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嘉騋谈中国扶贫事业发展

网友们好。

我觉得两会上关注的民生问题很多，不像社会热点、焦点问题，专门有一个提案关于教育改革问题，还有农民工落实就业的问题，还有住房分配的问题，社会不公的问题。另外，就是关于海峡两岸关系的问题。大概提了20多个提案。

是，20多年的政协委员了。

采纳的提案有不少，因为自己平常注意调查研究。一个是参加全国政协的市场沟通，还有自己在福建省工作的时候，结合自己的专业工作，经常下基层调研。调到北京来以后，参加了几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当时是作为专家搞一些课题研究。

所以，为什么提案比较多？那么也要向你们记者学习，平常比较关注，经常带笔记本、数码相机、录影机，走到哪儿就采访到哪儿。所以这次两会之前我专门接受福建省电视台的专访，谈海峡两岸产业的合作事情。为了这个事，我和他们电视台记者一起到东南汽车跟国泰、人寿两个台资企业做了一个调研，听一听大陆对台投资的意见和建议，争取这次积极向中央提出意见和建议。

再比如在九届政协的时候，提了一个提案，反响比较大，关于“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我当时看了北京、上海旧城改造过程中，四合院、弄堂拆迁的比较厉害，古老的东西逐渐随着经济发展被人们淡化了。结合那时候去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看了这些国家在城市建设当中很注意修旧如故，实际上是把十七十八世纪的街道保留的和当时一样。所以很多外国旅游者去看，就是看古老的一面，看一些教堂，在塞纳河上的游艇上坐一坐，再看一看卢浮宫什么的。

但是新的城市建设也有，像原来70年代时，法国有一个垃圾场，70年代时法国总统蓬皮杜就把垃圾场彻底改建成现代化的城市。所以，现在世界大的跨国公司，还有金融企业，国际的大型展览全部都密集在那个地方，它是旧城和新城分开建设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意见很好，专门提了这个意见。当时温家宝当副总理就批示了，九届政协的李瑞环副主席批示，后来促成了全国人大通过了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法，所以这个提案当时还得到了全国政协的优秀提案。

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典型，就是2005年，我们感觉到我们国家是一个海洋大国，公民对海洋的意识还不是很重视，各级官员也是这样的。一谈到机关建设投资都在高速公路，在铁路，或者是在发展民用航空事业。那海洋方面的发展不够，包括海洋资源的开发，海岛开发，包括发展远洋船队，都没有引起一定的重视，所以当时我提了一个系列提案。

然后又提出关于海岛的开发，建议出台《海岛法》。又提了关于国家海洋资源的开发，这两个提案国家海洋局全部采纳了，现在《海岛法》和《海洋法》正在出台中。我们国家有6500多个小岛，除了台湾岛、崇明岛和海南岛开发的比较好，绝大多数都是荒岛。我当中举了两个例子，一个就是新加坡，它是一个很小的岛国，它就从中东进口原油提炼出来，照样也可以发展经济。

这是发展工业的一个典型例子。

还有西班牙发展旅游业的例子，它把地中海弄成一个海岛，很漂亮，就搞成发展地产行业，全世界的旅游胜地就在那里。如果我们的6500多个小岛分期、分批进行发展，就可以为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很大的动力。

对。慈善事业，我们国家从改革开放以来都非常重视，特别是从中国扶贫开发协会2005年换届以来，到换届中央高层领导，胡锦涛总书记、吴邦国委员长、温家宝总理、贾庆林主席、曾庆红国家副主席，当时五个常委都有给我们协会以中央的批示，而且贾庆林主席亲自参加协会的换届大会，致贺词，当时对我们协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推动。

去年春节之后，五个领导又批示了。今年温家宝总理批示、吴邦国委员长批示、贾庆林主席批示、习近平书记处书记也为我们协会做了批示。所以这个协会看来这几年工作也做了不少，但是中央领导的重视让我们感觉压力很大，我们经常说如果把这些压力变成动力，就能把我们国家的事业做好。

所以，这次委员和代表比较关注社会的一些民生问题。因为30多年来，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国家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老百姓、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很大。但是东西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就越来越大，这很正常，是一种马太效应，那么贫富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城乡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所以老百姓反映的弱势问题，包括教育的问题，医疗的问题，住房问题，包括农产品涨价的事影响到他们的生活，这都是近期来反映比较强烈的。所以，我们感觉到关于国家如何要加大扶贫开发的力度，也加大公益慈善事业的力度，是非常有必要的。

