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十周年系列访谈七：钓鱼台国宾馆管理局副局长张国斌：揭密香港回归交接仪式礼宾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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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外交人员，有幸参与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对我来讲也是很高兴、很激动的事情，说实话也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我们有幸参与这种重大的外交事件。97年6月份，我陪着李鹏总理访问非洲，刚刚回到北京就接到了任务，要我到香港参与有关回归庆典的准备工作，当时我是外交部礼宾司的一位工作人员。

这么重大的事情谁不想去？因为我当时是负责国内的一些庆祝活动的，比如工体晚会，没有决定我到香港之前我心目想，我去不了香港、去不了现场，感到很遗憾，但作为外交官来讲服从命令是天职，但不管我在什么地方都会参与这个重大事件，去努力工作。

我们是6月20号左右到的香港，我印象是提前了一段时间，当时我陪着唐家璇副部长过去的，和英方、港府就回归庆典举行一系列的会谈、磋商，以及现场的一些布置工作，应该说是很紧张的。

外交部礼宾司是负责中国国家领导人对外的交往，以及外国领导人来访时的重大接待工作，重大的礼宾事件和国际会议的参与，香港回归作为一个重大的礼宾事件理所当然这个任务落到了礼宾司的头上，这是很正常的。

主要负责香港回归的交接仪式，包括安排和英方查尔斯王子的会见，交接仪式的升旗、降旗仪式，以及现场的讲话、进场和退场，就这些活动的安排，加起来前前后后20多分钟，但是我们的准备工作大概好几个月。

是的，当时我陪着唐副部长去的时候，他在飞机上就和我说：“你们一定要把握一点，一定要让我们的国旗在7月1日的0时0点0分0秒，一秒都不准差地准时升起”。这对我们礼宾司的工作人员是一个很严格的要求，同时也是不能有丝毫闪失的，在那种情况下没有任何可退缩的余地，大家只能全力以赴。

压力当然有，压力来自很多方面，本身这是一个重大的、百年不遇的事件。其次，在和英方的协调中如何做到这些事，这里面有很多事情需要双方去协调，包括港府在内，比如说上台事宜，国家领导人上台我们进行了彩排。

以前我们讲礼宾人员走在前面，国家领导人跟着礼宾人员走，为了场面更干净，礼宾人员不上台，这就需要事先彩排一下，让领导人看我们的录像知道怎么走，这样就避免了到时不知该怎么走的问题。

这个彩排的协调也是多方面的事情，当时我们进行彩排的时候我扮演的是江主席，几个领导人都由礼宾司的几个小伙子扮演，当时我是40岁，我扮演江主席，还请了一些人扮演李总理和董建华，英方也选出五个人来和我们一起走场。

6月29号正式彩排的时候，我记得那个彩排仪式是向公众现场直播的，当时很紧张。就是我在前面扮演江主席，该他讲话的时候我要走到台前讲话，就是念那个稿子。当时我心里想，几分钟的讲话应该不成什么问题，因为平时如果我们开会或者讲什么事我也很自如的，我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一走上台，在那种压力下，一上去我说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摄影、摄像光一闪，就开始紧张了。我想谁碰到那个场面都会紧张。

这种情况下，因为事先准备了一本《基本法》的稿，我随便念什么都行，因为那个稿子是不对外的，念的时候需要卡时间，我讲什么都可以。因为我紧张，所以我说我还是念吧，我当时就说“现在给大家念一段根本法”，当时是由于太紧张了，把基本法念成了根本法。我印象中，在7月1日回北京的专机上，我请江主席给我签字的时候，江主席说小张我看你有点紧张。其实谁都会紧张的，能亲身经历那个过程，作为我们礼宾人员来讲是非常难忘的。

作为中方来宾讲就是外交部礼宾司，英方是典礼局，也是负责礼宾事务的，港府也有自己的礼宾官和我们一起参与，三方合作。在礼宾参与细节的问题上，双方的斗争也好、矛盾也好，都是有很多的。

举个例子，中方强调我们入场的时候，我要说的情况以前不让讲，但我觉得应该让大家知道，因为现场情况也是那么回事。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入场打头的出来应该是最高领导人，英方的最高领导人是放到最后，这方面我们曾经协商过很多次，甚至几十次，能不能让你们领导人也在最前？我们跟对方商量。他们跟我们商量，你们能不能把领导人放在最后？双方互相扯皮。

