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全球出版界的专家学者已经进入会场大厅，论坛即将开始。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

在这美好的初秋季节，我们迎来了2005年北京国际出版论坛。

去年，也是在北京的国际图书博览会前夕，我们举办了首届北京国际出版论坛，今年我们举办的是第二届。我看到我们办的第二届参加者非常踊跃，而且愿意到论坛上发表演讲，出版界的精英和领袖也更多了。

下面我介绍一下在主席台就坐的各位嘉宾，我想在形式上改革一下，因为每位嘉宾面前都有名牌，所以我念到的时候不用站起来了。

在主席台就坐的有：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石宗源先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李冰先生，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先生，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局局长张晓颖女士，国际出版商协会主席安娜·玛利亚·卡巴内拉女士，兰登书屋主席彼得·奥尔森先生，律商联讯公司首席执行官安德鲁·普鲁兹先生，法国国际出版局主席阿兰·格伦德先生，我们对这么多的领导和出版界的精英参加我们的论坛表示热烈的欢迎。

首先我们请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石宗源先生致开幕辞。

尊敬的国际出版协会主席安娜·玛利亚·卡巴内拉女士，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金秋时节，我们聚首北京，围绕出版产业的创新与发展这个主题，共同研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和世界出版业的发展。

这是中国出版领域的一大盛事。在此我谨代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对2005年北京国际出版论坛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对穆哈默德·塞伊夫·卡提布先生、安娜·玛利亚·卡巴内拉女士等各位来宾和朋友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每年一度的北京国际出版论坛是中国政府自去年开始举办的一项重要的国际出版交流活动，是阐述政策、发布信息、交流思想、切磋经验、互相学习、增进了解、发展友谊的重要平台。

这次应邀在论坛上发表演讲的既有来自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的高级管理人员，又有来自中国知名出版集团的领导人，还有来自兰登书屋、律商联讯、培生、麦克米、讲谈社、媒体24小时等国际著名出版集团的领导人，我相信他们的精彩演讲将使在座的各位能够进一步了解中国政府关于出版方面的有关政策，能够多角度地了解中国和世界出版业发展的最新状况及其走向。

出版是人类文明和进步的阶梯，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世界出版业正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其中既有重要的历史性机遇，又存在着严峻的挑战。中国出版业目前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特别是近20多年的发展，中国出版业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成为世界出版大国。但是，我们还蕴藏着非常大的发展潜力和美好的发展前景，但同时中国出版业的总体实力、中国出版业的综合竞争能力都还不强，存在着诸多的困难和问题。所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出版界和国际出版界的同仁加强交流，相互切磋，彼此合作，对中国出版业和世界出版业的繁荣和发展无疑是大有意义的。所以，真诚地欢迎各位就中国出版业的繁荣和发展献计献策。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中国出版业是世界出版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出版业与世界出版业相连、相通、相容，世界出版业的发展推动了中国出版业的发展。同样的，中国出版业的发展也促进了世界出版业的繁荣和进步，推动了中国与世界的各国出版交流、文化交流和思想交流。让我们在北京国际出版论坛这个平台上，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使论坛真正成为交流的平台、收获的平台、友谊的平台。最后，预祝2005年北京国际出版论坛圆满成功。谢谢！

谢谢石宗源署长热情洋溢的致辞。下面我们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李冰先生致辞。

尊敬的卡提布部长，安娜·玛利亚·卡巴内拉主席，尊敬的石宗源署长，尊敬的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

首先我代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对各位来参加2005北京国际出版论坛表示热烈的欢迎。

正如刚才石宗源署长所说，2005北京国际出版论坛是一个互相交流的重要平台。这次论坛的主题是出版产业的创新和发展，这也许是目前出版界最关注的话题。大家都知道，出版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重要产业，公元前一世纪末西方便有了木质蜡块和铁皮方式的书卷，中国的书籍算在一起是竹简和木简，这些竹简书和木简书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公元前一世纪。在继承历史、传承文化交流方面，出版业在这当中发挥了重要的意义。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广播、电视、互联网等新的传播方式相继诞生，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我们在为有更多的信息传播渠道而高兴的同时，也关注着出版业的发展。社科院研究中心日前发表了2005互联网调查报告，为我们提供了一组数据，在抽样调查当中经常读报纸的人占86%，看图书的人占56%，读杂志的人占57%。由此可见，出版在今天人们生活中仍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该报告同时说，中国网民人数已经超过了一亿人，抽样的人群中经常看电视的人占97%，上网的人占49%，听广播的占38%，这说明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与出版的竞争日益激烈。出版产业如何适应技术发展和新的媒介环境，是出版界共同面临的课题。也就是说，出版业要发展必须创新，创新是出版业保持旺盛生命力的源泉。我期望诸位在这次论坛上就出版业的创新与发展发表真知灼见。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出版历史的民族，保持了近十万本古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了出版大国，目前出版报纸有近两千种、书刊有八千多种，每年出版读书约20万种。尽管这些数字显示中国的出版量并不算小，但中国还称不上是出版强国。因为中国还没有世界知名、实力雄厚的出版集团，中国图书的进出口和国际版权贸易还存在着很大的逆差。

究其原因，除了文化的差异，包括语言的障碍以外，更重要的是中国出版业在资本实力、经营理念、管理体制及人才素质等方面同国际的同行相比还存在着差距。因此，我们需要借国际图书博览会和国际出版论坛的机会，认真地、虚心地向同行们学习。

