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十周年”系列访谈二：97香港回归亲历者回忆十年前的激动瞬间

你好！

你好！

这是回归以后在太平山上拍的，这是那时候的报纸，这是我们几个活动的采访证，包括交接仪式，迎接江泽民到机场，都有。

是的，也很不容易，每一个地方都要去跑，尽量把能够采访到的、拍到的东西记录下来。

可以说是接到一个任务，也可以说是我们自己争取了一个任务。因为到香港采访，香港回归祖国这个事情是百年难遇一个极佳的采访机会，为什么说百年难遇呢？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经历了100年时间，100年以后香港回到祖国的怀抱，对于任何一位新闻工作者来讲都是难以碰到的良机，所以我们有这样一个任务，但如果我们不去争取机会就会有别的同志去争取，而我们三个人是自己争取来的。

我当时是中国外文局北京周报社的总编辑。

我是《人民画报》的副总编辑。

我们提前在6月19号到了香港。因为我们考虑到，真正回归那一刻的采访应该集中在6月30日、7月1日这两天，但是大量的铺垫式的采访必须提前进行，包括我们要熟悉情况，了解香港的社情民意，这些都必须要提前进行，所以我们6月19号坐飞机去了香港。

非常大量的准备工作。

我们当时的规模很小，外文局就三个名额，我们两人加上北京周报社的一位摄影记者，但是全世界报名的是8000多人，也就是说全世界大大小小的媒体都派出了强大的阵容来到香港。我记得新华社、中央电视台、解放军报等等一些比较大的媒体都在香港的新闻中心设立了一个很大的自己的新闻中心，而我们由于人比较少，没有设立新闻中心，但我们就在新闻中心里面，成了一个自由占领地盘的新闻记者团。应该说尽管人很少，但是我们很精干，包括进入交接仪式的现场采访，尽管有8000多个记者报名，可能够进入采访现场的只有400个人。由于场地所限，也就是说20个人里面只能有一个记者进入交接仪式的现场进行采访，全世界是二十分之一，但是我们外文局的三名记者百分之百进去了，所以我们非常荣幸。

从设备来讲，应该说周报和我们画报两家的摄影设备，从媒体来讲还是不错的，但是到了那个地方去用就觉得欠缺一点。我们为了保证采访成功，去到佳能公司、尼康公司借长镜头，自己把它调整好，确保采访能够成功，这是一方面。

第二方面，因为我们毕竟人少，一共就三个人，要尽量拍到能够拍到的场面，就要考虑近景、远景、全景，有的场地还是失去了。所以工作很难，可是很兴奋，觉得很光荣，因为见证这个历史确实是很难得的，我们责任心又很强，林总文字方面做了很多记录。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当时进场地的时候，是按照姓名的第一个字母，我们叫拼音，在香港用英文的第一个字，第一个字母是什么就排到那里面去签证。我姓曾，第一个字母是Z，姓朱的、姓张的，好多这样的姓都是Z字打头，所以我的队就特别长。老林的第一个字母是L，排队的人比较少，结果我很着急，因为我的队伍排的长所以进去的晚，就要抢位置。因为不是前排的摄影记者，我们的位置离主席台有100多米，会展中心的大会场很长，我们在最后一排，所以要拍到很清晰的画面就有一定的难度。

过去历史上都是用笔来做采访武器的，但是如果要到香港去采访回归的话，靠一支笔是不行的，这样就必须学会用电脑，而且要用电脑传真，把稿件不断地传回内地，这样才能争取一个比较好的时效。当时我们北京周报只有台式电脑，没有笔记本电脑，我去香港采访专门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而且是比较好的、比较轻便的，这是北京周报第一台笔记本电脑，而且我以前从来没有用过电脑，现学怎么用电脑、怎么打字，幸亏我的拼音基础还比较好，学得还比较快，到香港采访以前我已经能够直接用电脑来采访写作了，结果到现在反而不会用笔了，成为一个转折，现在一直在用电脑。

刚才湘敏介绍了一些去了以后的情况，我是第一次去香港，尽管第一次去，但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因为我们经常在电影、电视里看到香港的建筑物和香港的介绍。特别强烈的感觉有两点：第一，香港的上上下下都在准备香港回归，一些大的建筑物上都在装饰霓红灯，霓红灯的内容多是紫荆花、区旗、国旗，回归的字样。我们还到尖沙咀去拍照，发现尖沙咀的文化中心正在吊装九条龙的文化巨龙，九条龙灯非常壮观，当时看到香港人民正在高高兴兴地迎接回归的到来，这种热情给了我们很大的感染；第二，我们同时也感到，香港6月30号以前还没有回到祖国，建筑物上飘扬的还是英国的米字旗，心理不免也有一些不愉快。但总体来讲，我们觉得光明已经在前面了，回归的日子马上就要到来了，当时就是这个感觉。

