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外交传奇见证人———施燕华

我是1965年开始接触外交的，我原来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就是现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英文系学习。这些都是阴错阳差，不知道怎么就变成外交官了。那时候我在上海考，外国语学院是外交部的一个附属学院，就像现在的外交学院一样。当时上个世纪50、60年代的时候，一个是外国语学院、一个是外交学院都是属于外交部下面的学院，所以它是保送的，由学校推荐，然后去考。如果考的好，它比一般的高考先收，当时的高考已经不是太容易了，要是考不上的话，也没有什么别的出路，就到工厂、农村去，叫做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后来正好把我保送到外国语学院，我选择了英语。我是学研究生的，毕业以后我们就到外交部翻译室了。从1965年开始接触外交。

对，没有觉得什么，因为当时也没有什么选择，都是服从组织分配，大学毕业也是，领导让上哪儿，就上哪儿，后来就到外交部了。

要说四代，从我的外交生涯，特别是翻译来说，实际上是老一辈的领导人。因为到后来我不做翻译了，当然跟他们也有接触。毛主席我见过，但是没有给他做翻译，因为那个时候水平不够。周总理是接触了几次，给他做了几次翻译，也是不多的，因为主要是我们前辈做的，他们的水平很高。

主要是75年到85年的十年间，给邓小平会见大国的领导和西方的领导作翻译，这个参与得比较多一点。另外还有李先念，还有其他的中央领导人，那时候做得比较多。

85年以后基本在搞外交了，开始到联合国当参赞，做一些亚洲的题目，当时还有柬埔寨问题、阿富汗问题，还有南非有种族隔离等等，我当时主要是管这些。

到了联合国之后，88年、89年的时候，我们又到了比利时，那个时候主要对中国同欧共体的关系进行调研。后来当了大使，在这个期间就接触了后来的领导人，包括江泽民、胡锦涛主席到法国访问，都有一些接触，但不是很深入的接触。比较深入的接触就是邓小平。

在搞翻译的时候，参与了一些重大的外交事件。比如中美建交的事情，还有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817公报”谈判等等，这些对我印象都挺深的。还有邓小平见意大利记者法拉齐，那位记者今年已经过世了。因为我的工作上很有挑战性，问题很尖锐，再加上当时国内、国外的形势都比较关注，所以对自己精神上等各方面的压力很大。

另外，还有一些跟随邓小平同志到外国访问，和国外的领导人也有接触。

作为外交官来说，到驻外使馆当大使这是很重要的内容，卢森堡的国家比较小，再加上我94年去的。94年的时候欧洲有些国家同我们的国家还没有完全打开，因为受到89年事件的影响。所以工作方面有的时候有困难，有的时候要跟他们进行一些交涉等等。

在那段期间，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促成了两国总理的互访。李鹏总理在1998年2月份访问卢森堡的。从卢森堡的关系来说，历史上，别说是新中国建立之后，历史上我们没有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就是国家总理一级的到卢森堡去过，所以这是很难得的。

当时在欧盟声音里面，还有一些对我们的制裁，要停止高级互访等等。从卢森堡来说，也打破了这个规定，促进了双方的关系。所以卢森堡人也很高兴，中国总理来了。我后来走的时候，他们觉得我为促进中卢关系还做了一些事，所以给我一个很大的勋章，叫做“大十字勋章”，这是他们所有的奖章里面荣誉最高的。这是他们的大公亲自授给我的。

在做外交翻译的时候，我觉得学到了很多东西。因为作为外交翻译，我能够接触的这些人都是国家领导人，都是精英层的。做中美建交谈判的时候，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体会到了邓小平怎么处理这些棘手的问题。前面我不说，中美建交当时大家都知道，是1978年，但最开始定的日子是1979年1月1日，实际上所有的谈判都是78年，达成协议也是78年。

这个时候，我想简单谈一下，当时我们国家处在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国家刚刚开始要改革开放，我是后来才知道到，当时没有完全体会到邓小平当时在考虑什么？改革开放，开放是很重要的，没有开放你知道怎么改呀？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西方有什么东西，发达国家有什么东西是值得我们学的，你不开放什么都学不到。所以开放没有美国、没有日本行不行？显然是不行的。美国是一个大国，是最发达的国家。正考虑的时候，卡特上台了，他希望朝着中美关系正常化前进，这个时机很重要，我们马上接过来，提出了建交三项原则，关于台湾问题的，要同台湾断交，要从台湾撤军，条约要废除。这样就有了互动。