在这里我还要表达我们与各出版机构合作的愿望。当今世界越来越多的人希望了解中国，今天的中国更加迫切需要与世界沟通。2004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新闻出版总署曾资助国际出版机构在法国巴黎图书沙龙上推出70多种法文版的中国图书，市场销售很好，法国公众争相购买。2005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新闻出版总署又制定了一个面向全世界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以资助翻译费的形式鼓励国外出版机构在本国翻译出版中国的图书。我们愿意和任何有兴趣、有资质的出版机构进行合作，使出版成为世界各国人民之间交流的桥梁。

最后，预祝本次论坛获得圆满成功。谢谢诸位。

谢谢李冰先生。我们这次论坛还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国际出版商协会主席安娜·玛利亚·卡巴内拉女士参加我们的开幕仪式，下面我们热烈欢迎安娜·玛利亚·卡巴内拉女士给我们致辞。

各位朋友，我非常高兴参加2005北京国际出版论坛开幕式并发言。

大家知道，我代表的是国际出版商协会。我们的组织始建于1980年，创立的目的是思想方面的交流。因此，国际出版商协会称为出版版权公约组织之一也不足为奇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的工作在这方面也有类似的作用，对我们来讲这是巨大的成功，这对国际出版业来讲十分重要。版权的问题、出版文化产业的问题，也是我们在国际出版业为之奋斗的一个永恒的理想。

出版商的数量不断增加，成为了热爱读书者的共同朋友。对我们来说图书不是普通的商品，不仅仅是几张纸张和油墨，而有着特殊的魅力。

同时它对民族和社会的兴起也有重要的意义。他们构成了人类文化的一些基石。图书使得不同的思想组合在一起，读书可以使不同时代的人进行交流，这就是图书的特色所在，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如此受到青睐的原因。

出版工作的参与者承担着特殊的责任，他们知道图书的内容至关重要。图书的内容也会随着时间的流失发生变化，出版商必须推出新的图书。对于图书来讲，最大的竞争者就是昨天卖的书希望今天还要卖出去。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规章制度来约束管理，它是一种平衡，是一种动态的平衡，这种管理希望继续得到衍生。约束的主要目的在于制止非法组织和种族仇视，真正的交流是各抒己见。论辩和对话尊重个人的想法，表达自己的意见，它能激发创造力，并能促进中国的发展。出版商根据自己的道义和责任进行下去，国际出版协会将支持国际出版业的同仁。对于出版商来说，莫过于看到出版业的发展，所以出版商不能孤军奋斗，必须进行见面和交流，这是本次活动的独特之处所在。它是出版商聚会，交流思想和经验的一个平台。

本次国际论坛有望进一步促进这种对话，我期待着与来自中国的出版业人物的见面，学习他们的思想观和价值观，来分享世界出版业的经验。祝愿本次论坛圆满成功，非常感谢。

谢谢安娜·玛利亚·卡巴内拉女士。

现在开幕式已经结束了，请主席台的嘉宾退席。

下面，2005北京国际出版论坛演讲者的演讲正式开始。我们第一位发言者是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先生。邬书林先生毕业于南京大学经济系，曾经长期担任中宣部出版局局长、中宣部副秘书长和改革办主任。我们很多出版界的人都认识他，他擅长研究社会发展的规律以及参与制定新闻出版和改革的各项政策，他演讲的题目是“中国出版业应当有更大的发展”。下面我们热烈欢迎邬书林副署长。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围绕着这次论坛的主题，我就中国出版业的发展问题讲三点看法：第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发展既为中国出版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条件，又为其进一步发展提出新的要求，中国出版业正处在发展的关键时期。第二，中国出版业具有发展中国家的显著特征，中国与世界出版强国有较大的差距，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第三，中国出版业应当抓住发展机遇，发挥好出版功能，在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过程中，争取出版业自身有更大的发展。

一、中国出版业具有加快发展的基础和条件

中国出版业的发展具有八个方面的基础和条件：一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特别是中国正在努力建设和谐社会，这为出版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和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以平均每年9.4%的速度迅速增长，现在GDP已达13.6万亿元。二是中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特别是国家实施的科教兴国战略，这为出版业发展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内容源泉，又为出版业提供巨大的不断发展的市场。目前，中国人均GDP已经超过1000美元，城镇恩格尔系数已经降到40%以下，农村恩格尔系数已经降到50%以下。随着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的加快，城乡恩格尔系数将呈现继续降低的趋势，居民精神文化消费将不断增长。三是中国有五千多年文明史，历史悠久，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人文和自然资源十分丰富，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为中国出版业的发展提供了极其丰厚的文化资源。四是经过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出版业取得了巨大的进展。20多年来，中国图书品种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万多种发展到2004年的21.9万种，印数从37亿册增长到2004年的64.4亿册。图书发行业的净销售额、利润有了很大的增长，净销售额从1978年的12亿元增长到现在的461亿元，出版产业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上世纪末期世界出版业出现的出版集团化、销售连锁化、数字出版与网上售书等趋势，在中国出版业受到高度重视并在积极推进，形成了一批在中国有一定影响的出版、发行集团，数字化技术在出版业的应用水平不断提高。

五是出版业的改革开放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展开，出版改革正在从思想观念更新、体制机制创新、强化出版单位的管理、为出版业发展提供良好的经济政策和文化环境等方面，为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六是经济全球化促使商品、资本、管理、技术、服务等生产要素跨国流动，为中国出版吸收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成果和管理经验，引进先进技术和资金，创造了十分便利的条件，有利于推动中国出版业的改革和发展，提高中国出版业的竞争力。七是高新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给中国出版业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中国出版业可以直接运用高科技手段，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某些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八是汉语是世界上重要的语种之一，华文出版物具有广阔的市场。除中国大陆、港澳台外，还有五千多万侨胞和海外华人，以母语文化为纽带的华文图书市场十分巨大，中国出版大有可为。总之，中国出版业基础坚实、人才济济、市场巨大、前景光明，具备了加快发展的雄厚条件。