最后我们就请示当时钱其琛副总理，我印象比较深，钱其琛副总理一句话，我觉得在礼宾史上也是开创性的，就是各走各的路、各吹各的号，后面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因为当时英方交接仪式之中有一些间歇曲，中方已经没有这个习惯，怎么办呢？引申出来钱副总理这句话，各走各的路，各吹各的号，这样我们礼宾司就有底了，跟对方达成协议谈他们最先是彭定康出来，我们是江主席出来，这样各走各的路，没关系，从小的先出来，最后是最大的人物，查尔斯王子应该出来，我们中方是最高领导人先出来，一直到最后董建华出来。这个编排事实证明，做的非常好，一般的人来讲，如果不是很细心的话甚至都看不出来。

在每一个活动的间隙之间有一个过渡，英方的习惯是要作为军营，英方的习惯是吹号，吹几声号作为过渡，我们曾经想的是，因为中方没有这种习惯，跟他们谈能不能不吹这个号，但是英方坚持，因为这是皇家方面的一个礼宾要求，我后来也比较理解，重大的活动有这样的东西好一点。因为我们自己也有军乐团，大家商量以后决定，哪个间隙他吹，如果不失先协调好也乱，哪个是我们吹，最后就形成了各吹各的号，非常好。

礼宾工作其实就是协调协商，你可能看过拍电影，其实这也是一个协调协商的事情，作为礼宾司来讲等于是电影的制片人，每个大的动作或者是工作，或者是细节的东西由礼宾司进行协调、导演，导演一出一出的环节，按照事先导演好的东西，几点吃饭、几点开会，开会的时候从哪个门进，哪个人等着，什么时候握手，这都是经过礼宾人员和对方谈好的，每次活动都是这样安排。

作为文化差异这方面来讲，各个国家都有各个国家的文化，是不一样的。作为中方来讲，我可以坚持我们的，但是一定要和国际接轨，也要尊重对方，比如对方有一些习惯，比如国旗方面的一些习惯，有时候我们会妥协一下，因为照顾了对方法律方面的事情。在不丧失原则立场的情况下是可以做一些让步的，同时大家也可以互相沟通、互相了解、互相配合，这样的话双方的礼宾才能把国家领导人的访问、重大的历史事件、重大会议做好，做得完美，这和礼宾工作是分不开的。

从我多年从事外交礼宾工作的经验来讲，作为一个基本的东西，实际上大家都知道。最基本的是行为得体、举止合适，讲话不卑不亢，这里面牵扯到外交的要求，中国外交也是，我们对任何事情要得体大方、不卑不亢，其实这是一个基本原则。

每一个具体事件里面也有具体的东西，我们要分析它，比如美国总统访华，这里面牵扯到很多具体事例，怎么处理这个事，对方提出来要求我们怎么去处理，有些东西是能讲的，有些内容我不方便在这儿讲，但基本的礼仪，我觉得只要掌握了这一点，再就是了解各个国家风俗习惯的不同，不要去闹笑话，比如我献了一束花，结果这个国家是不喜欢这束花的，但你献了就不好。

举个例子，我在瑞士留过学，曾经一个同学给一个瑞士的朋友送了一把中国内蒙的刀，特别好。对方刚开始就没有接受他这个刀，他就不理解，我这个刀非常漂亮，送给你表示朋友之间的关系密切。后来对方最后讲了，你送我刀的意思是不是要和我断绝关系？就是你送我刀的意思是一刀两断，以后再不来往了。这个事件当时让我很震撼，因为双方都很熟悉，所以后来我特别留意这方面的事情。我们送礼一定要得当，送花也一定要得当，哪怕你很喜欢一个东西，但一定要考虑对方的接受能力。

对。如果不了解其他方面的文化背景，往往会事与愿违，可能会引发很多不必要的事件。

对，现在来讲送一个闹钟，作为年轻人来讲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从国际上来讲没有别的恶意，也不是有意识的。

对，中国人讲不能送“钟”。国际上讲送闹钟，曾经出现过一个外交事件，有一个国家给我们送一只乌龟，当时的高级领导人借这个机会提出说他们送乌龟就是看不起中国人，说中国发展得慢，当时引发了政治事件，应该说是很严重的。但这个事件如果放到现在来讲大家就会理解，其实这是一种象征、一个礼品，没有别的意思。所以也是根据当时的场合、场景和历史文化结合起来看这个问题。

