先生是不是可以把近期非常热门的于丹女士的讲演也翻译成英文。他今天给我们讲的题目叫做《战略思考，如何来提高中译英》。

我首先想讲点题外话，也是我个人的感想。16年前，我们中国外文局和中国翻译协会，那时候叫翻译工作者协会，主持了一个类似的会，叫中译外研讨会，那个时候参加的人不到40人，30多人，而今天我一看，首先人数来讲，我刚才调查了一下，有200人。另外，我们提了一个很响亮的口号，是“走向世界之路”，说中译外是我们对外交流的一个重要的桥梁。而且我刚才听到蔡武主任一个非常好的发言，我觉得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中译外大发展的前景。所以，我非常高兴能在这儿发言。

在发言之前，我曾经想过到底讲什么？是讲我自己的经验，讲存在的问题还是怎么样？后来我想来想去，既要提到现在存在的问题，但是我不要做具体的分析，因为这样的文章以及谈话可以说是相当多的，问题是怎么解决我们所面对的水平不够的问题，怎么从长远来讲去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不是哪一个单位或者哪一个大学，可以说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开展对外交流走向世界的一个重大的问题。我个人觉得，我们是时候应该认真思考这个问题了，而且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带有长远性的措施，来改变现状。所以，最后我选择了这么一个题目“提高汉译英水平的战略思考”，我提了七条建议，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前面摆了一些情况，就不讲了，希望留一点时间大家来交流，我也非常希望听到大家对我这七条建议有什么想法和反应，所以我就加快，把前面一半砍掉，就讲后面。

首先，我讲讲现状。目前，中国大陆的翻译市场占全球的10%，所以目前市场产值估计接近200亿人民币，数量是很大的。

第二，翻译人员，到底重要有多少翻译？这一直是中国想了解的，而且只能找到一半是准确的，一半是不准确的，有翻译职称的，我们叫做专业翻译人，大概在6万人，这是从人事部来的数字，是具体可靠的。但是，实际的从业人员，我们过去一直在估计，50万，是估计，不可靠。为什么差别这么大呢？因为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有其他专业职称的，比如说搞科技翻译的、搞科技情报翻译的，人数是很多的，或者是在新闻工作领域，有很多人是搞外文的，像我个人，我拿的是编辑职称，所以不在这个系列里，但是从事这个工作。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的估计是50万人，但这50万人都是在部门的，政府部门或者是政府的事业单位的人，是50万。而另外抽样调查，说现在大概有100万，将来我们希望做正式的统计。

第三，现在的翻译已经跟过去不太一样了，过去都是内部翻译，就是我属于某一个单位，我在这个单位里工作。而现在的大多数都是叫翻译公司，翻译公司里有职工，是做翻译的，也有社会上的，现在很多都是招标的，比如说这次奥运会，就采取招标的办法。还有很多大的项目，向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去申办项目的，这些项目的翻译都是采取采购招标的形式。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现在专业翻译注册企业有3000多家，但是如果把其他咨询各种各类的加在一起大概有几万家，在北京就有800多家。从前在北京是屈指可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也就是十来家，顶多顶多了，而现在不是这样。现在还有很多新的现象，这些年来发展比较快的，刚才说了，有资格证明的、专业化、多样化，品种大大地扩大，过去最早不外乎是两种，一种是外交、对外宣传的，还有一种是文学翻译，而现在大家都知道，数量很大，从科技、经贸、旅游等等方面。另外，科技化，人机合作大量发展，这在某些方面是不可能的，但是在相当一部分，有术语重复的，是个很大的发展。

第四，企业化，我叫它现代翻译场，我们历史上有佛经的翻译，当时“玄庄”就有翻译场，有不同层次的翻译一起来进行翻译，我个人认为这是最好的一种翻译方法，大规模的翻译都应该是这样的。而现在的翻译场是靠项目经理来进行项目管理，同时进行多种翻译，这个不用说，在座有翻译公司的朋友，还有从国外来的，他们都是采取这个方法。所以，需求是多元化的，而且有好多已经不是简单的翻译。翻译包括各项的服务，甚至文件的排版等等。

我们来分析一下，2010年在上海开世博会，那个翻译量是惊人的，而且语种是多样的，100个国家来参加，可能有几十种语言需要翻译，量是惊人的。而且在很短的时间来做。我们应该说现在的翻译已经是工厂化了，不再是个人自己在家里拿个打字机打一打就交稿了。所以，这些变化我们要适应，我们不能再用过去的办法来管理和工作，这就对我们提出了很多的挑战。

第五，现在中国翻译协会下面有一个服务委员会，正在起草一个“中国翻译产业能力调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后面我会讲，第一个建议就是要调查，到底中国翻译界的情况是什么，现在我们不敢说是两眼漆黑，但是基本上是模模糊糊的，这样不行。过去我们的估算，凭我们的想象来做决定已经不再适合了。翻译作为一个产业出现以后，我们的翻译协会，有关管理翻译的机构，本身也要起变化，换句话说，用我们过去的术语，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上层建筑也要发生变化，否则的话，我们就会变成一种无政府状态，变成一种混乱的状态。

第二个问题，难度、成绩与问题。难度我就不说了，成绩也不讲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多说了。问题很多，我想简单地归纳一下我们的问题。我们的问题大概是三个方面：