二、中国出版业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尽管中国出版业已经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绩，但是中国出版市场仍然处于初级发展的阶段，进一步发展的潜力还很大。与发达国家的出版业发展水平相比，中国出版业的发展水平还不高，出版业综合实力还不强；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状况相比，中国出版业应当有更大的发展才能更好地为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如何更好地把当代中国的思想创新、科学发现、新技术进展全面反映和传播出去，出版界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与13亿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相比，中国出版业现有的发展状况还有待于进一步改进；与中国五千年辉煌文化相比，中国出版业发展水平还不能与中国作为文明古国的地位相匹配，进一步把丰厚的文化资源挖掘出来，弘扬和传播出去的任务仍然很重。这些既是中国出版业发展的差距和不足，也说明中国出版业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

首先，中国出版业的市场需求十分强劲，发展空间很大。据统计，中国在校大学生人数从1998年扩招后每年都在稳步增长，现在已经近2000万人。3.7亿人口的青少年更是中国出版业的现实和潜在读者。从绝对数量看，中国出版业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全国图书、报纸、期刊年总印张超过2100亿印张，折合用纸量超过486万吨，总量不可谓不大。但是从出版资源人均占有量看，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一个国家人均印刷纸张消费量和人均出版物占有量，是一个国家出版业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直接反映该国出版业的发展程度。据统计，目前中国人均新闻纸消费量2.4公斤，其它印刷书写用纸人均消费量8.04公斤，二者合计为10.44公斤。远远低于美国（146公斤）、日本（118公斤）、英国（112公斤）、德国（94公斤）、荷兰（93公斤）的水平。另一个衡量指标是人均购书额，按2004年图书纯销售额计算，中国人均购书额大约为35元人民币（约合4美元），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

其次，调整好中国出版业结构，拓展新的经济增长点，中国出版业大有可为。众所周知，一个较为完善的出版业市场一般由大众出版、教育出版和专业出版组成。与发达国家的出版市场相比，中国出版业的市场结构还不尽合理。突出表现在中国出版业的产值和利润过分依重教育出版，其中教材的产值比重一直超过50%，教辅图书又占相当比例，教育出版的利润在整个出版中的比例更高。大众出版市场经过多年发展已形成一定市场规模，但仍有很大空间。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专业出版这个富有无限潜力和创新精神的出版市场，在中国目前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中国专业出版市场份额目前尚不足10%，反映世界学术前沿发展状况的专著和学术期刊还很少。尤为关键的是，与国外的专业出版比较起来，中国在这个领域的出版理念、营销方式和赢利模式还需要有大的更新和改进，这方面的创新任务还很重。解决好这个问题，中国出版业将拓展出新的增长领域。

第三，中国出版业的规范化管理将为出版业的快速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无庸讳言，中国出版业目前还存在出版质量不高、市场诚信不够、盗版盗印严重等种种不规范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出版业的发展。这些不规范现象是转型社会难以避免的短期现象。在看到这些现象的同时，更要看到中国出版界规范化管理的呼声已成为主流，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已经并将继续采取卓有成效的措施。中国保护著作权的法律体系基本形成并逐步与世界接轨，中国加入了一系列的国际版权公约。随着中国出版业规范化管理的不断加强，随着中国出版管理部门的职能转化，中国出版业发展的环境将更加优化、更加规范，中国出版业必将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化市场。

第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将促进中国出版业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快发展。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已按承诺履行了相应的权利和义务，现在进入WTO后过渡期。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出版业来说，既是挑战，也是难得的学习机遇。目前，中国出版业对外交流不断加深，出版物进出口业务逐步扩大，版权贸易不断扩展，中国与世界出版业的联系大为增强。最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等部门先后颁布了《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和《关于加强文化产品进口管理的办法》、《关于文化领域引进外资的若干意见》三个文件，进一步明确了当前深化出版体制改革、加快体制机制创新过程中，鼓励什么、允许什么、禁止什么的若干重要政策界限，为出版业更好地深化改革、促进发展提供了保证。

三、遵循规律，全面发挥出版功能，加快中国出版业的发展

1、要全面发挥出版功能，高度重视出版对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作用。出版既是一个国家经济、政治、科技发展水平的标志，又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杠杆。出版的本质和基本功能是积累和传播科学文化知识，提高国民素质，推动社会发展，促进文明进步。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样化的条件下，中国出版业作为中国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面，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要承担起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的作用。要通过更多更好的出版物，努力把当代中国人的思想发明、科学发现、技术创造和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反映好、传播好；要通过更多更好的出版物，更好地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特别是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要通过更多更好的出版物，让中国更好地了解世界，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促进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推动人类文明共同繁荣进步。像中国这样一个有五千多年文明史、13亿人口、经济文化蓬勃发展的大国，如果不能建设起较为完善的现代出版业，中国出版界就没有完成它应有的使命。这应当是中国出版业的神圣职责和中国出版人的崇高理想。