应该说不管是外国人，包括英国人，或者是其他国家的人，他们都感觉到一个共同的东西，香港回归中国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这点是非常明确的。我们到了香港以后，感觉到华人对于香港回归的感情非常深，他们那种高兴的心情、愉悦的心情溢于言表，有的华人从新加坡、从世界其他国家特意赶到香港，他们讲我们就要到这个地方来看这一刻，就是要看英国人是怎么从这个地方走出去的，尽管他们是华人，他们的祖先是中国人，他们的祖先受到了凌辱，这口气要在今天出来，感觉到了他们的这种自豪感。我曾经采访过马来西亚的一个老报人，叫叶世芙，97年的时候他已经82岁了，特地赶到香港来，他曾经是周恩来总理50年代邀请的第一批马来西亚的记者到中国来采访，这位记者传达了东南亚人民友好的信息。以后又长期作为新系报业驻香港办事处主任，他看到了香港的历史，他82岁又从马来西亚赶到香港见证这一刻，他在接受我采访的时候讲：“香港人有独特的创造力，相信回到祖国以后，有祖国的这么一个背景，香港人的创造力会进一步迸发出来，香港的前程是无限的。”

所以这给了我们很大感染，我们觉得一定能够把这个采访做得很好。

到香港以后我们首先感觉到了语言上的障碍，有时候会给我们增添一点乐趣。有一天我们要到山顶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一个临时办公地点找一些人，我们打了一个香港的的士，我们用普通话跟他讲去山顶道。

他转了几圈还在市区里面转，并没有往山上走，我们就觉得不太对。

我们感觉不对，他说到了。

我们一看上面写着新宁道，我们说不对，我们是到山顶道。他还是听不懂，最后我们给他写出来，用字写出来山顶道，他说我还以为你们到新宁道，发音差不多，结果耽误了一些时间。

我们到那里以后就得现学一点，比如我不会讲广东话，去了就得学一些。

不行，我只会一点。在交通方面，坐电车、地铁等等到站都是用广东话，不像咱们内地，先用普通话然后再用一句英语，不管英语对不对起码外国人能听懂。我们到那儿每次采访要乘坐地铁，到太古城，最后林总他们都熟悉那个话了，觉得还差两站，之后我们就可以到了，很有意思。

播音员播三种语言：普通话、英语、广东话。

那时候路标一个是繁体字，一个是英语，英语的拼音好象是韦氏英语，还不是大陆的、内地用的英语，所以还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好多都是人名做的路名，不像咱们一般用地方名，比如北京路、南京路，这个比较好认，他那儿都是人名来做路名，起码对这个人要有点了解，除非住的时间比较长，这样就会对这段路比较熟悉。

董建华先生当时是非常繁忙的，我想当时的情况下他是全世界最忙的一个人了，所以要采访到董建华是比较困难的，但是我们也想了一点办法，迂回一下。我们打听到董建华有个妹妹，她在中环开了一个美术画廊，我们通过认识的一些关系，一环套一环套到了她这个地方，董建华的妹妹叫金董建平，她答应了我们的采访，但是她提了一个很特殊的要求，你猜一下是什么？

她提了一个要求说用上海话来采访。

不难，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是上海人。这样的话我们非常高兴，完全满足金董建平女士的要求，用上海话进行采访。那天我们兴冲冲地赶到了她的画廊，一边采访请她谈画廊是怎么起来的，她的理念等等，然后一拐弯就谈到了董建华。金董建平对董建华还是很谨慎，讲得不是很多，只是从兄妹的关系上来讲董建华对妹妹怎么样爱护，对妹妹的事业怎么样支持，作为家里的老大他在家里的作用，以及他这个人是一个很忠厚的长者，从这些方面做了介绍。

对，从感性、兄妹感情的角度来介绍的。当然也表示了他们全家对于董建华能够担任第一任特首是非常高兴的，她也介绍董建华这个人是非常亲民的一个人，走到哪个地方都和民众打得很热，所以董建华这个人是很亲民、忠厚的长者，对祖国的热爱是值得香港人民信赖，也是值得我们全中国人民信赖的。

就像昨天一样，她送给你的画册还留着吗？

留着。

我也留着，很珍贵。

我们俩能和她用上海话交谈极其兴奋，她说我只能用上海话或者英语来讲，因为广东话讲得不太好，一看我们能用上海话和她交谈，有一种非常亲切的感觉，因为她小时候在上海。

云吞面加面条、虾饺、牛肉丸。

实际上跟广东早茶的点心差不多，喜欢吃什么服务员过来就拿下来，吃完之后看你的盘子结帐。刚才介绍新加坡的老先生，请我们在一个茶室吃了这些小吃，非常高档、非常好吃，但我认为这些小吃不便宜，但是茶室里面吃的人还比较多。