第一，社会上并不了解翻译。上午蔡武主任讲了很多，这个问题我们反复地呼吁，我本人在《人民日报》上都写过文章呼吁，但事实上社会上对翻译的了解可以说是不多的，大多数人都不了解。普通人不了解，用户不了解，这就够严重的了，领导也不了解。我们在政协专门提了提案，呼吁要重视翻译，但是没有效果，因为提不上日程，觉得这个事情还可以放在以后处理。在座的有一些政协委员，我们还要继续呼吁，继续来造舆论，后面我还会讲到这个问题。所以，我认为提高翻译的水平是一个战略的任务，它不是一时一世的任务。下面我就这个问题讲一讲。

我们国家有一个特点，如果我们重视一个事情，我们可以集中全力解决，我们处理SARS的挑战，就证明了我们有这个能力。一年以后2008年北京就要开奥运会了，我想这个问题是能解决的，这种问题我们最善于解决，我们有问题，这个事情提上了日程，政治局都来讨论问题，马上就来解决。北京的公示已经讲了20年了，翻译当中出现的问题，以前解决不了，但是一到开奥运会了，我看是能解决的，就是我们短期内突击性是能解决的，我现在讲的不是这个。我为什么提出是个战略任务呢？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一个长远问题，我们要从最高层来看这个问题，蔡武主任讲了，我说还不够，我们还要往上呼吁，让我们的国家最高领导人也知道中国有一个中译外的问题，有一个翻译问题，否则我们就没法走向世界。有了这样的任务，我们才有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所以，要从长远考虑，定出规划，联合各方面的力量，有计划有步骤的加以实现，我今天在这里大胆的提出这个问题，就是我想呼吁，想造成一种舆论，让我们能够全力以赴的、长期的从各方面来解决这些问题。

下面我提出七点措施：

第一，要对翻译行业进行全面的调查、调研，深入的了解，目前我们对翻译队伍的人数、职称、分门别类的专业、年龄的分布、地区的分布、翻译公司的状况都缺乏了解，没有这方面的统计。因为什么？翻译在过去不算一个行业，我们过去跟统计局提出来，全国人口调查每五年一次，我们说能不能把翻译也放上？他说对不起，没有这个职业，翻译不是我们国家承认的职业，所以没法做这个调查。所以我说我们要真正做一个全面的调查，翻译队伍比较复杂，有专业的，有兼职的，还有业余的，所以我们到底有多少翻译？翻译的语言分布、地区分布的状况我们都不知道。所以就很难真正的有一个设想。我们需要什么人呢？我们哪些人是多余的，哪些方面是不够的？我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很长的时期，一段时间西班牙文是多余的，学西班牙文的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可是现在发生的变化，西班牙文专业的大学生成了抢手的，这就是发生了变化。现在学葡萄牙文的人那是珍品，为什么我们要开展跟巴西的工作，结果没有懂巴西文的，结果派葡萄牙文的人才到巴西去，这是不对路的。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严重的。

只有有了一个基本的素质的了解，我们才可以知道我们缺少什么？现在我们大家都在呼吁，各个单位都在那儿感觉，我们缺乏高水平的翻译，但是缺乏多少高水平的翻译我们并不知道，各个单位之间也没有数字，都是自己在那儿采取措施，来保留，不让他流失，但是这不是一个总体上的办法。而且使用单位跟教育部门没有联系，所以我们还是很盲目的在那做这些工作。大家知道同声传译奇缺，所以大家都抢着考这一门，但是弄不好过一定时期以后会过剩的。所以我说我们需要，还有公司，大大小小的翻译公司不计其数，我们没有调查，这些公司哪些是不够格的，我们也没有办法调查。这是第一个问题，要做一个基本情况的调查和了解。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也不了解，现在在国外，有多少华人在搞翻译公司做翻译的业务，在开会之前我跟一位从美国来的先生谈了一下，我知道在澳大利亚有很多，在英国、美国也有，但是我们和译协都没有联系，我觉得我们的译协应该加强联系，就是情况要明。

第二，要大力开展“普译”工作，这个词是我创造的，大家都知道“普法”，普及法律知识，我觉得我们要向社会普及关于翻译的知识。我们好几位同行过去都说过这个话，我在这里稍微的讲一讲。今天早上，前面的发言人已经讲到了，我觉得最奇怪的就是一个现象，现在的社会上对英文的兴趣是这么的高，可以说是一种英语热，就像国外有个中文热。但是大家对英语特点的了解，对文化和语言关系的了解，对什么样的人才算是一个合格的翻译的了解几乎是没有的。我这些年已经不再收到这样的电话了，但是前十几年我刚退下来的时候，经常有电话来，有的时候是外地的，我不怎么他怎么知道我的，说我现在有一篇医学方面的材料，非常重要，请你翻译一下好不好？我说我连中文的医学都看不懂，我怎么给你做翻译？就是说对这方面的了解实在太差了。到今天都是这样，到外地去看，到处都是惨不忍睹的翻译，可是持续了多年而没有得到改变，为什么？因为没有人在做这方面的普译的工作，就是关于翻译知识的普及工作。我现在在这儿呼吁，在座的各位，特别是我们中国译协，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利用现在的媒体，大谈特谈翻译是怎么回事儿，翻译的特点是什么。我们的翻译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自己是一个隐身人，我自己做翻译的时候，从来不愿意人家说这个是你翻译的，所以我们不愿意去出头露面，更别说到处去讲翻译是怎么回事儿。我觉得现在我们就反其道而行之，我们应该大讲特讲翻译是怎么回事儿，在报上，在各处来宣传，甚至于在电视里面来讲翻译是这么回事儿。我觉得特别是那些大企业家，让他们知道翻译是怎么回事儿。在众多的印刷的非常漂亮的出版物、宣传品，可是英文一塌糊涂，糟蹋了纸，起了一个反作用，给我们中国脸上摸黑，这样的翻译太多了，现在我反过来要自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我有缺点，我作为一个译者，作为一个在中国工作的人员，没有大力去宣传翻译是怎么回事儿。这是第二点。