2、要遵循规律，扎扎实实做好出版业发展的基础性工作。一是要用长远的战略眼光，制定好出版战略规划。要通过制定规划，加强和经济、科技、教育等部门的联系，全面反映我国建设小康社会、振兴中华的伟大进程中，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方方面面的成果，并推动和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使出版融入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去。二是高度重视出版创新问题。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更是我们出版业生存和发展的源泉。从本质上讲，创新是出版最根本最重要的要求。出版单位要根据自己的特色形成品牌优势和积聚优势，找到好的商业运行模式，一方面要求内容是创新的，另一方面要求我们不断地创新形式，使读者能够接受我们的出版内容。三是抓好出版诚信建设，建立良好的出版秩序。四是高度重视高新科技对出版的影响。当前，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高新科技正在对出版业的载体形式、技术手段，营销模式、传播方式以及出版的管理产生革命性的影响。网络出版、网上销售、按需印刷，一方面对传统的出版业给予巨大促进，使出版的功能不断拓展和延伸，另一方面又对出版业产生严峻挑战。

五是争取好的经济政策，为出版业发展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六是抓好出版业的基础性信息服务。促进出版业的发展，需要管理部门和行业协会从现状出发，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抓好关系到出版业正常运行和发展必不可少的基础性信息工作，如统一的图书可供货目录、权威的在版目录、引进图书的查重书目等。

3、对中国出版业的发展要有一个好的心态。当前，与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一样，中国出版业已经形成一个现实出版市场并正在以它独有的魅力和巨大的潜力，受到一切具有战略眼光的出版商的重视，受到一切共谋发展的出版家的关注。面对这个具有无限生机活力、市场无限广阔、前景无限光明的出版市场，我们应当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去思考它的发展。对中国出版业的发展和中国出版市场，我们可以从中国经济与世界强国的交往史中吸取经验。工业革命后，世界强国一直用惊异的目光关注当时有4亿人口的中国和中国市场，受到这个巨大的市场吸引。在改革开放前的数百年间，中国市场并未在世界市场中产生理想的影响。中国市场真正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推动者，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的交往中有了一定实力、自身获得发展后才得以实现的。当我们思考中国出版业的发展时，要研究吸取这些历史经验。

我想，中外每一个理性和负责任的出版家，是不是都应该用建设性的、合作的态度，思考如何去培育、建设一个强大的、健全的中国出版业呢？这样，中国出版业才会健康、持续地得以发展；这样，中国出版业才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进入世界出版的大家庭，并使这个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相互促进、相互受益；这样，中国出版业才能以自己独特性的魅力，和世界出版业一道，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有力推动者，并为全球文化的多样性做出应有的贡献。谢谢各位！

谢谢邬书林副署长的讲演，邬书林副署长长期从事出版政策的制定和管理，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下面有问题的，请举手。

刚才邬先生提到有三个文件，文件是什么时候发行呢？之后能否使各个行业以及中外出版业可以进行更好的合作和发展呢？

你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我告诉你，这三个文件已经公布，在8月8日、8月12日、8月15日，已经有中国的媒体公布了这三个文件。每一个想了解文件细节的中外读者都可以从有关网站上检索到这三个文件。而且中国文化部、广电总局和新闻出版总署会根据这三个文件制定相关的实施细则，以更加明晰地规范在中国现行的文化市场当中我们鼓励什么、允许什么、禁止什么，我想这个政策是非常透明的、公开的。谢谢。

我是从伦敦来的，我想问一下，伦敦《金融时报》有这样的报告，说外商对中国出版业的投资将会有一些具体的规定，这三个文件有具体规定，您是否能够向我们证实一下是否有这样的规定呢？

我想明确告诉各位先生，在外商投资管理的若干意见当中，严格按照加入WTO时的承诺，履行中国政府的义务，同时对外商可进入的领域，按照WTO的承诺作出了非常具体的要求。阅读这个文件的时候，我想大家要细心一下，我们主要规范的是中国自己的出版者在与外资合作过程当中应遵守的若干细节，包括股权比例，而对外资进入中国的出版市场严格按照WTO时的承诺，不折不扣的在执行。我也关注到国内有关媒体和一部分知名媒体在报道这个文件时的观点，阅读文件本身，细心研究文件的本身，这是坚决的态度。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不断发展，外资会越来越多，中国政府的政策是明确的，一以贯之的。

中国出版业市场已经成为主流，我想问一下，对于一些没有规范管理的，采取了哪些有效措施？非规范化的内容有哪些？以及采取的有效措施是什么？中国有没有真正的出版商和出版家？

第一个问题，如果你细心听我演讲的话，在出版市场上有盗版盗印的问题，有出版商自己行为不规范的问题，也有政府管理和不完善的地方，宏观上讲主要是三个问题。中国政府已经颁布了中国出版业的管理条例，已经颁布了一系列的相关法律法规，包括宪法当中规定有新闻出版自由等等。中国政府的法律法规体系和规范出版行为上是明晰的、清楚的，已经采取了措施。中国政府每年都组织大规模的打击盗版的有关行动来规范市场，每年都开了若干专业会议来不断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来促进出版业的发展，这是明确的。

第二个问题，任何一个负责任的出版者都会看到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20多年来，中国人民享有的文化权利和解放前相比、和一百多年前相比、和改革开放前相比，都有了实质性的变化。现在有20多万种书，有近9千种书刊和２千多份报纸，可以说中国人民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文化消费。

当然，我坦率地承认，我们还有若干不完善的地方，中国政府将按照自己建设富强、民主国家的宏伟目标，相应加强出版方面的有关管理和规范，更多地调动广大出版工作者的积极性来促进中国出版业的发展。