所以，这一次我们就感觉到可以从这几个途径来做，我下面介绍一下：一个途径，比如说现在国家要出台一些政策。已经有体育彩票、教育彩票，是不是能够增设一个“扶贫彩票”，鼓励一些先富起来的人，他们投一点资金去买一点，当然一方面如果能中奖的话，他自己可以得一点收入，不能中奖就等于这个钱已经捐献给国家了。

对，我前几年就提出来了，今年还有这个意思，所以把这个东西做一定的比例来支持。另外，大家也感觉到国家税务政策方面要出台一些新的东西。比如说在国外为什么很多企业家，有爱心的人热心于做慈善事业，做公益事业，做扶贫事业？主要是税收政策支持。如果这些钱不捐到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国家的个人所得税很高、企业所得税很高。所以我们国家要出台一项政策“税权抵扣”。比如企业家承担社会责任，我捐一百万，那么这一百万可以抵他的所得税。还有个人所得税，比如白领阶层工资比较高，交十万的税，如果捐给慈善事业，或者是公益事业就可以抵掉个人所得税，这样对国家也好，对个人也好，对企业也好，这个大家也普遍反映，就是在税收政策方面。

这一次委员和代表为这些也出了不少的点子。

为慈善立法这件事非常重要。因为改革开放30年来，NGO组织非常多，特别是公益机构，或者是慈善机构，由民政部提出来的很多，就是国家级的。如果是各省的话，那就由各省的民政厅批出来。如何使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能够走向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就需要国家出台政策。因为依法治国，这些NGO组织就按这些法律法规办事。现在也不可否认，有个别的一些机构，接收捐款不一定很规范，还有在捐款使用上透明度不高。所以为什么造成有的个人，或者有的企业，也想献爱心，又不放心把这些钱全给公益组织或者是慈善事业。有这个顾虑，而且宁可希望国家出台政策，比如说可以搞个人的基金，国家也正在考虑这个问题。

我记得深圳有一个企业就捐100万，他是明确有目标的，名字叫做“奔跑基金”。什么叫“奔跑”，100万专门为小孩麻痹症的患儿，一个动手术要5、6万，用完再拿100万，叫“奔跑基金”，名字起得很生动。因为小儿麻痹症走路不方便，动手术以后跟正常人走路一样，我们亲眼看到，很感人，五六万给他，医院帮他做完全部手术，原来走路像一个瘸子一样，现在跟正常人一样走，还可以跑步。

所以听说这个小孩子还被推荐作为这次奥运会的火炬手。那么，以后有政策鼓励的话，也可能有什么奔跑基金、天使基金等等，现在有各种病，像兔唇、白内障等等都会有基金，以后会雨后春笋般的在中国大陆出现。所以国家的政策很重要。

还是讲有关专门关于慈善和公益这方面的政策，还没有。这方面，包括税收的政策，这几个方面希望能够出台更完善的政策。另外，比如说举一个台湾的例子，他们这方面也比大陆好，他有一个“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像“佛教基金会”，到寺庙里烧香，就捐献，很多钱都去盖寺庙，烧香拜菩萨去，台湾的“佛教基金会”怎么做？我去参观过，他就把这些钱，集中起来盖老人院，医学院。贫困的小孩进来，全部免费培养成医生，培养成护士，分配到医院里面去工作，医院里面有钱人来看病照收钱，穷人全部免费，就是我们适当的要出台这些政策，引导各种信教的信徒，然后把他们的钱引导到做公益事业上面去。就是政策这方面还都是空白。

还有一个问题，就感觉到政策还没有放开。所以，我建议“十七大精神”，应该按照“十七大精神”进一步的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如何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我们国家的公益和慈善事业。

比如说现在成立一个民间组织，非得要去找一个总管部门，如果没有找到总管部门就不行。其实民政部门批下来就可以，民间组织的运作如果出现法律问题，国家会有法律可以制裁。不象过去企业主动找管理部门管，有的主管部门对公益事业，对慈善机构很支持，就有助于它的发展，有的主管部门条条框框很多，这个也不能敢，那个也不能做，不单不支持，还像婆婆和媳妇一样，还给它穿小鞋，这个公益事业就肯定做不好。这方面政策要放宽。

再比如，中国扶贫开发协会是一个国家级的协会，但是在各省又不能够成立分会，这个政策也不合理。建议用科学发展观，就是有条件的省，当然不一定全面铺开，有条件的省可以成立分会，至少在分会不能成立的情况下，可以先搞一个代表处、办事处，特别是贫困地区特别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机构。我们总部在北京，不可能每次都到边远山区，就委托那边的代表或者是分会做慈善，所以这的政策也应该放宽。大家都感觉到在平常讨论过程当中，国家对NGO组织方面的政策更开放一点，要放宽、鼓励他们为社会多做工作不，特别是为构建和谐社会做更大的贡献。