第三，大力推广翻译资格考试。这个我们好不容易在前些年开始翻译考试，但是这里有一个缺陷，我们做了很多工作，但是现在我们还没有实现准入制，就是说这个翻译考是可以的，但是没有证书的人照样翻译，所以我觉得最终我们要尽快的推动人事部门提出准入制，你是一个律师，你没有律师证书，你从事律师是非法的，你是个会计师，你没有会计师的证书你是非法的。但是现在有个现象，因为大多数的人在翻译考试之前，就从事翻译了，所以我觉得要设计一个方法，使新进入市场的人必须要有证书，没有证书不准进入。这个恐怕要花很大的力气才能实现。有了证书并不等于你就是永远合格，你还要继续教育、终身教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从翻译的开始，我们就把这个水平给他提高，或者把最低水平规定下来。

第四，尽快制定具有权威性的翻译服务机构资质，这主要讲公司，你要成立一个翻译公司，你要注册，你有多少翻译？什么水平的翻译？这一套，在国外的有些国家是有的，有些国家没有，我觉得这个是很需要的。现在我们出现什么情况？没有这种制度，所以翻译公司之间，翻译个人之间，私下进行低价竞争，你说1000，我说500，你说500，我说100，你说100，我说50，50元1000字都在干，甚至于20、30，据说有些地方是这样的。到我们地方上他们讲就是用这种办法，那么肯定没有好东西出来，肯定质量会差。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了这个以后，还要有一个制度，就是一个评估制度，因为经常用翻译公司跟客户有的时候会发生争执，这个翻译合格不合格？翻译是不是错误太多了，是不是需要怎么样赔偿等等等等这些问题都出现，那么需要有一个机构来准核，需要有一个权威的机构来评估，丹麦就有这样的机构。

第五和第六我认为是最重要的，这个我就不多讲了，刚才已经有人讲过了，就是关于翻译对外传播委员会的讨论，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我现在就是希望这种翻译的讨论要扩大到更多的场合，重要的是我们的交流、讨论。另外，翻译非常容易个人行为，我非常希望在各个单位提倡讨论、交流，翻译之间的交流有的时候会迸发出火花，思路是更有启发性的。这个问题就不多讲了。

下面是关于改进翻译教学，特别是汉译英的笔译教学，我特别关心这个事儿。我在外文局多年，每年都有新的大学生进入，我的感觉是新的大学生往往要3到5年才能真正进入角色，我觉得这个时间太长了。我希望今后使用单位和教学单位要更多地结合起来，我知道在有的地方、有的国家比较重视这个。我希望设笔译，特别是中译外的笔译专业。而设这个专业的时候，我知道现在有几个大学已经开始在试点。但是它不是中译外，它是两方双向的翻译都有，我觉得这个要尽早的专业化，就是说这这些人专门做汉译外的翻译。我有四点建议，一个是大量阅读该国的现代作品、各类报刊、各类文本，熟悉当代口头和文字用语的表达方式。二是大量的练习用外语写作，我们的翻译常常本身是不会用外语写作，这样的人我觉得还不能做翻译，至少不能做好的翻译。因为你要懂如何写作了，那你翻译的就自然了。三是大量的练习，没有错误，就没有正确，我们不是自己的母语，即使母语我们还是错误当中学习。我们现在就是需要自己翻译之后，有人改，改完之后有讨论地这样的话就能够提高。我们现在就是有个问题，现在外国专家在电脑上给我们改稿子，经常在电脑上什么都看不见，这是非常可惜的。四是到了一定的水平以后，要到出版社、报社、广播电视的单位去实习，现在也有实习的，但是我觉得时间太短，一般都是两个星期，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学期，我知道在香港有这样的学校，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当然外国还有一个办法，就是送这个学生到外国生活和学习半年到一年，这个我们可能还难以做到，但是这些办法是很多的，我觉得这个可以专题讨论。

最后一个问题，我就讲半分钟，就是翻译的管理和翻译的待遇。我觉得翻译的管理是很重要的，我们过去就有翻译管理，但不是这个专业，现在叫项目经理，这在很多外国的翻译系里都作为一个专业来教育的。翻译项目经理就好象作战时候的参谋长，他是总调度，可是很可惜，在中国以前很重视这个问题，但是这些人拿不到职称，他拿不到高级职称，所以这些人最后都灰溜溜的退出舞台了，所以现在随便抓一个人就来，这样的人应该既懂翻译，又懂管理，自己既做过一点翻译，而且特别要知道不同类别的品种的翻译的长短，就是哪些人适合做这个，哪些人做那个，他是个总调度。我很郑重的来呼吁对翻译的待遇要改变。现在的翻译，我们有这种制度，翻译有定额，这个定额只有量没有质，所以最后就是粗制滥造，实际上翻译是个精深产品，不像是一个杯子，一条毛巾，拿出来都是一样的，翻译一个是甲译品和乙译作完全是不一样的，这个计算完全没有计算在定额里，那就坏了。

另外，翻译的稿费特别低，给翻译改稿人的稿费也特别低，咱们中国定的稿费还是十几年前的稿费标准，这完全不适合我们现在的实际情况。实际上，我知道很多单位根本就不按这个办法做，这个是一个大问题。有很多单位今天早上提到了，像外文局等好多单位，都有自己的奖励办法，来改变这种状况，这个如果不解决，也不能使得翻译水平能够保持得长久，有很多人都转业了。