后来，美国人开始跟我们谈，一接触邓小平很干脆，说中美的建交就看你们美国人能不能下得了这个决心。这话意思就是我们这方面没有什么困难，我就这三条，你三条同意了，就行，不同意我们还可以等。

所以后来根据这个谈，基本上都谈下来了。而且，根据美国方面的要求，他们希望1978年12月15日达成协议，79年1月1日公布。因为有一个时差问题，基本上公报的措词都达成了，12月13、14、15连着三天，美国驻中国的大使要求见邓小平。

第一天，他过来见，说公报15号达成协议，到1月1日才公布，中间有两个礼拜的时间，我担心我们美国人保密不行，保不住到国会有一些反华势力就要捣乱。所以他说，就提前吧，就当天达成协议，当天就公布。第二天，他又过来。我们是三个原则，里面有一个废除《美台共同防务条约》。“废除”这个字是有法律的含义，所以他过来说，实在对不起，废除这个字我们现在还不能接受，要废除的话还要通过国会，国会一讨论，给你一拖，时间又不行了。因为美国国会很复杂，有各种各样的人，他说能不能这样，到时候我们停止，《美台共同防务条约》是1979年年底停止，根据条约规定，任何一方说我不再继续了，那么就自动失效。这个事情有一个问题，等于是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生效之后，到年底有一年的时间，这个时间等于是“灰色时间”，就是说我们一直说共同防务条约是主权国家签订的，但是这个防务条约没有废除，等于是说这块地方我们就没有真正完全解决。

我想当时邓小平同志考虑的是全局，如果是我们因为这个不同意，这个很好的机会就失去了。因为这个，可能中美关系建交就要拖，拖了之后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他就说行，这是非常有魄力的一个举措。

第三天，他又来了，说要废除、停止，但是不妨碍美国还是向台湾卖武器。这个时候邓小平很厉害，说这个不行，你们美国卖武器，我们是很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但是美国要卖武器给台湾的话，那就给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设置了障碍，最终就可能导致用武力解决。就是说，这个是跟你的原意相违背的，他天天在说，我们希望台湾两岸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但你卖武器是干嘛的，所以讲的很清楚。当时，为了能够把这些大事解决，有利于整个的改革开放大局，邓小平说，好吧，这个问题还可以以后讨论，但是起码你在79年这一年里面要停止，你不要卖。以后时间到了，我们再讨论解决。所以这样有了后来8·17公报，关于售台武器的公报。

现在回顾起来，这步棋是很漂亮的，和美国的问题解决了 。后来美国也承诺逐渐减少。这样对我们改革开放，特别是开放来说，就铺平了道路。后来同美国发展关系很快，贸易额都很多。

对。后来我回顾《邓小平文选》的时候我深深地体会到，从我亲历的过程当中我体会到，为什么邓小平要这么做，他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都在考虑改革开放大局，考虑中国现代化的大局。一般的来说，很难有这样的魄力。

外交是没有什么硬性的指标和任务的，外交就是维护国家的利益。你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你首先考虑的是国家的利益。所以，这方面是没有什么的。但是，我们到联合国去，因为联合国总部在纽约，当时我们和美国还没有外交关系，刚刚和美国要开始谈，我们是1971年去的，1972年尼克松才访问中国。所以刚刚才接触，因此我们等于是第一批规模比较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官，当时在50年代的时候，我们也有一批高级的外交官就讨论朝鲜问题去过，但是没有像1971年有这么多人，而且是正式的，我们作为联合国的成员，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进去的。

所以，中央领导都很重视。1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席位，去掉台湾代表团之后，当时我们很年轻也不懂，听他们到处说，有一些老同志说，我们一直批评联合国的俱乐部是两个超级大国控制的，我们去了没什么意思，我们不去。也有人说，我们还是要去的。因为从50年开始，我们一直奋斗，跟第三世界国家，我们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朋友，像阿尔巴尼亚、巴基斯坦等等跟我们一直是站在一起奋斗的。现在人家辛辛苦苦通过了，最后胜利了，你不进去不太好，到最后是毛主席拍的板，说要去，是非洲国家把我们抬进去的。阿尔巴尼亚当时做了很多工作，所以马上就组团，后来领导就通知。我当时是去做翻译，口译、笔译都有，一系列的准备都很紧张。