对。刚才我讲了，国外的税前抵扣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还有一个就是成立公益和慈善机构，一般来说只要提出申请都会批准，不会卡得很紧。因为我们国家根据有的地方掌握政策不一样，有的地方经济条件具备，就可以批。有的地方卡得很紧，条件具备不一定批给你。这方面要向国外学习。

其他地方不少，香港就是这样，要说行政，现在国内大陆很多NGO组织在国内注册不了，跑到香港去注册，就是香港注册很容易，然后又在北京搞一个办事处，搞一个代表出来。如果能够放宽，很多人热心于公益事业，就不一定再到香港去申请，就直接在北京申请。这方面我感觉政策还是要放宽，应该鼓励。

因为这些多公益和慈善机构成立起来，可以取代很多的政府职能。所以这次“两会”期间政府机构改革，大部制改革大家议论，也谈到了这个问题，政府该管的事要管，不该管的事就应该转移到NGO组织去做。这样政府也可以减轻负担，也减少了政府财政开支，降低了执政成本。所以现在政府的执政成本很高，因为人员太多，管的事太多，管了很多不该管的事，而且这些权利又不愿意转移到NGO组织去做。所以有的地方出现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这样就容易导致腐败现象。

怎么叫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各个部委总要掌管一定的资金项目，这个项目通过专家评审，认为这个项目可行，可以给你一点钱，那么后面验收、检验不能又是这一批人去做，那就像社会上讲的“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毛病就在这里。你前面的工作由政府来做，后面的工作就要交给民间组织、社会机构去做，这样就建立一个互相监督的机制，又可以降低执政成本，构建节约型社会，另外又可以把工作做好，不会出现腐败的现象。

企业的社会责任也是这几年刚刚从国外传进来的。原来我们国家从古代开始，中华民族就是很有爱心的一个民族。每一次自然灾害的时候，有的有钱人家就煮稀饭给穷人分饭吃，这个都是有的。但是在刚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国家允许很多的个体户创办企业，慢慢的这十几年他们通过自己双手、辛勤的劳动，走上了富裕道路。

所以，我多次接受记者采访，就是社会上绝对不能有一种“仇富”心里，除了他的财产是非法所得，是贪污的，我们才要反对。如果是通过自己的双手创造财富，创业赚钱富起来，国家政府应该保护，鼓励他。很多贫穷或者困难的人，应该向他们学习创业精神。所以，中小企业的社会责任，很多情况是这样，你自己都养不活，他说我很有爱心，我怎么可能去帮助别人，首先必须在创业过程当中赚了钱，自己生活可以，才能献出爱心帮助人家。所以，这几年开始，我们国家的很多企业就开始意识到这一点。

原来国外有一个很有名的经济学家获得诺贝尔奖，他就说：企业家的最终目的就是夺取最大效益，追求企业的最大利润。我觉得很多台商老板也是这样讲，包括很多民营企业家也跟我说：“我做老板一定要赚钱，不赚钱我在社会上的低三下四，没有威望，没有水平。人家说你这个老板水平太低。我宁可赚了钱，我出爱心，捐一千万，捐一个亿做慈善事业，那是另外一回事。没有一个人说我办企业，做慈善事业老是亏损的。”所以现在通过这几年，我们国家的企业家也逐步开始借鉴国外的一些经验，就是企业发展了，应该有一种感恩的思想，应该承担一些社会责任。承担社会责任细化，就应该关注一些公益事业，像现在的社会名人一样关注一些公益事业，比如有的抚养孤儿，有的哪里有灾害企业就去捐款。

所以，前年年底在北京开了一个“中国企业家社会责任年会”，我也参加了，好几个跨国公司的老总都参加了。会议上大家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中国必须要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而且企业的社会责任，其中很重要的就是体现在热心不热心慈善事业上面。

我接受过记者采访，坦率一点讲，我们国家这几年发展很快，国家财政每年给国务院扶贫办很多的钱。国务院扶贫办层层拨下去，拨到个省，拨到省的扶贫办，市县扶贫办，那么拨到农村农民手中，有一种情况就发生，有的县发不出去干部工资，就有可能把这个扶贫基金挪用了，给干部发工资。我们调研中也发现这种情况，有一些老百姓拿到这个钱了，但是因为他自己的素质问题，他不一定拿到发展生产上面去。

有的拿去喝酒。我们福建就是，有时候给困难家庭送一头牛，希望他把牛养大，第二年大牛生小牛，后来再过一两年去看，牛没了。问他到哪里去了，要么拿去喝酒了，要么死掉了，就宰掉了。