由于时间的关系，向邬署长提问的时间就到这里了，我们对邬署长对我们做讲演表示衷心的感谢。下一位发言者是国务院新闻办吴伟副局长发表演讲并回答问题。

吴伟女士现在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三局的副局长，她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语言文学系，获文学硕士学位。吴伟女士长期从事出版组织、策划、编辑、经营以及对外出版管理工作，著有《格萨尔王全传》、《格萨尔人物论》、《十三世达赖喇嘛》、《西藏文学》等多部专著及小说。吴伟今天演讲的题目是“让中国图书成为向世界说明的桥梁”。我们欢迎。

各位来宾，上午好！很高兴与中外出版专家一起讨论"出版产业的创新与发展"这一全球出版家都关心的问题。

我所供职的机构——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工作任务是向世界说明中国，就是让外国人了解中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认识中国，特别是了解认识一个完整的、真实的中国并不容易，困难在于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发展不平衡的国家，用中国一个家喻户晓的成语来说，就像是盲人摸象，摸到鼻子的认为大象是软管，摸到腿的则认为是圆柱。人们亲自接触得出的结论应该是很权威很真实了，但了解到的只是其中的一个片段。特别是现在，中国正处在不断变化的时代，政治、经济、社会的各方面都处在改革的过程中，每一天都有新进展，这种进展不仅表现在GDP的增长上，还表现在中国人观念和思想的发展变化中。这种发展变化，既有浅层次上有目共睹的，也有深层次上潜移默化的。有许多的变化是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中的，而其开花结果的过程，则同时受到世界其他文化风光雨露的影响。要了解认识中国、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的现实状况，或者说中国这头大象，有很多的手段和途径，图书则是其中最好的方式之一。

全球化潮流使地球变小，人们之间的距离缩短，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各地的人们较之从前更需要彼此了解，而彼此了解的必经途径是文化上的相知。在全球化的今天，人们仍然在追求个性之外属于全体人类的普世标准，这些标准包括了对和平和秩序的基本认知。尤为重要的是，当我们讨论文明、平等、民主、发展等种种观念时，人们必须了解来自不同文明的不同理解，以及这些不同理解的历史渊源和理由。任何一个民族传播自己文化的过程，也都是争取融入国际大家庭、被其他民族所理解的过程。只有通过理解，建立在这种文化基础上的国家理念，才会更容易为世界所接受，各个不同文明之间才会相互尊重，和谐相处。也就是说，只有相知，才能相容和相融。

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包括古代文明与现代文化，都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它们之间相互影响，互相补充，应该说，这种相互影响是有益的，不同文化的互补是主要的，当然，也会有冲突，但冲突是次要的，人类应该在相互影响中增进了解，相互包容，共同进步。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20多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一瞬间，中国与世界展开广泛深入的接触和对话的时间也不算很长。有些人在与中国交往时会产生某种困惑，这一点也不奇怪。困惑的产生主要源于文化背景的不同。正像戴高乐将军曾说过的那样：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比地球和月亮的距离还大。外国人要了解中国文化，中国人要了解外国文化，这就需要建立了解的平台和桥梁，出版业恰恰提供了这样一个合适的平台和桥梁。因为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交往是有限的，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对其他文化的认知往往是间接的，在很多情况下是通过书本知识来实现的。

图书，在中国一直被人们称为了解世界的窗户。比如，毛泽东在少年时代曾读过一本《世界英豪传》，被书中的华盛顿、林肯等人的事迹所感染，他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后来，他真的成了新中国的开国领袖。时至今日，无论中美关系如何变化，华盛顿、林肯却始终受到中国人的尊重。

长期以来，出于对了解外部世界的渴望，中国对世界文化的引进敞开了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窗口。大量优秀的外国作品被翻译家们介绍到中国，以图书的形式与中国人见面，由此，中国人知道了美国的杰克·伦敦、福克纳和海明威，知道了俄国的托尔斯泰和普希金，知道了法国的伏尔泰和巴尔扎克，知道了德国的歌德、席勒和海涅，知道了英国的莎士比亚和日本的川端康成。一些当代外国著名作家的名字和作品，如法国的萨特、普鲁斯特，捷克的卡夫卡、米兰昆德拉等等，许多中国人都耳熟能详，文化界更是如数家珍。他们的著作在中国的发行量通常都比在本国大得多，并且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至于外国许多新出现的文学作品、哲学思想、管理理念等各种书籍，更是通过版权贸易大量进入中国。据中国版本图书馆资料室统计，1978年至1990年，全国年均出版翻译作品2192种；1995年至2003年，翻译类新书(不包括重译和多版本译著)的数量高速增长，年均出版翻译作品超 过一万种。目前国内每年约有２０余万件翻译作品问世，是1978年改革开放前的４００倍。

中国在了解世界的同时，也在向世界敞开自己，希望其他国家的人民了解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有一些热情的外国人充当向世界介绍中国的使者，他们爱中国，写中国，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中国，让世界了解中国，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部《马可·波罗游记》，拓宽了中古时代欧洲人的地理视野，在他们面前展现了遥远的东方那广袤而富饶的土地，引发了他们对于神秘东方的无限向往，使欧洲人有机会在中世纪的黑暗中辨认并接触到另一种文明。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小时候读了《马可·波罗游记》后，非常羡慕中国之文明富裕，向往之极，立志东游。后来他率领船队向东方进发，而结果航行到了美洲，发现了新大陆，开辟了由欧洲到达美洲的新航线。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马可·波罗游记》影响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而马可·波罗也成为历史上为西方世界认识中国贡献最多的一个人，是中国家喻户晓的外国历史名人。