最后几句话，我以上的意见涉及面很广是一个综合的考虑，但是难免缺乏深度，因为很多东西不能讲的细，但是我说一句话，这些都是我的心里话，是我多年思考的结果，我感谢各位耐心的听下来，不足和错误的地方请同行指正。

林先生是我们译协的常务副会长，今天他讲的不是第一次，就此问题我知道他是在多种场合做过了多种的呼吁，他今天的的确确是从翻译作为一个行业战略的高度提出了很具体的意见，他的这些意见结果如何、影响如何，直接牵扯到在座的每一位人，直接牵扯到在座的每一个人代表的每一个机构，也直接牵扯到我们整个行业的前景和发展，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人都会积极地响应和参与。让我们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林先生的讲演。

下一位我有幸介绍，也是我以前的同事刘式南先生，刘式南先生长期在中国日报，就是我们国家唯一一张全国性的英文报纸工作，他先后担任过体育记者、时政记者、国际新闻编辑、要闻版责任编辑、发稿部主任，现在他担任中国日报总编辑助理兼专栏作家。我知道中国日报的编务人员要求用英文直接从事写作，刘先生长期在中国日报工作，所以在他日常的审稿、定稿、签版的过程中有大量鲜活的例子给我们分享。他今天发言的主题是“从外国读者对我外文报刊文字的疑问看中译外工作中要注意的问题”，我们现在欢迎刘先生。

谢谢主持人，也感谢在座的各位同行给我这么一个机会，在这里谈一谈，我也是多年以来对于中译英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些困惑以及我们如何在外籍编辑的帮助下去解决这些困惑，来讲一点看法。

我讲的标题是“遵从外国读者的阅读习惯”，我讲的主题是我们英文报纸的报道，或者是我们中译英的工作最终的目的是什么。首先，从中国日报的实际工作当中所产生的一些想法，中国日报本身是一个中国人办的英文出版物，也就是说它并不是一个中译英的产物，我们的记者在采访回来以后，会直接用英文写作，但是这依然存在着我们在中译英中所遇到的同样的问题，因为一方面我们有些文章，有少量是从中文报刊编译过来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的记者在写作的时候，不论是思维方式，还是用语习惯上，也难免会受母语的影响，因此用词不当、语句生硬、不符合外国人说话习惯的问题常常会在我们的报纸中出现。这些问题，一般经过我们所聘用的英美籍的专家修改之后，能够得到比较妥善的解决。但是，这些外籍编辑，他们在修改稿件的过程中常常会提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比较典型地反映了中国人所写的英文中那些让外国人觉得难以理解的词汇或者概念，或者是在他们看来重复冗赘的叙述，或者是我们习以为常，而他们听着不顺畅的话。因此，研究一下他们这些问题以及他们所做的修改，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在进行中译英工作的时候，应该怎样才能做到利用外国人所能理解并顺耳的言语，传达出我们所希望传达的中文原文所报刊的实字性的信息，也就是说我们写出英文来，必须考虑到读者他们顺畅的、政府无误地接受了我们所要传达的信息，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就像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的，前天的中国日报上的标题所表明的那样，我们的目标是读者，我们在翻译中文作品或者其他一些出版物翻译成外文的时候，也同样要考虑到这样的问题，就是是自我欣赏还是为你的读者着想。

下面我想就中国日报日常编辑过程中所看到的实际例子来讲一下。我们平常所涉及的问题挺多，最主要的有两大类。一类是那种过分详细、过分全面、冗长的文字淹没了实质性的信息。第二类是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术语，以及中文里特有的语言习惯，简单化的翻译给外国读者带来困惑。

首先来看看第一大类的问题。我相信大家也都注意到了，中国的官员也好，企业家也好，他们在说话的时候，往往喜欢说一些大而空的套话，这样我们的记者在采访回来以后，如果就这么写上去，常常会遭遇到删减，有些话虽然从翻译的角度觉得这句话不能说完全是空话，但是完全拿出来也是尽人皆知的大白话。举这么一个例子，有一条新闻说，在吉林省长春和吉林市之间要建一条快速铁路，我们的记者在写完导语之后，接着写了这么一段话，主要内容是长春和吉林，他们是处在东北中部的经济带上，这个铁路建成以后将如何如何。对这句话我们最后的处理结果是什么，大家看看（见图），很简单，除了保留这么一句话，长春和吉林是中国东北这个省份里最大的两个城市，其他的都删掉了，删掉了怎么样？可能大家觉得很极端，但是细想一下，我们不妨回过头来再看看这句话（见图），听起来像广告。这显然是大白话，修建铁路的目的不就是这样吗，所以我们觉得新闻报道里是没必要的，就删去了。

另外，还有一个特点，中国官员在讲话的时候，往往加上一句评，就是在陈述一个事实之后，往往喜欢加上一句点评来说明这个事实的意义在哪里，这样往往是很乏味的陈词滥调。比如说“如果取消了对铁路投资者的市场准入限制，投资者将很乐意将资金投到铁路上来。铁路系统也将获得进一步发展的新动力。”我们进行了梳理以后，把后面这句话给删掉了，为什么删掉这句话呢？因为下面讲的话“铁路系统也将获得进一步的发展新动力”，这个不用说，所以我们就给删除了。

下面再看另外一个例子，这也是比较典型的中国人说话的方式，“纲要指出：电讯、铁路、航空等方面的改革应当进一步深化，取消市场准入限制，鼓励自由竞争，允许各类投资者进入这些领域。”我们把翻译翻译后的内容进行了大量的删减，把原来的“指出”、“改革”进行了删减，但是这句话没有减少原有的意思，而且读起来顺畅多了。

