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除了华商大会以外，还有一个叫“中华年”。世界华商大会并不是一个新牌子，今年是第九届。为什么我是经过苦思以后才把这个头衔接过来的？我之前对华商大会不熟悉，在日本举办是在两年前确定的，那个时候在日本的一些老华侨找到我，他们请我出马，让我把这个工作承担下来。

因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工作内容和节奏，那个时候我的工作是有自己的公司，在外交方面我是作为一个兴趣，我的重点也在这方面。虽然华侨、华人事业非常重要，但是它对我来说还是很陌生的。我的性格就是既然承诺了，就一定要把它做好。

就好象当年做博鳌的时候，十几年就做这一件事，有很多的诱惑和要求我都没有接受。当时他们请我出马，我就知道我一旦承诺了，我就必须把其他的工作舍弃。但是考虑下来，我还是答应了，主要是中日关系当时太险恶了。大家都知道“靖国神社”的事情，小泉是这样一个政治态度，之后安倍的态度又有了扭转。

我觉得，我是一个中日友好的积极推行者，我觉得中日两国是邻居，两国关系如果处得好一些，比处得不好会更好一些。从这个角度考虑，如果安倍政权真正产生的话，如果能够通过我的力量，能够通过华商大会发挥作用，真正碰到困难的时候能够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我就接下这个工作。在将近一年半的时间里，我舍弃了其他工作。

我是比较专一。

9月15日开幕，9月17日闭幕，各项的准备工作进行得相当好，应该说从硬件、软件各方面都不错。我接受做华商大会这件事，是从博鳌走出来的。从我的经验来看，这个华商大会很好，但是华商大会局限性太大。

我们在一年多以前，我跟我的同事们又在做另外一件事，就是“2007日本中华年”，这个牌子是由3个词组成的，“2007”、“日本”、“中华年”。

第一，它不是中国年，它是“中华年”，中华是没有国界的概念的；“2007”是一个时间概念；“日本”是一个区域、空间概念。2008可以是“美国中华年”、2009可以是“法国中华年”。从这个看的话，它可以是持续的牌子。

而“中华年”又是以文化为主题的。全球华人这么多，国家和全球华人如此成长起来，但是作为一个固定的品牌还没有。借日本华商大会在日本召开的机会，我们把“中华年”的活动做起来，可以做很多文化题材的活动。

从去年11月份到现在，已经有了十几个国家，包括温家宝总理访问日本的时候，我们也提供了很多素材，而且包括第一次在日本主流社会召开的欢迎温家宝总理访问日本的活动。

今年称之为“系列”，包括9月份在日本召开的华商大会，还有“中华年”的活动，使得“中华年”和“华商大会”成为一个锦上添花的活动。“中华年”把这个事做大、做好，华商大会这个船就会更好。

是的。博鳌是作为亚洲的，把国际组织的总部设在中国，是亚洲的。我觉得，中国人应该为咱们的民族做一些有长远意义的大事。何况我们的文化多么优秀，这才是真正软实力的打造。

您也知道，我和媒体朋友见面的机会并不是太多，我希望有机会可以给大家做介绍。至于说碰到哪些有难度的事，我认为有好多方面。第一，我把整个工作设计的高度，这是一个高难度的动作，有很多全新的挑战。我们的活动本身，包括“中华年”、“华商大会”，确定的基本定位是“五个台”，有的人又说叫“五台山”。

一个是“民间平台”，本人既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国民党员，没有什么政治色彩；第二是“政府后台”，这里面不止是中国政府做后台，包括所在的日本国的政府也做过后台；第三是“商家擂台”，因为这次活动我们不要政府的拨款，来自民间的捐款也很少，我们这次最主要的是采用了市场运作和商业运作的形式。主要的赞助商都参加投入，把这个活动开展起来；还有一个是“在日本搭台，由华人唱戏”。

在这个过程中间，“民间平台”还好办，“政府后台”要说动政府不太容易。我觉得这是一件大好事，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方面都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商家擂台”也不是太难，再好的汽车没有油也开不起来。

现在我们做的还是相当成功的，跟其他大会相比应该说有三个“最”。一个“最”是参加的人数超过了2001年召开的大会，在海外的历届大会中，这次是参会人最多的一次。

3000多，我们这次大会做的内容很丰富，和已往相比有一些改善。对华商大会，企业也提出了一些建议。

我觉得华商大会在日本，有3600人参加，这在历史上是没有的。有的人说，再有这样的规模可能要在半个世纪之后。因为华商大会两年一次，是在不同国家、不同城市来办的，第九届好不容易到日本，接下来世界上有华人的国家很多，下一次不一定要在日本。所以对日本人来说，日本能够对华人、华侨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对中国人来说，对日本也有一个相对比较准确的认识，提供这么一个机会，是共有的平台。