小说《大地》的作者赛珍珠曾荣获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她是一位非常特殊的美国作家，生于美国，长在中国。赛珍珠长年累月在中国生活，通过直接和间接的途径，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生活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她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尽其所能地把中国如实地写进她的书里。在《大地》这部小说里，赛珍珠塑造了一个勤劳、坚毅、质朴、善良，具有种种高贵品质的中国农民形象，使西方人发觉，中国人是与他们同样的人，具有同样的人性，还具有西方文化价值观所推崇的某些高贵品质。赛珍珠成功地摆脱了文化上的绝对主义，避开东西方文化孰优孰劣的无谓争论，追求异质文化之间的和谐相处以及它们之间的互补和最后可能的融合。这对于异质文化或者说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极具启发性。

值得提到的文化交流使者还有埃德加·斯诺，斯诺一生共写了9部有关中国的专著，在西方记者中，这仍然是个世界纪录。他的代表作《西行漫记》（1937年）一直以来被中外人士看作是最早真实地报道当时中国红色区域的长篇纪实作品，被译成十几种文字，帮助外国人了解所谓"红色中国"的真实状况，在中国和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斯诺也因此成为著名新闻记者。

此外，还有许许多多的翻译家将中国的作品翻译介绍到国外。如，被德国人称为中国文学翻译大师的库恩，曾因翻译《红楼梦》、《三国演义》和《金瓶梅》等多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而被德国联邦总统授予中德文化交流勋章。20世纪初，英国的汉学大师阿瑟·韦利1917年翻译出版了《170首中国诗歌》，令西方读者对东方文明大开眼界。随后，他陆续出版了《诗经》、《论语》和节译自《西游记》的《猴子》，向西方打开了中国文学之门。法国思想家伏尔泰，毕生对中国文化抱有浓厚的兴趣，并高度赞美中国文化，他在促进欧洲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方面功不可没。作为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和国际"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的瑞典著名汉学家马悦然在翻译中国作品方面硕果累累，他曾译过《诗经》，《三国演义》，《水浒》，还译过沈从文和鲁迅的著作，也译过当代作家诗人的作品。

许多的学者、翻译家和出版家为向世界介绍中国，让世界了解中国作出了努力，所有这些人和他们所做的一切，历史是不会忘记的，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马悦然先生曾说，近百年来中国诞生了很多优秀的小说家、诗人，很多人完全有资格拿诺贝尔奖，但或多或少都是因为翻译的原因而未能被西方接受。是的，不仅仅是文学作品的翻译，还有包括政治、经济、法律、历史、地理等各个领域作品的翻译，都需要继续努力和加强。在向世界说明中国这一方面，我们肩上的担子还很重，要走的路还很长。

100多年来，人类从内燃机时代飞奔到目前的信息时代，媒体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要素。传媒不仅具有传统意义上的信息功能、教育功能、娱乐功能以及广告功能，还特别具有为了国家或某些集团的利益制造舆论的力量。21世纪的信息技术革命，使发达国家利用经济、技术优势进一步扩大了新闻传播优势，掌握了更多的话语权，而经济、技术力量薄弱的发展中国家让世界听到自己的声音变得更加困难。东西方传媒实力存在相当大的差距，有资料表明，西方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信息量，是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信息量的100倍。这种差距同样表现在文化产品的贸易上，中国图书、报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在国际贸易中逆差很大。尽管如此，中国在入世后，仍然承诺外资可以进入报刊、音像制品的批发、零售市场，因为他们会在进入中国市场的同时，将比较先进的经营经验带进中国，前几年德国贝塔斯曼集团在中国推行的"书友会"业务便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中国的GDP仅占世界GDP的4%，人均刚过1000美元，中国的出版业规模较小，机制不够灵活，竞争力不强的弱点在入世后更加突出。目前中国每年出版的图书在15--20万种，但销售收入却无法与国外的出版集团相比。文化产品贸易上的巨大逆差，阻碍了世界了解中国，明显的事实是，中国每年大量进口图书、期刊以及音像制品，特别是大量购进版权，使得中国对世界的了解比世界对中国的了解要多得多。这种巨大的反差，除了经济上的影响之外，还会带来一些更为重要的后果。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缺乏了解，容易使各国政府和民众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在合作和相处上有可能发生更多的困惑，走更多的弯路，产生更多的误解，付出更多的代价，甚至发生不必要的冲突。相信这是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因此，中国政府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在资助法国出版社出版中国图书获得成功的基础上，适时地推出了"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 ，这一计划从长远看，既是中国的需要，也是世界的需要，甚至可以说是和平的需要，是互利互惠之举。这个计划的主要内容，就是更多地敞开我们的书架，通过资助翻译费的形式，鼓励外国出版商和出版机构出版发行关于中国的图书。我们将重点推荐那些能够反映中国文化和中国面貌的图书。我们已将首批推荐的书目翻译成英文，并在明天开幕的BIBF书展上辟出专门的展区，展览这些图书，希望感兴趣的国外出版商能够去看一看，选一选，如果有一些你们中意的图书，可以申请翻译方面的政府资助。具体申请资助的办法在书目及展区中有详细的说明，容不赘述。无论有没有看到你们感兴趣的图书，都希望留下你们的看法和想法，我们对国外读者对中国的阅读需求也有兴趣。我们的合作应该是多种形式的，其中包括合作出版--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与外文出版社合作出版的中国文化与文明丛书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希望中国出版界与国外出版界的同仁们加强沟通与交流，在引进国外先进文化的同时，将代表中华优秀文化的图书推介出去，在策划选题、制作图书时，能够兼顾外国读者的需求，有能力有条件的出版社甚至可以专门制作一些针对外国读者需求的图书，以满足世界了解中国之需。希望中国的出版界为向世界说明中国贡献力量。总之，无论中国的出版家，还是外国的出版家，在这个场合，都有可能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