下面再看一个例子，这段话是说“通过市场竞争，能够把市场价格降下来，老百姓能够以合理的价格享受到某某服务”，这句话看起来基本上是比较忠实了，但是我们看最后专家是怎么处理的，专家进行了简化，表达很清楚。这对我们是非常有参考价值和有启发意义的。当然，这么做和写作者或者译者的语言功力是有关系的。你如果选用了适当的一个词，你可能省去很多废话。

以上例子，一方面反映了我们新闻报道对于简练文字的要求，其中有很多做法是对于一般出版物的中译英的工作提供一种新的思路。上面我强调了有些中国人所习惯的比较冗长的话给去掉，采取这个办法，这是一个方面的内容，我不想多说。

第二类问题，是中国所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术语，以及中国人所特有的语言习惯，如果我们简单化翻译的话，往往会给外国人带来困惑。我们的记者在用英文表达这些概念的时候，一般都是从字面上给予对应的翻译，而这种字面上的翻译所产生的词往往让外国人听了以后觉得很奇怪，觉得怪怪的，他们有些觉得看不懂，有些能猜出来是什么意思，但是很不顺耳。我们看一个例子“劳动力富余率”，我们看翻译“redundancy rate of labor force”，我们中国人觉得很清楚，但是老外他在修改的时候他就问了这“redundancy rate”是什么？他没听说过。这就说明了有些我们想当然的翻译，不是外国人所接受或者他们所习惯的东西。

再看一个例子，“稀缺资源”，这也是我们现在经常提到的说法，尤其有些官员专家喜欢用新词，很时髦，但是这些词在外国人看起来，不一定是他们所能习惯和理解的。所以“稀缺资源”他们觉得不太好理解，因此就进行了修改。“市场化运作机制”，这是我们天天都能听到的话，对于这句话，记者写了这么一句话，老外就提出疑问，首先marketized investment他们不懂什么意思，对此提出疑问，进行了很好的修改。

有些话说完以后，不知道真实意思是什么，可能是这个解释，也可能是那个解释，所以当老外问我们这是什么意思的时候，我们想是这个意思。所以，经过交流以后进行了修改，这样才比较合适。

还有一个比较时髦的词，叫做“运作模式”，我们想当然就会译成“operation mode”，这个词常常是人们挂在嘴边的，但是写在新闻报道里，很多时候我遇到这种情况，“模式”很难翻译，不知道究竟指的是什么含义。所以，老外就这样修改，就是“operation”就完了，没必要加上“mode”。至少我想说明的问题，有些我们想当然的东西，不一定是老外所能接受的。

再看一个很常见的词，“恶性竞争”，我们学英文的人一看，很自然就想到“malignant competition”，老外说很自然联想到恶性肿瘤，所以对他们来说谈到市场竞争的时候，更习惯的用语是“cut—throat competition”我觉得这个基本上是比较贴切的反应了竞争本身的恶性，当然了，恶性可能有一些恶性循环在里面，有这种连锁反应的意思在里面，但是作为新闻报道，我们没法把那些太全面的东西写出来。

再讲一个例子，是大家所熟悉的词。“社会资金”是个什么概念？我们很自然地翻译成“social funds”，老外问我们是什么意思？我只能猜测指的是私人资金，所以经过我们的讨论以后进行了修改。其实，这里的社会的概念是比较模糊的概念，他可能是指的个人，但是也可能包括有私人企业，不光是个人，甚至包括集体企业，还有可能甚至是公有制的企业，它的资金也属于社会资金，这就很难翻译了，所以我所能想到翻译比较长，就比较多了。这也让我想到关于社会，有时候我们开车到有些地方去，会看到这样的标牌“社会车辆请勿入内”，它的翻译其实外国有现成的说法，叫“Employees，parking”，他们甚至有可能加上一句恐吓的话“other willl be towed away”。

再举个例子，马上春天到了，人们到香山去看桃花，香山就会禁止通行，离得很远，就搁着个牌子“社会车辆请绕行”，这个“社会车辆”拿刚才的翻译就不行了，都不合适，它所指的是除了警车、消防车或者是公园自己的工作车辆的其他车辆，包括政府车辆都属于社会车辆，这时候就很难翻译了。

以上所谈及的两类问题，都是我们中国日报在日常编辑工作中所大量遇到的。在中外采编人员不断的碰撞和探讨之中，我们逐渐形成了一些涉及到中英表达方法差异的这些问题的处理办法，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这些。这些做法，尤其是对语言文字进行删减的做法，也许在我们专业的翻译工作者看来是属于不忠实语言文字的做法，但是我觉得正是这一点值得我们探讨，也就是我们写一篇文章，或者写一本书，目的是什么？我们不是为了把信息，把知识传达给读者吗？如果因为我们所使用的外文不地道、不正确，造成外国读者产生困惑，那么我们的原文或者我们的直译，再美好的文字也是白搭。

我自己也做文件翻译，除了我在中国日报写稿，做编辑之外，也做过文件翻译，我做文件翻译的时候，也常常尽量做到点滴不漏，但这样做的话很痛苦，尤其是拿着废话连篇的公文稿，里面充斥着官话、套话，具体都译出来的话，实在是冗赘不堪，可是不译呢？人家作者不干啊，你们要忠实的都翻译出来啊。其实，我觉得果断地删除冗余的词句，以更清晰、明了的文字向外国读者传达出原作者的思想精华，可能是真正的忠于原文的做法。同时，我还有一个想法，我们迫切需要大力改善中国人的文风，我想在这里呼吁一下，尤其是我们的官方文件，我们官方讲话的文风。几十年前，毛泽东当年写了反对党八股，这篇文章就是讲中国人讲话习惯中的套话，那些没有意义的话，这种不好的文风。毛泽东的这篇文章出来以后，因为它收入到中学课本里，的确影响了几代人，使我们的文风得到了很大的改进。可是我们不得不看到，这么多年以来，我们的文风问题我看是越来越大，大家都能看到，很庸繁。那么因此，我也认为我们当前应该很好的呼吁呼吁，希望改进我们中文的文风，这个问题解决了，也许我们的翻译工作就好做多了。