国家财政给他们援助的钱只能作为输血，现在在造血方面，国务院扶贫办提出必须要产业化扶贫和开发式扶贫。所以我们扶贫开发协会认真的按这个方向做。比如说一个贫困地区，革命老区或者边远山区，当地资源，地下资源很丰富，或者是农产品很丰富，但是农民缺少信息，没有加工技术，那么我们就把东部沿海的企业招商引资，引到当地办工厂，吸收这些农民变成工厂的打工者，变成工厂的职工。

如果是种养殖业，可以以公司加农户的形象，培训农民，让他们有一定的技能，公司加农户的形式，那就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让他们懂得利用自己的双手，不是等救济，而是利用自己的双手通过创业，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这个就是产业化、开发式的扶贫。所以这里面，我们也感觉到在实施过程当中，农民就是资金比较短缺。

所以在不同场合下，我们现在也正在实施。比如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扶贫开发协会定一个长期合作的协议，他们提供资金，我们推荐好项目，然后他们把钱贷给业主，贷给投资人，让他去发展。比如说贷款期十年，而且不要财产抵押，不要企业担保，当地政府成立一个办公室监管这个项目，这样就解决了贫困地区发展资金的困难。这是一种。

另外，我们也呼吁，现在国家四大银行，就有农行在农村这一级起作用，其他的中行、商业银行、建行在农村基本上都没有点。所以我们也建议能不能成立“农民银行”，特别是中西部地区要成立农民银行，甚至可以在金融方面放宽。怎么放宽？比如说允许大企业家出资，一个公司出资几亿，几十亿搞一个信托公司也好，担保公司也好，投资公司也好，专门针对贫困地区，而且可以允许他们搞一点小额贷款，这样可以解决国有银行、商业银行在贫困地区力量比较薄弱的困难。所以，也向国家提了很多这方面的建议。

对。我们协会的面很广，因为我们的会长是一个德高望重的老同志，是原来山西省委的老书记，又是煤炭部的部长，非常有爱心的一个老同志。所以在他的领导下，协会的工作各方面都搞得很好。我简单讲一下：一个是产业化开发式扶贫这方面做了好几个好项目。另外教育扶贫，台湾的首富郭台铭给我们承诺，从去年开始捐一亿人民币，定向来做。我们准备在人民大会堂搞一个捐赠仪式，到时候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承诺会参加这个捐赠仪式。

大概是今年5、6月份。当然还有“科技扶贫”，比如说专家学者手中有很好的对农村的科技成果，我们就组织他们送下乡，提高他们的技术含量，不管是农产品加工也好，种养殖新的技术也好，或者引进新的品种也好，包括台湾有很多农业方面的新品种，也引到贫困地区，都是一个很好的做法，这个叫“科技扶贫”。

还有农村的缺医少药问题，所以我们专门成立医疗卫生办公室，就是鼓励药厂，搞医疗仪器的工厂，企业家献爱心，他们捐药，捐设备，我们就配送到农村的乡村医院去。另外还有大城市的一些大的医院进口国外的医疗设备，老的设备就淘汰了，但淘汰了它还好用，如果作废又很浪费，我们也转移到农村去。

另外，还进行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我们成立了一个“中国村落工程”，专门搞农村信息化工作。因为我们感觉到农村现在落后的关键在于信息不对称。

对，难度很大，但是我们是先做一个点，再逐步的推开。因为我们刚开始跟你的看法一样，确实有难度，一个是我们没有资金，一个是我们现在国家的体系是这样，条块分割很厉害。比如说科技部有专门一块，国家财政有一块，有专门搞科技信息化的资金，包括电脑、包括软件，包括这方面的人才。农业部也有，教育部也有，一直到基层，也是好象条条河流一样，最后到农村就没有了，各自分工。我们协会的工作，“中国村落”分布就是打破条块分割，我们还准备组建农村信息化、产业化的联盟，就是把各个部委的力量，跨国公司的力量，企业家的力量调动起来，共同为农村信息化做贡献。

比如说一些跨国公司，像前不久的诺基亚公司，他就讲：三年整个集团公司的电脑就要淘汰，连办公桌电脑桌都要淘汰，所以我们就把它们淘汰下来，集中捐献给山西大同，由他们大同的扶贫办分配给下面的各个县，一直到小学、中学，电脑全部更新一遍。因为跨国公司淘汰下来的电脑，到下面很好用，农村就更好用。还有一些就是把企业淘汰下来的电脑，修理一下，能用的也拿去，实在不能用的我们再想办法回收掉，在回收里面有用的成分。