预祝出版论坛和BIBF取得圆满成功！谢谢。

谢谢吴伟女士，国务院新闻办和新闻出版总署联合制定了对外出版推广计划，刚才吴伟女士已经做了详细说明。我想对外国的出版者、对国内的出版者都是一个很有操作性的。因为吴伟是具体制定和操作这件事情的一个主管，所以，我想对这方面感兴趣的人，还可以提出问题。对国务院新闻办的工作，这里面有什么问题，也欢迎大家提出问题。

你提到大量购进版权，我们每年大概购进多少版权，出口多少版权？另外，你提到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是什么时候推出的，现在大概和多少个外国出版社合作呢？你说在资助法国出版社，这个法国出版社是哪一家？

第一个问题是版权的进出比例，我们现在大概是10：1，进10出1。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是在2004年中法文化年、法国图书沙龙，中国做主宾国时候，我们资助法国，资助出版70种关于中国的图书，在图书沙龙上大受欢迎，展览五天书就销售了三分之一。前面回答的内容等于我第三个问题就回答你了。

我觉得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对于经典的文化推广非常有意义。众所周知，图书对外传播并不是一个最好的媒体，比如明显不如音像、电子刊物。现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新闻出版总署推出了一个对外推广计划，对音像、电子刊物有没有资助和推广的计划呢？

中国的文化产品要和其他国家合作的路还很长，我们先从图书开始，音像和其他的制品我们慢慢考虑。

我作为新闻出版署的工作人员补充几句，一是现在版权贸易的情况，每年我们从国外引进大约是一万两千种，输出只有不到三千种，输出的地方也比较集中，主要在港澳台。引进的部分大概主要是在欧美等这些地方比较多一些，所以这方面的逆差比较大，这是现状，要加大推出的力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对于其他出版物，现在也在制定有关的计划，比如对于音像制品的出口，因为音像制品主要是成品出口的问题，北京这方面已经召开了会议，也制定了有关政策。

按你刚才说的进口每年是一万二千种，出口是三千种，是吗？

这是2004年的情况。

如果说是10：1的话，比例不对，应该是4：1。

我们说的是近十年的平均情况，实际上最近几年通过出版者的共同努力已经在改变这种现状了，比如说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期间，实际上两者比例大约是3：1的样子。

另外，我想还问一下对外推广计划的问题，重点是推荐哪些反映中国文化和中国面貌的图书，这些图书在中国已经出版了吗？

是的。现在有一个推荐书目，你可以在书展上拿到它。

休会。

第三个演讲者是律商联讯公司首席执行官，安德鲁·普鲁兹发表演讲。

安德鲁·普鲁兹是Reed Elsevier 的集团董事，集团旗下律商联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律商联讯的产品服务主要是提供在线法律、新闻和商业信息等。特别是出版的有关法律方面的图书，影响比较大。安德鲁·普鲁兹先生的演讲题目是“网络出版趋势及纸质出版网络化的挑战” 。我们欢迎安德鲁·普鲁兹先生发表演讲。

女士们、先生们，非常荣幸LexisNexis公司及我个人被邀请能够参加第二届北京国际出版论坛。在过去的十五年中我曾多次来到中国，每一次我都被这片土地上正在发生着的巨大的经济、科技变化所震惊；中国正在逐步成为世界经济的"发电站"。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和潜在的发展机遇为举世所共睹，即将到来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与2010年上海世博会便是更为雄辩的证明。

如此确实的经济发展正在使一股力量迫不及待地希望参与到中国的媒体、知识、交流等各个领域，出版业无疑也是其中之一。今天我将主要谈一下电子出版业的发展趋势。与传统出版业相比，我相信在线信息服务将在中国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首先，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一下LexisNexis所属的Reed Elsevier集团以及LexisNexis在中国的发展情况。Reed Elsevier是全球最大的出版商，提供科学、法律、教育、商务等方面的信息服务，同时也是全球第五大传媒集团。Reed Elsevier旗下所有公司的年总收入可达9.46亿美元，其中2.7亿源自电子出版物。目前我们已经拥有超过100万个用户。其他国际同类出版商还包括Thomson, Reuters, Pearson, Wolter Kluwers等。我们的业务开始于16世纪，是欧洲与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出版商。

过去的十年里，Reed Elsevier集团在中国发展迅猛，我们已经与诸多中国出版商、大学等形成了良好的伙伴关系；这些关系提供给了我们许多促进中国的专业人士与他们的海外同行进行交流的机会。目前中国政府非常重视优先发展科学技术，在这种情况下，Elsevier的科学技术部门（Science and Technology Division）已经成为中国科技工作者们的可靠伙伴。通过提供纸制和电子平台，Elsevier已经成为学术交流领域的领军人物。已经有超过100家的中国学术型大学使用我们的期刊、书籍和数据库，中国的学者每年也会在Elsevier全球发行的刊物上发表近10000篇文章，这个数量还在不断增长。同时，提供地方化知识以及帮助地方伙伴与国际科学领域接轨是我们最大的优势。中国政府关注的另一个领域--医疗卫生需要最及时的研究材料。Elsevier的医疗健康部门（Healthcare Division）可以提供给医务人员和药品公司该领域全球最新的研究材料。我们计划与中国最优秀的医药领域的出版商合作，提供相关的中文材料。