在这里，我们今天能坐在这里有一个讨论，如果能在这个问题上取得合理一致的认识的话，并把这种认识向社会推广、向社会呼吁，也许对我们的翻译事业能起到一些推进作用。

以上的观点仅仅是我个人在编辑工作中的思考，有些甚至是一些直觉，谈不上理论研究，管窥之见难免贻笑大方，请各位专家指正，谢谢。

他是唯一剩3分钟可以提问的人。

刚才听了您的讲话非常精彩，我先简单讲一下，我是来自北京一家翻译公司，因为我们公司是2008年奥运会的翻译供应商，特别是刚才探讨的中译外的问题是非常棘手的，我听了觉得很兴奋，关于把冗余的信息怎么删掉老外才能接受。能不能请您从宏观上，比如说现在最迫切的，就是2008年奥运会，几十个语种都要我们来承担，包括口译、笔译，或者说如果觉得这个问题太大，您就从中译外的角度，甚至于也不是中译英，您觉得整个奥运方面，有什么样更好更宏观的操作方式？请专家支支招，评价一下这方面的工作。

这个问题很大，不是我能回答的。但是还是坚持我刚才的看法，我们在和外国人交流的时候，当然有两种，一种是官方交流，正式场合的交流，另外是日常交流，日常交流我觉得不用有什么大的举动，哪怕英文不好，使用手势也可以进行很好的交流，我觉得问题还是官方的交流，我坚持我自己的观点。我们自己在说话的时候，不管是讲中文翻译好，还是我们直接用英文讲，都需要从简，以传达信息为最终和最主要的目的。

你的问题提得确实很大，刘先生的答复也太笼统，我给你提供一个简单易行的方法，阅读中国日报。同时也阅读北京周报。

刚才刘先生用大量的鲜活的实例，从对外新闻报道当中所遇到的中译英的问题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演讲，当然他自己在最后也说了，这仅仅是一家之言，我相信他的话是真诚的、坦诚的。确实，他说的很多问题实际上不仅仅是从新闻对外报道的角度能够碰到的，在我们的文学当中，在我们的其他一些比较综合性的翻译当中也确实有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不懂在技术、医学或者在法律方面是不是也会是这样，但是我知道可能我们自由发挥的余地相对来讲会少一点。这里面确实有一个很难处理的矛盾，就是我们中文的原文的文风，我们在翻译成另外一种文字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保留它的文风，还是说我们要彻底改变它的文风？实际上这也是从翻译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就始终争论的问题之一，这个问题确确实实值得我们参考。所以，让我们再一次感谢刘式南先生。

第一阶段压轴演讲的是张慈赟先生，张慈赟先生我们也是老相识，他在中国日报的时候也是我的老上级了，他1984年毕业于斯坦福大学，获新闻硕士的学位，他现在是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的主任，同时他也兼任上海日报总编辑和上海翻译家协会副会长，他在过去30多年的翻译大量实践中，有很多很成功的经历，他出版的译著包括《中文习语》以及故事《中苏关系》，是1945年到1950年，《聊斋志异》、《古代西藏史》，多数的译作的翻译方向都是由中文到英文。下面我们欢迎他演讲。

因为我的发言已经用英文写了，所以我将用英文发言。我想你们大部分的观众在中文和英文方面都是非常流利、非常娴熟的。

首先，我想跟大家谈谈关于媒体翻译的问题。在我开始主题演讲之前，我认为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主题，我自己现在发言的时间也是有限的，我自己的知识也是有限的。我想简述媒体翻译的几个方面，主要就是对中国的英文报纸的翻译，这是因为我在中国英文报纸的方面已经翻译了20年了。对于中国英文报纸的翻译是非常与众不同的，这是和所谓的文学的翻译、为了获得信息的翻译、为了进行出版的翻译等等都是不同的，这些翻译都是过去在我们的研究中所进行的分类。在日报中工作，一个翻译、一个记者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因为他们要赶上截稿的日期，而且他们还要实现在报道、写作方面的要求，他们通常情况下开始工作，就是所谓的为了信息而翻译的方法，而且他们也认为，他们最初是一个翻译，然后改写了文章。而且我也发现，对许多人的想法完全不同的是，在这个具体的领域，对于那些非母语的翻译或者记者，他们写出高质量而且可以出版的英语新闻的故事或者特写，以及社论等等，都是可能的。

所以，我们来谈谈在这里主要的挑战吧。在一个英文的日报中工作，一个记者或者翻译面临着三大挑战，主要就是期限、不同的文化背景，还有英文和中文不同的新闻写作风格。首先是期限的问题，我们知道在英文报纸上有着严格的期限，我们就要留下足够的时间来进行印刷和运送这些报纸，在早上的时候，这些报纸就到达报刊亭，而且能在你们的早餐上看到这些报纸，所以作为一个翻译和记者，要在时间的压力下工作，必须要在几个小时或者几个分钟的时间内完成工作，这样才能达到期限，否则的话就可能错过期限了。比如说在2003年的时候，当中国的大陆发生“非典”疫情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差不多在12点40的时候，我们收到了来自上海市政府的新闻稿，第一次它阐释了在上海市那些由于“非典”而入院的外国人的数字，因为我们的期限是1点半，所以在校对之后的很短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在20分钟之内就完成了翻译和改写，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确保在第二天的早上我们的故事是独家的故事。这并不是罕见的情况，这样的情况几乎隔一周就会发生。