一进了外交部作为一个外交官来讲其实每天都是在进行培训的，和老同志学习，有的老同志带你参加外事活动，进行礼宾会谈，任何事情都有人带着你做。我在外交部30年了，我不光是搞礼宾工作，我搞过双边工作，也学过多边外交，就是联合国系统的工作。此外，我还搞过外交信史工作，我还当礼宾官，研究非洲问题，不管是哪项工作，我觉得作为外交方面的一员来讲，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自我培训和被人培训，还有环境的熏陶，自然而然形成了一些东西。

那天晚上我陪着江主席那个代表团从酒店坐船到了会场中心，进去以后我们按照分、按照秒过来，大概是晚上11点35分到的，到了以后先是会谈，完全是按照预定程序，双方的会谈是怎么会谈的这里也有一些内容，在什么地方会谈、怎么会谈，双方怎么做，因为这是在香港回归之前的一次会谈，这是很重要的。

怎么样不能让人感觉到我们这时候还是客人，但其实也不是主人，对方这时候又是主人但也不完全是主人，这种关系很微妙的时候我们选择了一个中间地带，双方同时出两个门，比如一个会客室，两个门同时进来，大家面对面坐下来，这时候没有说谁是主人谁是客人，谁是来访的谁是被访问者，不存在这个问题，这样避免了双方礼宾方面的尴尬局面，这也是经过我们中英双方的礼宾配合想出来的点子。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

经过这个会谈以后，直接到了会展中心五楼，就是交接仪式的现场，那时候是非常激动的。因为我是江主席的联络员，跟他离得最近。快上台的时候，在舞台的入口处，我就不能再往前走了，只能目送江主席一行，看江主席缓缓上台的时候我的心快跳出来了，非常非常激动，我知道这个重大的历史时刻就要来到了。

我们自己在下面也有自己的位置，之后我们坐到自己的位置上等着那一刻的到来，看着江主席讲话，后来查尔斯王子讲话，米字旗降下来，这时候全场静得掉根针都可以听见，我们的国歌是49秒时间，在最后一刹那，这时候的时间是1997年7月1日0点0分0秒，非常好的。

可以。我搞外交30多年了，去香港也去了几十次，最激动的就是1997年那一次。那次我们和英方彩排的过程中我拍了一幅照片，这个照片是中英仪仗队的合影。

因为这个照片印书的时候给切了一块，我自己理解，在外交官摄影集上面得了二等奖，我觉得这张照片很珍贵，我觉得这是中英双方，就是我们中国人受屈辱150多年，作为中国人来讲，我们堂堂正正地和英国人平起平坐，在这个地方我们和他们谈事情，仪仗队甚至能够和他们凑在一起照一张相，我当时拍了十几张这个照片，最后选择了这张。

这个是英军的仪仗队，这也是比较好的。正式的摄影家或者记者在那时都无法到现场，所以我就有机会在彩排的时候照这张照片。

是彩排时照的，因为7月1号完了以后大家就各奔东西了。彩排之前有一些细节的事，我简单说一下。比如入场式，作为我们的军人和仪仗队来讲是威武之师、雄壮之师，当时我们很激动，彩排那几天非常辛苦，我体会电影演员在彩排或者拍戏时是非常辛苦的，因为这时候投入了大量的精力，特别是提前准备，我们是正式拍摄之前的一个准备工作。

这个准备工作有一些细节化的事，翻来覆去很枯燥无味，但必须好好练、好好走。当时我们入场式的时候，因为地方比较小，我们的仪仗兵上舞台的时候非常雄壮，他们说“保卫祖国”等等，非常有魄力和气势，当时在场的一些英国人他们有些人脸上有点挂不住。后来我们各方面协商了一下，中国仪仗队或者中方举行交接仪式已经代表了，所以不一定非要喊口号，上场的时候没有正步，因为场地太窄小了，这个话应该由中国军方来讲，但因为我是现场工作人员，也亲历和见证了这一幕，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交接仪式一共就十几分钟的时间，江主席要到七楼进行港府的成立工作和其他项目，主要的已经不归我们管了，但是我们整个的仪式和领导人的情况我们得负责。回归仪式完了以后按照排演的路线给江主席带路，把江主席带到七楼休息室，我觉得又有一个比较好的插曲。我当时比较荣幸的是，当时那个休息室里面一般人不让进，因为是领导休息的地方，我作为江主席的联络员就进去了，加上罗干一共七八个人在那个休息室，当时江主席说了一句话：把小册子拿上做个纪念。那个小册子我还留着呢，但今天没有带来，那个小册子也是非常精彩的，每一分钟的历史都讲出来了。