还有一种情况，香港很多打工的人，他们叫上班族，中午也是喝茶，不像咱们是吃盒饭，他们也是一份一份的，我也经历过几次。后来几天为了画报的出版多留了几天，中午好几次都是在茶室里面吃饭。当然茶馆里面也做了一些零食的活动，比如吃了多少钱可以参加抽奖，当然一般也会有小纪念品。

应该说是刻骨铭心的，终身难忘。我刚才讲了，是百年难遇的机会，这样一个时刻，从我们进入会展中心的那一刻开始，我们的心跳一直是比较快速的、加速的、不平静的，那种强烈的期盼，进去之前我们把手表连秒针都是对准了的，一秒一秒看着、一分一分等着那一刻的到来，所以这种心情真是难以形容的激动。

晚上，白天很正常，我们进去没有下太大雨，有时候是淅淅沥沥的小雨。我们没有想到，在回归仪式结束出来，到外面一看，滂沱大雨。

我们当时一看雨水就像山洪爆发的感觉，雨水很清澈，但非常大，当时看到马路上水滚滚向前，冲刷着，我当时脑子里闪过一句话：这个暴风骤雨，冲刷着当地的英国100年殖民统治的污泥浊水。

这是江总书记到机场准备上车之前的镜头。

对，一直在下毛毛雨，他是下午四点多和李鹏总理先后到了机场，两个人一起从悬梯上下来，然后上车。我们记者都在十米以外的蓝线外，是用300毫米的镜头拍的，但是拍的画面还是很小。

这是交接仪式的场面，好象是中国国旗已经升起来了。

在后排，不能随便行动，记者各种颜色的证规定在什么位置。那时候说实话很严肃，尽管心里很兴奋，但是也很严肃，因为在场地里面来回走肯定是不行的。

这是两张照片，一个是查尔斯，他先讲话，后来是我们的国家主席江泽民讲话。

因为尽管很远，用的300毫米的镜头再加一个增距，拍出来的画面大小就这样，我当时抓的瞬间可以看出来查尔斯的表情好象有点不太好，咱们国家主席江泽民说话的时候很精神，经常就是昂着头，代表着我们中国人民的一种心态。查尔斯从我们来讲是靠右边的一个讲台，国徽也不一样。江主席是在左边的讲台。

这是交接仪式结束以后，国旗升完了。这几个敬礼的是香港警察，是他的代表给双方的领导人敬礼，我们的解放军三军在给领导人敬礼。

是，这是用300毫米的镜头，这样比较局部一点，中国国旗拍得比较清楚，升起来的更清楚一点。

那天有四场活动，我们9点开始进场参加交接仪式，等到11：30差不多，交接仪式开始，12点旗子换上，一个降下来，一个升上去。这是第二场，特区政府成立大会，好象是第二天早晨的4点。这个会场出来以后我们进了下一个会场，这是李鹏总理在接受董建华的宣誓。这是第二场。

我们当时跟摄影记者不一样，他们靠后一点，基本都是在最后一排找镜头，我们文字记者可以往前的，我们坐在比较前面的地方，但我们的任务是读秒，就是一秒一秒看着时间过，然后我们身上挂着录音机，对着话筒讲，这一分这一秒在进行什么，特别是将近12点的时候，英国国旗要降下来，中国国旗要升上去，那时候读秒，我们一边说几时几分几秒，上面在干什么，用录音记录下当时每一个重要的时刻发生的事情。那时候还没有录音笔，只是卡式录音机，比起现在差远了，因为是十年前。

我们后来写这个稿子的时候，第一句话叫做：历史在这一刻停住，历史也从这一刻扬起新的风帆。这里所说的“这一刻”就是这一秒，我们用文字记录下当时发生的所有细节的东西。所以我们互相配合的很好。