第二点，文化方面的差异，在这里，我主要是谈到一些新的说法和新的习语。刚才刘先生也谈到了一些例子，可能所谓的八股文，就是一种非常固定的写作的模式，当时是在中国的明朝和清朝赶考时使用的，中国的人民，特别是中国的政府还有党的官员非常喜欢创造新的说法，把他们所有的想法、政策和方案都用数字来标明，第一次使用之后，在今后使用的时候就再也不解释了。比如说这里的数字我们可以看一下（见图）“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毛泽东主席所创造的。当时可能会说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我想可能外国人并不理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还有“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已逝的领导人邓小平所创造出来的，那么他指出我们必须要在我们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中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我想如果不解释的话，很少有人会理解的。

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这个，（见图），我想你们大部分人可能还能够记着。比如说以每一个办公室来命名的，比如说“534办公室”（五讲四美三热爱办公室），我想可能你们有些人会知道，但是你告诉你的观众或者是读者，跟他们说中国的“534办公室”的话，我想他们可能不会理解的，而且对于年轻读者来说，他们也可能很难记得“534”是什么意思了。所以，很糟糕的是这些说法和用语每天都被创造出来。比如说最近上海的官员经常在他们的发言中引用“四个中心”、“四个率先”，你们知道，在那里发生了养老金的丑闻，因为这些习语、这些说法最初是由中央政府的高级官员所使用的，所以“四个中心”意味着把上海建立成为一个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交通的中心。“四个率先”就意味着领导中国引入新的增长的模式、改进创新能力、推动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是我们的党主席胡锦涛指导上海政府的。像这种简单的说法，都是我们一些领导人所说的，而且非常糟糕的事情是，比如说电视、收音机或者新闻，经常引用这些说法，而且不断地出现在头版头条上，那么我们的读者怎么能够理解这些官员在说什么呢？我们必须给他们一些解释。

此外，我们刚才谈到了许多政治方面的术语，年轻人和年轻的网民也创造出新的说法，几乎每天都创造出来，我们看看这些例子吧。（见图），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知道“桥博客”、“粉飞客”、“抱抱团”、“漂书”。比如说“桥博客”，现在网上的博客主要是为了联系不同的文化，非常著名的是它是建立在加州的硅谷，比如说提供英语世界的信息，这就是著名的博客之一。还有一个是“粉飞客”，这是指那些非常喜欢改变电视剧情节的那些人，来表现出他们的不满。比如说他们通常改编电视剧中主人公的命运。当然，对于新闻报纸来说，我们还要不断地适应新的活动和新的社会现象，比如说“抱抱团”和“漂书”，你们都知道吗？我们来看看“漂书”，在上海的新天地你可以看到，总是有人拿来书，把书放在那里，大家之间交换书，这是从美国和加拿大引入的，并不是中国的说法，但是文汇报给翻译成“漂书”，而且没有任何的解释。还有一点，就是众包，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知道，比如说一些网站，比如说像维科，他们不提供任何的钱，但是网民可以提供各种各样的建议，来建立百科全书，所以没有任何的钱，来建立这种众包的现象。

还有新闻写作不同的风格，由于文化历史和社会体系的不同，新闻的写作在中国的大陆来讲和英文的写作是非常不同的，中国的报纸有他们自己写新闻的办法，比如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仍然记得几乎所有的新闻故事都引用毛主席非常著名的红宝书中的一句话，由于中国是一种官本位的社会，许多人都认为官位是衡量一个人价值唯一的办法和标准，所以他们非常关注关于党的领导人和政府领导人身边的故事。比如说他们要照着他们的照片，而且在标题上写着，最后才写到故事真正发生了什么，如果中文的文章、报纸翻译成英文，不可能逐字逐意地翻译，如果不想让你的读者感到厌烦的话，你必须要用简短的片断写出重要的部分，而且要把所有的官员在这个活动中所涉及的任何官员的名字和相关的内容都删去。

而现在在英语的新闻中和中国不同的是，中国的新闻故事通常情况下省去了许多或者忽略了许多在英文报纸上看来非常重要的要素。比如说中国的新闻经常引用一些未命名的、没有透露姓名的人所说的话，比如说老师、客户，他们可能会引用一个老师说的话，他们会说现在的体系是不健全的，但是读者要问了，老师是谁？他们的性别是什么？他是在幼儿园的老师还是小学老师还是中学老师还是大学老师呢？但是，英语的新闻和报纸不会写这样的故事的，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是缺失了最关键的要素，是不值得信任的。

在中国的一些报纸，新闻写作方面是非常松散的，换句话说，这是一种不科学的写作方式。比如说写一篇关于抽样调查的故事的话，他们很少会告诉你，是谁参与了这个调查，谁进行了这个调查，抽样群是谁，还有错误率是什么，以及他们调查到一个行业，他们只是告诉你在两年他们的增长率百分点是多少，而没有告诉你他们各个年度的百分比是多少。所以说，要从中国的报纸翻译新闻的故事，所有的翻译和记者要非常努力地找到所有缺失的要素，否则的话，翻译的工作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尽管似乎看起来是不可逾越的障碍，在中国大陆一些英文新闻的报纸，在这些年来一直都做得不错，而且也取得了一些成功，那么是如何实现的呢？我们事实上也采纳了一些主要的战术来面临这个挑战。我们的主要战术是什么？首先，我们做的是我们引用所谓的被信息翻译的办法，当我们进行翻译的时候，当我们对于那些最为紧急的事件进行翻译，或者是应对一些新的术语的时候，有些人认为这样一种翻译是完全正确的翻译，但是在许多翻译，这都是非常松散的，这可能是一些人非常担心的，就是有些方面并不是非常具体，就是全新的说法，你不能省略的话，必须进行说明，说明这个用于是什么意思，而且通过最后的注释补充上。