11月2日组团，我们11月9日就走了，一个礼拜的时间，很匆忙的。在此期间，周总理两次接见。不说他接见团长更多一些，谈的更深一点，他第一次就接见了代表团的全体成员，包括司机、厨师、公务员、招待员。他是看着名单，一个一个叫，一个一个认识。叫到我的时候“施燕华”，他一看，因为我前面给他做过翻译，他认识，一看我是团员，因为其他人都是党员，他说，没关系，你到纽约还可以好好争取入党。这个我印象是很深的。

第二次在临走以前他又会见，他第一次主要是谈到那边的安全问题。因为当时在纽约，台湾的势力是很大的，就怕我们不安全，嘱咐了好多。第二次包括服装他都讲到了，说去的时候男同志还是要装中山装。当时还有一个情况，1971年9月13日是林彪事件，林彪坐飞机逃到北边，结果在蒙古飞机掉下来了。我们走的时候，大家对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还不知道，周总理就提前把党中央的文件，向全党、全体人民传达的文件提前告诉了我们，做了解释。之后他说，你们放心去吧，国内是稳定的。

就好象打仗的部队要走的时候，出征之前，他要告诉你，如果你老惦记家里或者国家，你的工作就不稳定了。所以他讲的这个，对我们印象很深。我们知道这个事情，但是到底为什么，突然之间毛主席接班人怎么跑了呢？这对于老百姓来说，是很难理解的。他就把林彪的阴谋都讲了，所以我们很明白，这样能够放心的走了。

对。从面对面的接触，大家都知道，他有一件深色的，一件浅色的中山装。有的时候我们陪外宾见他的时候，中国人总是要先到，要跟总理汇报情况，总理到了之后，有的时候突然之间，听了汇报之后又走了。我们年轻人就说，总理又进去干什么呢？后来人家说，会见厅旁边有一个小房间，里边有一个洗手间，总理刮胡子去了，总理的胡子很深，所以一天要刮两次，见外宾之前都要刮，显得精神。不管和哪个外国人握手，都是很认真地看着你，让人感觉对任何人他都非常重视。

是，我们看他们稀奇，他们看我们也稀奇。美国的华人还是很多的，但是他们所谓的共产党国家，从中国来的这些人，美国人好象没见过，都是很好奇的。但是美国人有一个中国情结，特别是老一辈的，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中美是肩并肩的作战，美国派了飞虎队帮助中国人打日本人。

我们到了之后，好象我们是天外来客似的，什么都问。我们当时是住在一个旅馆，旅馆专门给我们一个房间，都是中国人，不跟别人一起住。一进去，我们就关上门了，门一开好多人就拍摄我们，能拍什么就拍什么。出来以后，我们不接受采访，什么也不说，谢谢他们就完了。他们就向厨师、服务员打听，说中国人喜欢吃什么。那个时候电视台上天天报的都是我们的事情，我们去上街，看高楼大厦，那个时候挺闷的，中国当时没有这么多高楼大厦。

我碰到了几次，一些老太太、中年人，他们都是很热情。有一次我在街上走，一个男的过来，他说你是从中国来的吗？当时他很友好，我就说我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过来的。他们说一样，反正你们是从中国来的。他说，我觉得你们早该来了，联合国席位早该恢复了。我觉得这个话还是反映了美国老百姓对中国的感情。

还有我碰到一个老太太，她拉着我的手，也是在马路上，她说你知道吗，你成为了TV Star（电视明星），因为我老跟领导人做翻译，露点面总是有一点的。她说我很高兴，你们终于来到了美国。所以我刚刚做外交不久我就体会到，尽管有的时候，政府之间、国与国之间有矛盾，但是人民还是希望友好的，就像现在一样，大多数人民都是希望能够友好的。

人们经常问我这个问题。大公国，为什么不是一个王国？这从它的历史来说，卢森堡历史上一直不是属于法国的，就是属于德国的，或者奥地利的，后来曾经又属于荷兰。到1867年，人们才决定卢森堡成为一个大公国。因为这个地方小，而且它过去是一个伯爵的领地，他们的贵族都有领地，就像现在英国的查尔斯王子，他就叫做威尔士，威尔士是他的领地，不是整个国家都是他的。

那个时候是伯爵的领地，后来是公爵。因为他成为一个君主，等于是把它深入一点，加上一个“大”。一般的公爵，像法国有奥尔良公爵，就是在那个地方。现在他是一个君主，所以卢森堡跟其他的王国，像英国、瑞典的政治体制一样，它的国家元首是大公，瑞典是国王或者女王，实际上它跟它们是平等的，他是一个国家元首。但是，他是一个礼仪型的，一般政治的事情他不管，是由政府来管的。