后来我以最快的速度冲到五楼去，这时候五楼会展中心已经全乱了，大家选领导人坐的座位照相、拍照，喧嚷之声能把屋顶都掀塌了，此时候闪光灯此起彼伏，大家都非常的亢奋。在江主席坐的位置上，小册子还都在，一个一个拿上来，我又以最快的速度返回七楼的休息室，江主席他们互相签字留念，我在自己的小册子上也让几位领导人签了字。

那天如果我们事先踩场对路线不熟悉，上七楼下五楼如果不熟悉，第一次去肯定找不着。因为我们每天走场，路线反反复复走，反反复复演练，太熟悉了，知道哪个是最近的路线。如果那天我晚到三分钟、五分钟，人们照完相以后很有可能把小册子顺手拿走，觉得是江主席用过的。如果顺走了，我可能拿不到小册子，心情肯定会非常沮丧和遗憾的。作为礼宾人员的眼力、速度、应变能力都应该有，我感谢礼宾司培养了我这点，做了一点小小的事情。

我在中国驻法国使馆当过参赞、办公室主任，我在法国五年期间接待了1000多个代表团，我最近准备写一本书关于中国人出国的注意事项，这方面的礼宾礼仪讲起来话比较长，简单就一点：现在世界上对中国出去的代表团也好，旅游者也好，其实是有一些非议的，这个非议引起了一些浪潮般的东西，指责的也好、看不起的也好、笑话的也好，我自己也有亲身的体会，感觉我们的同胞大部分是懂礼的，我们是礼仪之邦，把中国的礼节友好的情意带到国外去，我们每个人基本上都是这么做的。

但与此同时，由于我们不了解国外的一些生活习惯、文化差异，主要是大家的习性不太一样，脾气也好、习惯也好，这时候容易出现偏差的东西，所谓偏差的东西我是指咱们刚才聊天时说的，在公众场合中国人喜欢大声喧哗。我举个例子，当时在巴黎的贵宾休息室，应该是很高级的人才能进的地方，比如我在那儿送我们的领导人，或者是有身份的人的时候，就这么一种地方，每个客人都在看报纸、喝咖啡、看电脑，或者轻声地聊天，这都是可以的。唯独我看到有的工作人员看到有人进来，“老李你来了，我来送你”。当时起码有四五个人让他安静，我在场就觉得特别不好意思。因为我完全可以避免，表示热情其实不用这种方式，完全可以用一种很理智的、冷静的方式，就是每种场合要表现出一种应有的风度和尊重，特别是尊重他人、尊重环境。

还有送礼的注意事项、吃饭的注意事项、谈话的注意事项，谈起这些事来有很多，应该来一个系列访谈，或者我在我将来的书里面都会涉及到这方面的事情。我们出去应该注意怎么样送礼、怎么样选择时机、怎么样和外国人一块吃饭、应该注意什么，比如中国人点菜，我们大部分人喜欢随便，外国人最怕的是随便，随便我不知道你要吃什么，坐下来的时候自己要点自己爱吃的东西。

我们的人也许由于文化的原因，或者不太懂就说随便，在国内说随便可能还好说一点，而外国人可能就不明白，不敢给你点，这就是双方的差异。

如果通过这些差异的东西，慢慢大家了解的东西多了，把它消除了，我觉得大家会逐步和国际礼仪、文化进行接轨，我们把我们好的东西带出去，把不好的东西克服掉，将来对方来的时候也是一样。比如喝酒，不是不可以喝酒，也不是说不可以敬酒，但不要像在国内喝酒的时候，一定要逼对方把酒干了，这是最不可取的，因为任何的国家相对来讲，现在包括俄罗斯都不这么劝酒。俄罗斯是喝酒比较厉害的，但也不这么劝酒，作为我们这种文明古国，我们应该有一种更文明的饮酒和吃饭方式，这都是应该的。