我父亲是导演，他比较乐观。我从我父亲那里遗传来的东西很多。我还是习惯做导演，不习惯做演员，我是做一些实际的工作，在后面做。我能够把台搭起来，给人一个很好的舞台，这是我的乐趣。而且我父亲的乐观、充满想象力、有很强的创造欲望，我都得到了很好的遗传。我现在也是这样，在做一件事情的过程当中我是享受的，但是做完第一件事我就做第二件事。

像做博鳌论坛的时候，我不分心做其他的事。到现在博鳌论坛也已经过了非我不可的时代。我在做中华年的时候，是把它当成一个作品一样；像整个博鳌的开发和房地产，我都把它作为一个作品来做，包括现在的中华年的构思，我也把它作为一个作品来做。这样才有一个创造欲望，有想象力，有自己的激情。这是从我的父亲那里遗传来的。

当时日本对中国认识的渠道有一些，但是还不是太多。当时拍《故宫》和《中国》两个大型的系列片，我想通过这样大型的片子才能系统地介绍中国。故宫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是我们的文化。所以我想对NHK也好，对日本国民也好，总之对日本了解中国都是好的。

当时中日电视的交流是零零散散的。在当时那个时代，互相成规模地进行交换、交流是没有的，所以当时中日电视节以这样的形式举行，当时是中央台和各地方台参加，日本最大的6家电视台，像NHK、美日、朝日都参加了。这在80年代是很有意思的。我做完这个以后就忙别的事情了。成功一件事之后，我就交给别人了。

越来越少，还是创作型的。我觉得，这些像自己人生中的一个作品。这个作品不一定是电影作品，也不一定是小说作品，但是对我来说，每一个工作成果可能用作品两个字去描绘比较正确一些。

我觉得中日两国政府之间总体的气氛已经大大改善了，但是有很多的功课还需要共同去做。民间交流、文化交流，这是两国之间长期提倡的。中国老百姓对了解今天的日本，看看今天的日本有哪些是好的，有哪些是有毛病的，我们客观去看，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

今年包括文化体育的交流、民间的交流相当多，包括华商大会，本来想雪中送炭，看来是锦上添花了。但是既然做到现在，我们也要一鼓作气把它做好。通过这些活动，因为要看到中日两国毕竟是邻居关系。夫妻两个人吵架离婚了各走各的都可以，当然我们还要面对更严重的台湾问题，日本在二战时的情况我们还是要批判它。对于今天的日本来说，对年轻人还是要客观地对待。

博鳌除了我之外，还应该有很多的“父亲”。

这是缘分。这完全是在一种很不经意的情况下去了博鳌，去那里看到有这么好的自然景观，就有了冲动，有了创作欲望，很多工作是从那里开始的。

对博鳌论坛，大家以前都愿意用“选择”两个字，我觉得这里有误会。博鳌论坛在那里举办，它是从无到有的，无需你去申办，不像奥运需要申办。博鳌论坛是从无到有的，是按照整个时代的需要产生的。所以不是因为有了亚洲论坛才选择了博鳌，而是有了博鳌，才出现了亚洲论坛。当然，出现亚洲论坛是因为还有亚洲当时整个大的需求。

我觉得博鳌亚洲论坛虽然是非政府的组织，但是因为它的定期、定址的特点，应该说对整个亚洲区域来说起到很好的作用。大家都知道，西方有个“达沃斯论坛”，下个月还要在大连召开它的分会。地球是个圆的，所以在东方有一个亚洲区域的论坛，我觉得这个论坛如果能够成功，这个地球会变得更圆，变得更客观。

至于亚洲论坛在博鳌定址，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就像在达沃斯定址一样。定期也是很重要的事，一年一度都可以在这里举行，根据每一年的国际形势，举行一些新的课题，新的论坛。这里面我作为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我非常感谢东道国的中国，因为在东道国的中国，在过去从成立至今的7年中间，第一年江泽民主席参加了，第二年是朱熔基总理参加，03年是温家宝总理参加，04年是胡锦涛主席参加，05年是政协主席贾庆林参加，06年是曾庆红副主席参加，今年是吴邦国委员长参加。

这一个阶段的1—5号，中共的常委全都去过一次。上一届是国家主席、总理，作为东道国对这个国际组织这样支持，我想在中国来说是史无前例的。所以我感谢这些领导人对博鳌论坛长期的支持。

会的，跟女孩子聊起来更来劲。

我做事还是比较有自信。

我现在是一个衰退的时期。因为时间和机会不多，脑子想的东西和笔不能同步。

还在想，我想做自己愿意做的事，对社会大众有意义的事，但是对自己绝不勉强。

可能是“中华年”。“中华年”做活了以后，那是很大的一件事，之后不一定总是我来做。但是这个概念很好，这个市场很好，对时代也很有意义。

我是一个很珍惜自己的人，不怕死不怕累，活着的每一天，跟每一个朋友见面的时候我都很珍惜。今天在这里做客我也很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