眼睛看着镜头里面的取景框，眼里含着热泪，尤其是国旗往上升的时候，我觉得每一个中国人都会有这样的心情。

这有很深切的感受，也有亲身的感受。一方面我们确实感觉到绝大多数的香港人是愿意回归、盼望回归，这是香港人的一个基本心态。我后来把它概括为：对回归祖国，香港人有一些高兴，也有点忧虑，他们有所期盼，也有所等待。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为什么这么说呢？基调是庆祝回归、希望回归，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民族尊严，香港人和祖国内地的人是一致的，中国人就应该回到中国，作为中国人出现在世界上。但同时，他们是有一些忧虑的，主要忧虑什么？我在香港采访时也感受到了，一是希望真正能够实现中央政府和港英政府达成的协议，也就是真正实现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比如我去采访过当时的汽车运输工会的副主席，他就跟我讲：香港工人生活水平不高，但是也担心内地政策多变。我在百角这个地方去采访了一些普通的老百姓，比如摆地摊卖衣服、卖裤子或者卖菜的一些妇人，她们也讲：是有一些疑虑和担心，怕香港回归以后变得不如过去了，怕没有自由了。因为当时英国人做了很多文章，美国一些媒体也做了很多文章，比如编造一些谣言说外国人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让拍照等等，他们怕自由度受到影响。这样一种情况让我们确实感觉到香港人对回归以后的信心还没有完全树立起来，还需要一个过程，让事实来让他们感受到确实是回归以后保持了他们的一切不变，马照跑、舞照跳。他们还是有所期盼、有所等待。

回归之后我隔了十几天才回北京，那十几天时间很短，从现在来看那十几天和这十年是一致的，像刚才说的“同样的蓝天、如常的生活”，我们住在太古城附近有一个海滨公园叫翠宇聪（音）海滨公寓，对面就是启德机场，那是香港的一个老机场，照样飞机上上下下，很繁忙，公务员有韩国人、日本人，他们每天早晨也都跑步，有晨读、锻炼、带小孩的，我觉得很正常，回归以后没有担心的必要。当然回归之前确实还有不少香港人移民离开了香港。

我在新闻中心还看到这样两个情况：一是彭定康告别港督府，因为当时下着雨很凉，香港的媒体就说彭定康在凄风苦雨中告别了港督府，这种报道的感情是很复杂的。我还看到一个香港的女记者，当看到英国人要撤退的时候她掉下眼泪，我当时有点觉得不可理解。但后来我又想，也可以理解，因为毕竟英国在这个地方殖民统治经营了一百年，这些影响的消除需要时间，时间能够抚平所有不正常的情况，也能够使受过殖民教育的这些人慢慢明白过来，但需要时间。

没有采访过，但我们曾经在香港遇到了张浚生，是新华社香港部门的副社长，因为我跟他比较熟，也聊了几句，他们感觉到香港回归是一个很伟大的事情，是振奋的事情，同时他们也感到回归以后担子更重了，工作更重，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来实现一国两制这样一个伟大构想。

应该说回归以后和以前大家是有比较的，我曾经到加拿大、美国出访的时候碰到一些香港朋友，有的人在香港回归之前担心会有对自己不利的变化，提前用所谓投资移民的办法提前到了加拿大等地，以后香港的发展尽管是经历了风雨，比如说SARS、金融危机、禽流感等等，但是香港毕竟在祖国的支持下克服了重重困难，经历了这个风雨以后变得比过去更好了，繁荣也是大家亲眼目睹的，所以这些投资移民的香港人后来相当后悔。为什么呢？因为投资移民就是要拿出相当一部分资金到想投资移民的国家去，这笔钱不是很容易再拿出来的，在香港回归初期他就不能抓住香港发展的机会来获得自己的发展，等到以后再进来的话错过了相当的一个机会，所以他们有些人是挺后悔的。

这是十年前的我。

这是某数码相机公司用的数码相机给参加招待会的记者拍的，当时数码相机还比较新奇，但搞摄影的人对数码相机不认可，当时他在现场随便拍了一个镜头，用电脑做好这样一个背景，之后把林老师的头像做到里面，当场做出来，很快，这点被当场记者认可。

我们真的很有沧桑感了。

应该说还是有一个很积极的促进，比如我以前不会用电脑，现在相反了，不会用笔了，只会用电脑了，写作、改稿都用电脑，现在打字速度很快，每天都上网，不上网好象日子过得不是很舒坦。我想更大的变化是香港本身，回想起来很有意思，我记得香港回归的当年有一个西方媒体说了一句话：“香港是一只金丝雀，这只金丝雀放到中国大陆这个笼子里面去，它不久就会死掉的。”但是，香港的变化回答了他，香港这只金丝雀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实际上是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得到了更好的、更大的发展机会，克服了重重的困难，现在的香港应该说不但是马照跑、舞照跳，而且是钱照赚的。

市民的自由度始终是很高的。

应该说这只金丝鸟以后的歌会唱得更好。

对，会唱出更动听的歌曲。

这是回归以后中国国旗和香港区旗。

应该说江主席讲的这个话是一语双关的，香港明天更好。是他对香港的祝愿，另外一个也是指出了香港明天会更好。今天证明了确实是这样。

再见！

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