对，他就是国家元首。

是君主立宪，一般是按照宪法，下面是一个民主政体，选举政府的首脑，总理、议会的议员，全是通过民主选举的。大公是世袭的，大公等于一个国家的象征。实际上，其他的政治方面事情他都不管，但是在卢森堡的大使，递交国书、告别都要到他那里去。

好象是，大公国就只有它。

我们国内人大部分不是太了解，最近才开始了解的。因为卢森堡太小了，它才2585平方公里，它的形状像个宝葫芦，你在宝葫芦周围走一圈也就是三个小时左右，所以它很小。过去国内代表团去，绝对不会到卢森堡去。后来都可以走，我在的那个时候，来的人相当多。

卢森堡是一个小地方，马路上到处都是中国人，很多很多。大家都很好奇，看看卢森堡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国家。我听国内好多人说印象还是很好的，它的环境治理很好，经济发达，人民素质也很高。你别看卢森堡在50、60年代，以及在二次大战以前是很穷的国家，我跟一些老的人谈，包括在二次大战的时候，能够吃到一块巧克力，就觉得很了不起了。

但是现在，它跟瑞士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说，不是你第一，就是我第一。我在的那个时候，人均是4万多美元，现在已经5万多美元了，其实很不简单。

它的经济非常发达，虽然没有什么资源。我到卢森堡拜会好多部长，我见到他们经济部长的时候，我就要讨教讨教，他们这么小的地方，什么也没有，而且经常受别人的欺负，德国已经侵占他们两次了。我问他们为什么经济这么发达？他就用了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的一句话，他说“我们小就很好治理”。

他们在经济上很有特点，60、70年代的时候以钢铁为主，当时人均生产钢铁量是一个人一年7吨，后来很快这么小的地方铁用完了，煤也用完了，那怎么办，而且环境也污染了。他们马上改制，通过十年的时间，而且钢铁也是国营的，学校、幼儿园、医院，钢铁集团全都包了，后来一点点全都推向社会。十年的时间，他们改造过来，然后就发展金融、银行业，现在是世界上第七大金融中心，我在的时候有220家外国的银行。为什么外国银行会去呢？它的政策好，资本不要税、储蓄不要税，而且保密法很严格，这样的话都愿意去。

周围像法国、比利时、德国，好多人，包括部长的夫人，就在后备箱里放现金，到卢森堡存钱，因为它不交税。这是它面对外国人的，所以它的银行业迅速发展。我们在那边的中国银行搞的很好，后来工商银行也进去了，还有保险公司都进去了。从卢森堡可以辐射到好多欧洲国家。

我觉得是有值得借鉴的地方。如果我们某个城市要建设成为金融中心，要把外国的银行吸引过来，必须要有一些好的政策。当然，还要符合我们的一些国情。

它现在还是钢铁王国，它跟法国、西班牙合起来，组建成一个很大的钢铁集团，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钢铁集团。后来它自己的钢铁很快萎缩了，我去参观过他们的一个钢铁厂，它用的是汽车，从各个地方把报废的汽车收过来，然后压了来炼钢，而且这个钢铁的质量是很好的。但是它后来跑到国外去，在巴西把铁矿、煤矿买下来，在那边炼铁、炼钢。而且我们还有向它们买的，因为它的钢质量是比较好的。所以它还是可以说是钢铁王国，但是实际上本土已经没有了，而且钢铁工业一萎缩之后，我说他们真是厉害，特别重视环境。它曾经组织外国大使参观过，他们原来铁矿的地方经过十年治理，现在变成森林公园，很漂亮。它有得天独厚的气候，气候比较潮湿、植物容易生长。

很不容易，它们有一段时间很困难。为什么我对这个感兴趣？因为国内当时有国有体制专制的问题，落后的工业淘汰的问题怎么来处理。所以我就去深入的了解了一下。他们的国家小，但是他们的人很动脑筋。

我过去好象没有听过这句话，但是可以反映卢森堡人民的生活还是很悠闲的，那边很安静，很闲适，环境很好。但是我们还要看到他们另外一方面，卢森堡第一非常遵守纪律，卢森堡人很像德国人，卢森堡文跟德文也是极为接近的。