举一个小故事，山西阳高县有一个村，搞农村信息化。原来村里面种西红柿叫“小可爱”。因为信息不对称，卖不高，后来就是用了电脑，通过电脑知道全国哪个地方的市场价钱贵，单单是这项增加了五六十万收入。如果全国所有的村都用上农村信息化，多铺开用上电脑的话，你看看这个生产力要提高多大。所以农村信息化很重要。

另外还有一大块，现在的水资源污染很厉害。所以有的村地下水都污染了，就是含氟量过高，年纪很轻的牙齿都发黑，手都弯曲了，背都驼了，那么我们建立了“甘泉工程”，香港有一个企业家捐了100万，山西一位企业家捐了200万，然后在村里面打地下水，地下水打出来，通过过滤设备，过滤以后把干净的水通到他们家。

这个捐的钱还不多，是做一些试点。后来跟国家开发银行合作，一下子为山西省的一个县解决64万老百姓的饮水问题，国家贴息贷款贷1亿多万给他们，过滤水上来，送到每家。有银行的支持一整片的问题都解决了。

还有一块就是文化扶贫。因为中宣部部长刘云山非常支持，跟我们会长说把这块做起来。很多有爱心的书法家、艺术家捐书画，每人捐五幅书画，我们就拍卖，有一些报酬，剩下的钱捐出去。

对。现在探索当中我们的扶贫工作是向多领域、多渠道的发展。所以总的精神就是动员全社会力量，因为锦涛总书记专门给我们批示，让我们动员全社会力量搞好扶贫，我们就是按照他的指示精神做。

我们想在国际化方面比较弱一点，以后争取跟台港澳建立广泛的联系。可能今年准备在澳门搞一个新闻发布会，因为澳门的朋友说澳门的公益慈善组织也不少，叫我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争取那些组织给我们捐款。所以今后有时间，有机会准备到台湾，到东南亚，甚至到美国和欧洲去，争取国际上的慈善机构对我们支持。

所以，我们现在有时间也走访了联合国在北京的一些办事处，还有福特基金会，这些都是国外的一些公益组织、慈善组织在我们国家，我们拜访了他们，不但动员国内的社会资源，也要动员海外的资源，共同为我们国家的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做点贡献。

对。但也不算是培训新委员，因为当时全国政协跟我说有这个打算，今年又换届，新委员占一半以上，大概有65%，希望提前几天集中在北京搞一个培训。搞培训，选两个委员来介绍他们原来在履行政协委员职责的时候怎么做，提案怎么写，大会发言材料怎么写，社情民意怎么反映等等。我后来就到会场做了介绍，会后大家反映还挺不错的。因为我这个人也有些想法，有一些思路，在开会之前做了大量的调研，所以说介绍的时候既有理论的东西，也有具体的例子。当然因为时间太短，不能发挥，如果发挥还可以讲得更生动一点。

也谈不上请教，因为安排上政协委员确实也不容易，在各个领域都是有一定代表性的人物。他们都有自己一定的专长，但是更多的是政府官员，年龄到了退下来以后就安排在这个地方，所以他们是工作岗位的转换。就好象我过去也是这样，曾经在政府部门做，在职能部门，在某个部门都掌握一定的权利，比较实的东西。到了政协，说实话，没有什么实权，但是有一个舞台，就好象一个京剧舞台，有一个舞台让我们当一个演员去表演。

个人表演什么角色，你自己去选择，选择该怎么表演。一个是根据自己的专长，有很多还是德高望重的两院院士，科学原始，工程院士，所以他们的提案比较多，都是科学教育方面。那么政府官员提的又是一方面，一看他们的提案就知道，他们是什么界别，党派提出的就是党派的特色，都是各有各的特色，所以我感觉到政协是非常重要的舞台，不但自己参政议政作出贡献，另外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因为不同界别的委员在一起，都各有专长，各有优势，在一起一沟通，特别是某个观点大家一致的话，是非常高兴。所以，很多的提案还有联名提案，甚至几十个人对同一个问题大家都签字表决。

对，所以也是一个很好的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的一个舞台。所以，我感觉这三届委员，自己的收获很大。所以，我一开始介绍说感谢全国政协和中央，因为我是党外人士，中央统战部为我提供这么大的舞台。如果没有这个舞台，我也不可能提交那么多的提案，也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好意见被国家有关部门采纳。

希望交个朋友，如果以后有什么问题，可以通过中国网跟我沟通，需要我解答的，我一定认真负责，还有有什么问题需要我提案的，需要我向高层反映，也可以通过中国网的记者们向我反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