比如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我们首先要知道如何来翻译“三个代表”，我想应该对它们最初就进行解释。比如说“一把手”，因为在上海你们知道，现在还有一些丑闻的余波，城市应该加大对一把手的监督，你必须要说一把手是谁呢？我们说这就是所谓的最高领导，比如说在政府部门或者是事业单位，或者是国有企业，他们最重要的负责人。

我们还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翻译习语，或者是修订之前的习语，比如说故事中的习语，他们可能在几周、几个月甚至几年还能够被人们使用。比如说像“循环经济”，按这三个翻译都出现在了我们的官方媒体上，过去都出现过，第一个称作“Circle Economy”，当然这不正确的，然后还有一个是“Recyele Economy”，或者是“3-R Economy”， 因为循环经济实际上是从德国引入的，这就意味着重复使用还有循环，现在大部分人只是用循环经济来描述。

另外一个，许多政府部门都用过它，就是“内紧外松”，我想在上海举行APEC峰会的时候，当地政府指出，我们要让人们看到一切都是正常的，商业也是正常的，但是我们要派出成百上千名警察，他们位于一些战略性的重要位置来审查。在几天之内，可能窗子都不能打开，但是你走在大街上，看到什么都没有，商业仍然如期正常进行，这就被称为“内紧外松”，但是确实很难翻译。一个鸭子在水底下不断地疯狂地煽动翅膀，使它的身体能浮在水面上。

我们还应该使用所谓的为出版而翻译的技巧，制作出一些高质量的翻译产品，这样的话，可以通过书面的形式展现出我们的新闻故事。这是很高质量的，而且必须要非常的准确，而且是书面性的的，而且在拼写和语法方面都没有问题，而且要解释出来一些具体的词汇。如果你想在新闻上写广告的话，都是会这样的。所以，最终你可能要通过不断的努力，来实现这些词汇用法的标准、简捷的说法。

还有就是在中国英文报纸中的新闻的一种不同的方法，这些翻译和记者要用改写的方法发表出非常高质量的，而且可以出版的故事。而且让这些母语为英语的人士认为是非常自然的，而且非常熟悉的。所以，我们要求我们的翻译和记者，都以英语进行思维，然后再来改写新闻故事。这就意味着我们的翻译和记者并不是可以任意来写译文，在使用和改写之前他们需要使用翻译的技巧，这就意味新闻故事要有非常精准的事实和数字，在许多情况下你可能会说趁热打铁，或者在有些情况下，你必须要给读者一个最直截了当的说法，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现在的情况怎么样，而且还有直接的引用，这样才能直接制作出或者出版出来令人信服的故事。而且最直接的引用都是不成问题的，实际上准确的翻译质量是必需的，在有些特别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要创造出新的说法，或者是英文创造出新的说法。比如说我们翻译一个非常中国的说法，而在英语中根本就没有对等或者相似的说法，所以我们应该自己创造说法，这里就有一些例子。比如说“本命年”，我不知道是否英语人士也有本命年，但是也要翻译它。还有“老娘舅”，这在上海南部是当地的语言，是母亲方面的，好象是舅舅。

然后我再谈谈从A语向B语翻译的一些做法。在翻译方面，许多人都认为专业的翻译需要翻译翻成自己的母语，我同意这一点，但是今天许多人都谈到了，这在中国并不是现实的。所以，从我自己的经验来看，我认为在这个具体的方面，在英国被英文的报纸翻译，如果让一个中文为母语的人来写出一个让英语人士觉得非常自然的故事，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他需要有限的词汇和具体的写作技巧，而且必须要有充分的阅读，而且每日进行训练和锻炼。对于一个以中文为母语的翻译，是否能够做得非常好呢？就是把中文翻译成英文。所以，我的结论就是，为中国的英文报纸翻译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专业，他要求翻译在时间的压力下进行工作，而且掌握为信息和为出版而翻译的技巧，而且他还需要翻译，掌握很好的英文写作的技巧，特别是在一些具体的方面，比如说这些记者，他们必须要报道的方面，而且和在翻译行业的许多人想法完全不同的是，我们完全可以让以中文为母语的人们，能够在具体的领域中写出非常出色的英文的文章。非常感谢。

感谢张慈赟给我们做了一个很精彩的演示，在听他演讲的过程当中，在我脑子始终围绕着一个问题，就是我不断地把他的演讲和刘式南的演讲做一个比较，现在我读出一个结论，大概两个人加在一起叫做“南北呼应之效，同曲同工之美”，因为他们两个人工作的领域和他们两个人的背景有很多的相近之处。但是，确实有南方和北方各自的特色，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想在这里边夺你们的之美，大家可以在底下仔细地体验上海是怎么从上海的角度看待一个问题，而北京是从北京的角度看待同样一个问题，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时间过得非常快，我本人有幸主持上半节的演讲，对我本人来讲是一个享受，我相信对在座的所有人也是一个享受，我也相信在下半节的时候，大家会有更多的享受，谢谢大家。

“中译外——中国走向世界之路”高层论坛6日下午第一节大会发言的直播到此结束，请继续关注中国网16时对大会主题发言第二节的直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