做外事工作不可能一点差错都没有，作为外事也好，或者搞礼宾也好，如果出了这种事实际看你怎么解决它。我举个例子，1997年我陪李鹏总理访问非洲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叫加蓬的国家，我们领导人和对方会谈的时候我们礼宾人员要先到现场，我提前将近一个小时到了现场，他的总统府金碧辉煌，我当时看现场的场景，总统和总理会见的地方后面要挂两国国旗，我突然就发现，我们中国的国旗比加蓬的国旗低一块，他们说是技术原因，支架高低不一样，所以国旗也高低不平了。

但是从国旗的角度来讲这是不允许的，当时典礼局他们是一个女的局长，因为是总统府的典礼局局长，她很厉害，我当时说一定要把两个国旗弄平，她说来不及了，其实也是嫌麻烦，说马上要到了。因为这个要传回国内，十几亿中国人要看这个电视，不可能让中国的人民看到中国的国旗要比加蓬的低，就是说大家应该平等，再三坚持下，在总理到达的前几分钟把国旗给弄平了。

作为我们来讲，有一些具体的事情，作为礼宾人员是一种修补也好、协调也好、解决也好，要解决问题，不要怕出问题，有些问题是不可避免、意想不到的，其实我经历的很多东西是不能讲的，但不管出现任何事情，包括我人生的态度也是这样，出了天大的事情，没有关系，因为总有解决的办法，碰到任何事情我也劝告同志们一句：碰到任何大的困难也好、挫折也好，都要想办法解决它、迈过它，这就又往前走了一步。

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标准，中国有中国的标准，但这个不应该由我来回答，应该由部队系统回答。但我知道，我们的标准是非常严格的，从身高、体重、身体素质、以及样子我们都有一定的要求，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要求，肯定有，只是标准不一样。有时候我们出访的时候看到他们的仪仗队个子都差不多，或者1.68米、1.69米等等，不会差太多，我们国家是1.70米或者1.70米以上。

现在我们培训礼宾礼仪的课程还是比较多的，礼宾礼仪课程比较多，大家去学，有的年轻人还是比较爱学的，但是环境所限，学的东西不一定完全到位，或者精力所限，可能不一定有精力去体会一些东西。作为年轻一代来讲，包括我儿子，跟他聊天的时候我也是这么讲：你要做一个有心人，看看身边的人，看看外国人，看看自己的老师、同学，看看你所能接触到的人好的方面和礼宾礼仪的事，现在有礼仪学校，但是不可能每个人都去上礼仪学校，有外交部礼宾司，但不可能让你去礼宾司培训，怎么办呢？有些事情只能在你的工作中，能不能尊重你的上司和同事？和你的同事搞好关系，这其实也是礼仪的一方面。

我们礼宾人员观察的事情，一到了现场浑身的激情就调动起来了，眼光六路、耳听八方，比如食品、日程的事我们都得照顾到、看到、想到，要面面俱到，包括一个楼梯走多少台阶我们心里都有数，否则时间算不准也是不好的。

相对来讲，我们算的时间、算的程序，比如国家领导人在大会堂东门口举行欢迎仪式，时间我们要算到什么程度呢？领导人走多长时间或者多长时间从楼梯上走下来，外国领导人下车这个过程最好不要超过一分钟，或者一分钟左右，这样大家可以尽量缩短等待的时间，因为领导人的时间非常宝贵，我们也要考虑到这个因素。

另外，这种仪式要做得比较细，越精细你的工作越能做到家。

去过几次。

每一次去香港给我的感觉就是这还是我们的国家，我们自己的领土，我已经去过很多次了，特别是香港的新机场建成以后，回归以后通过香港新机场的建设、房地产的变化、以及旅游的变化，现在国内游客到香港的很多。

我觉得香港回归大陆以后大家是一体，都是中国人，这种前提下香港的发展非常快，使香港人扬眉吐气，对中国人来讲也是扬眉吐气。因为以前大陆很穷，相对来讲是两个层次的，而现在大陆的水平提高了，也在逐渐缩小和香港的差距，同时大家的关系、认同、文化也在缩小，都在进行沟通，所以香港和内地通婚的现在也越来越多，原来移民国外的一些香港同胞现在陆陆续续也在往回走。

这些变化都说明了一点，中央在一国两制这个政策之下是非常英明的，香港能够繁荣发展到现在，几千年以来，我们中国人用自己独特的智慧解决了香港问题，并且保持它的繁荣，这是外国人对中国的评价。我觉得香港将来会越来越繁荣。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网友。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