它很像德国人，但是又受到很多法国的影响。所以在这方面，他们办事很认真，学什么东西都是很认真的，还是比较刻苦的。

另外，他们也经常要像法国人一样，有一点创意。这些方面还是很多的。卢森堡人是非常开放的，因为它的国家小，动不动就说，一不小心就踩出国了。所以它跟周围国家的关系必须好，外国人去卢森堡，都能够跟他们交谈的很好。大部分的卢森堡人，起码卢森堡自己会说，因为它现在还提倡卢森堡语。

自己国家经济强大了，对民族的意识也就有了，提高了。所以它有卢森堡语，而且有卢森堡文字的报纸。还有法文、德文，成为金融中心以后英文很重要，经济全球化，再加上电脑，电脑里面好多东西都是英文的，所以一般的卢森堡人中学毕业之后，基本上英、法、德三种语言都行。

对。他们英文的口音很重，但都能听懂，都能交谈。

卢森堡整个国家就是很好的旅游景点。为什么这么说呢？它的环境很好，森林很多。卢森堡的名字其实跟它的国家是很接近的，“森”森林很多，“堡”城堡很多。在卢森堡市有一个很大的峡谷，那是很漂亮的。我经常说，我说卢森堡是小国家，大风景。大在什么？站在高速公路上看，一片山斜坡上去，草地、牛羊，你就不觉得这个国家只有2000多平方公里。再往下看大峡谷很深，好几层，下面有老百姓的家，有自己种的后花园的蔬菜、花草。它很深，你从上面看上去，水汽大，有轻轻的一层薄雾，好像在仙境之中。

是的。当时外交部还是挺关心我的，就跟我说，因为我在卢森堡已经干了三年多了，四年不到。他说是不是你换个地方当大使也行，当时考虑是荷兰。也可能跟吴建民到法国。后来我想了一下，年纪这么大了，还是要支持他一下，另外法国是大国，事情很多，还是需要帮助的。所以我就想，还是跟他去吧。而且在那边，因为国家大，搞外交从我来说也是可以有很多经历的。

另外一方面，因为我从小看到法国的文学书挺多，法国的电影也很多，像《巴黎圣母院》等等，都有很深的印象。所以我对法国的文化一直很好奇，也很想去了解。出于这两重考虑，我就去了。那个时候作为大使夫人不能当第二把手，也不能管人事，这个要回避。当然，对我来说等于是吃亏了，等于是从大使变成公使衔参赞了。但是待遇不变，只是头衔变了，我觉得无所谓，反正能做这个工作就行。

所以在那边还没退休，我能工作就挺高兴的。因为研究的是比卢森堡更宽一点，国际形势、中美关系啊，还是挺有挑战的。

准确说，我们不是第一对伉俪大使，我们是第一对同时在职的外交大使。我们有一些老同志，比如女的当大使，男的在国外；或者男的当大使，女的在国内。后来外交部开恩，他出去，我也出去。当大使不可能在一个地方，后来我就说去卢森堡，虽然国家小，当时他在荷兰，比较近，有的时候外交部同意我们可以见见面，所以我就去了卢森堡。

很简单，跟现在不一样。1965年的时候，我从外国语学院研究生毕业就到了外交部翻译室，吴建民他毕业比较早，因为他上学早，而且当时跳级了。所以他那个时候在国外工作四年回来，也回到外交部翻译室，他是法文处，我是英文处。所以有一些接触，那个时候年轻人不是特别多。

另外一个原因，他是团支部书记，那个时候已经是党员了，我是副书记，接触也更加多一点。为什么我们互相有好感？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比较用功，比较勤奋，喜欢看书，不喜欢随随便便浪费时间。第二，因为我们的家庭背景相似，都是家里经济条件不是很好，所谓小户人家，是普通老百姓家庭出身的，所以都比较俭朴，不喜欢浪费，或者像有些女同志爱虚荣。这方面就比较合得来。

后来，在工作上我们也是能够互相帮助。他后来当发言人，在之前我们两个都是参赞，基本上差不多同时提的。有的时候他比较忙，我看了一些外文的报纸，有一些主要的观点，我经常跟他说说。他说这个很有用，有的在发言的时候记者会问这些问题，他心里就可以早一点有数。

我们在法国渡过了四年八个月，是一段很有意义、很充实的生活。接触了法国的政界人士，同时也接触了老百姓，对法国的文化、博物馆看了很多。后来之后，好多人就敦促我们，说你们应该写一点东西，把你们的经历写出来。我想也是，我想当时要写一本年轻人、年纪大的人都能够爱看，比较轻松一点的，不光是完全讲外交。有的时候外交的题目、国际形势分析好象挺沉重的，我想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把法国的一些文化介绍过来，中国人很喜欢法国文化，法国人也特别崇拜中国文化。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对法国文化有一些误解。

比如说法国红酒，大家都说法国红酒好，我看好多人不会喝。红酒究竟怎么喝？有的人说红酒里面放冰，法国人看见就变成土包子了。法国人跟我说，他们笑美国人，我到美国朋友家里去，我送了他们很好的葡萄酒，他们就把葡萄酒就放在冰箱里了。我就很生气，红葡萄酒不放冰箱里，白葡萄酒才放冰箱里。所以我觉得把法国的一些文化介绍给中国人。还有比如香水的问题，香水分好几等，我的书里面就写，这是国内的一个人告诉我的。他买了一小箱香水送给中国人，懂法文的人说，你这是厕所用的水，那是在厕所里喷味的，实际上不是，它是一种淡香水。而且现在法国人不用浓香水了，基本上用的都是淡香水，所以这是一个误区。我就把这些东西在书上写了下来。

另外还写了希拉克同江泽民主席的接触，一些花絮，比较有意思的事情。作为大国的领导人，也是很有人情味的。另外，我是以吴建民的口气来写，实际都是我写的，跟他们的一些官员谈人权问题等等。所以，里面杂七杂八，什么都有，能够得到一点知识，也能够了解一些外交。

有的时候是我们两个一起经历的，有的时候是他一个人经历的，那我就问他。比如外交场合，之前我自己也去过，所以我看他的一些记录，我就抄一点过来，之后他再说一点，在文字上加加工就行了。

确实，外交翻译是很迷人的职业，我说的是“外交”。因为外交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在外交部从事的笔头也好、口头也好，都是很高层次的政治方面打交道，涉及到国家利益。因此引起了这个问题，作为外交翻译，你必须在政治上很敏感。

比方说做口译的时候去谈判，你必须要了解对方的观点，你事先要有准备。如果不知道，你有的时候会不清楚，他里面用的一些小词，有很细微的差别，外交上非常讲精确。如果你翻译的不准确，就可能产生误解。对我们国家来说，我们要最大维护主权的完整。当时有香港问题、澳门问题，而且还有台湾问题。

当时香港是租给他们的，不是我们割让给他的，这一点我们脑子里就要很清楚。正因为是“租”，所以我们说香港历来是中国的领土。香港当时说是回归中国，非常强调是中国恢复在香港行使主权。因为是租给它，主权暂时给它，但是这块土地还是中国的土地。所以类似这种政治上很敏感的事情，自己要很清楚。这样在翻译的时候比较有把握，不会出什么大的政治上的问题。

就像我刚才说得，中美建交废约，我们的词是什么，他们要求怎么改，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要这么做。所以我们开始一直说废约，因为我们认为这是不合法的，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你跟我们的一个省签订这个条约，根本没有法律的合法性。所以我们要废除。所以这些词的用法，不是说你英文好就行了，要跟你的政治头脑、政治上的敏感性相联系的。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我觉得不管做什么，外事翻译也好，其他翻译也好，要能够做得住，踏踏实实地学。翻译和其他职业有很大的不同，其他职业做完之后，回到家里看电视、玩都行。但是翻译成天有一根筋在那里，我听中文广播的时候也在听，这个是新词。我们在上世纪50、60年代的语言和现在的语言很不一样，英文也很不一样。

现在英文的语言里面，关于信息产业方面的特有词汇很多。如果你不学，那就什么都不懂，人家说IT，你都不懂，那就翻译不了。所以要时时刻刻地学习，学习就要能够踏踏实实，静下心来。而且还不能说，我学会了，不行。到现在，我经常查字典，人家问我，我都要查字典，从来不觉得我翻译的东西是最好的，没得可改进的。

任何一个翻译，你是第一流的，你的东西也有可改进的东西，因为它是两种文化，不可能完全翻译的形似神似，所以不断的要学习，而且自己要踏踏实实地学。社会上现在有很大的矛盾，就是浮躁，总想着能够轻轻松松的，而且在网上Google什么都能够找到。但是我觉得Google上有些译法是不能用的，他们写的是有感情、感受的，不能说一个词在Google上查一下就能够用。所以这是很艰苦的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