在中国Reed Business（励展博览集团）参与并支持出版行业和展览活动等方面有很长的历史。早在2004年与IDG公司进行合作以后，我们发行了电子、制造业、娱乐、建筑等方面的杂志。Reed Business（励展博览集团）迅速发展的展览活动始于1982年在北京召开的"NEPCON北京"，至今已经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东莞等地举办了16场展览，内容涉及电子、旅游、电信、制造业等。这项活动在中国拥有超过80位雇员，并且每年都寻求举办新的展览。

Reed Elsevier的教育集团"Harcourt"已经对中国的印刷能力起到了很好地推动力并进一步外包给中国制造业。根据中国教育领域的需求，Harcourt将集中于以下两方面：首先，为满足中国人不断增长的英语学习需求，将提供高质量的在线英语学习平台；同时，为满足外国人学习普通话的需求，也将提供高质量的普通话学习平台。

Reed Elsevier旗下还拥有一个专门的投资集团"Reed Ventures",至今该公司已经向在信息市场具有良好经济效益的公司提供了超过六千万美元的投资，并且Reed Ventures正在积极投资于中国的相关企业。

Reed Elsevier非常重视在中国的发展机会，我们已经在中国市场上获得了超过1亿美元的收益，并且希望进一步扩展我们的发展战略。我们希望与中国本土的合作伙伴建立长期平等的合作关系，并与政府及企业公司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基于此，我们正在寻找一位全职的中国区总裁统筹运作，并以此推进集团内部的发展。同时，我们将全力支持中国政府在出版业推行的相关政策，打击盗版，保护知识产权。

LexisNexis是全球法律、新闻、商务信息提供商中的领军人物，他立足于提供深度、权威的法律、商务咨讯以及考究的搜索服务。LexisNexis为法律、企业、政府、学术等各届客户提供高质量的信息资源。我们的产品形式包括在线信息、硬拷贝打印、CD-ROM等。我们的在线产品至今已经拥有了超过五百万个注册用户，其中包括85%以上的全球五百强企业。超过七百万的大学在校生使用我们的检索系统，该系统中包括26000种资源及3.5亿份文档。

LexisNexis于2001年在北京创立了第一个代表处，其后基于市场需要，2004年又在上海创立了第二个代表处。为履行我们提供本土化资源的承诺，今年1月份，在我们的收购对象中国投资网（中国一家领先的财税信息提供商）的帮助下，建立了LexisNexis中文在线服务平台。之后我们不断丰富中文咨讯的内容，与一批高声誉的法律信息提供商签定了许可使用协议，其中包括国家信息中心、中国法院网、北大法律信息网等。

我们在北京、上海、新加坡、香港等地对金杜、君合等律师事务所进行了考察，发现用户需求的趋势与我们对欧美地区的估量是相似的。

LexisNexis拥有一些世界知名的法律出版商，如Butterworth（英国最大的法律出版商）, Juris Classeur（法国最大的法律出版商）, Shepards, Matthew Bender, Martindale Hubbell，以及法律法规、税收、公众记录、风险管理、专利、商业等方面的新闻咨讯与深度报道。

在我们全球最大的市场--美国市场上，与其他出版媒介相比，在线信息服务已经表现出了十分明显的优势。今天我们在美国及全球的收入中，有近70%来源于在线信息，只有30%源于纸质印刷出版。虽然纸制和书籍出版物仍位于中国出版业的主导位置，但我们预计中国市场会出现相似的转变，而且转变的速度也许还会快于美国。

电子出版商的迅速发展并不总能与传统出版商和谐相处，因为在书籍出版业中并不存在这样的发展动力。电子出版的迅速发展应主要归功于个人电脑的大量出现及由此产生的变革。随着个人电脑的普遍使用及其功能的不断完善，又有因特网将它们与更多的数据库相联，简单的搜索工具已经不能适应市场的需求，更为精致的信息管理和搜索系统应运而生。

同时，用户对"媒体"的认识也发生了巨大变化。30年前，美国平均消费水平只有3个电视网络、每家订阅一、两份日报、外加能在街头报摊上买到的20几份杂志。但今天，美国已经拥有了上百个电视网络，卫星、光缆通讯，和成百上千个因特网网站。

这种信息提供方式上的巨大变化极大的改变了出版商与用户之间的关系。消费者不再单纯是被动的信息接受者，他们有权选择自己想看什么以及如何去看。消费者和信息提供者之间已经越来越成为了一种双向沟通方式，需要信息供应方提供更及时、高质量、高关联性、甚至是个人化的信息服务。

在中国，我相信对因特网和移动通信技术的快速接受将成为改变人们使用信息方式的关键，也将使中国更好地应对知识经济的需求。

出版商（或信息提供商）与客户之间关系改变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客户支持。在传统的价值链下，如分销商、书籍出售商等，客户联系并不十分重要。在线环境下产品的运送方式与顾客的体验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对于纸制出版业来说，客户支持主要包括保证充分但不是无利益的印刷过程，便捷有效的仓储服务，顺畅的后勤和执行等。当一本书被出售之后，最终消费者几乎不可能打电话给出版商要求翻到书籍的第17页询问与内容相关的问题。纸制出版自身的性质决定了其不可能提供及时、动态的内容更新。而这些在在线环境下都将得到改善。在线环境下的支持将转变为24小时全天服务，信息必须及时更新，如何在众多的数据库中迅速准确地找到信息本身也成为了一门艺术。

专业的用户，例如在LexisNexis在线服务上注册的律师，他们不仅希望知道如何浏览我们所提供的网络服务，更希望从相关专家那里知道如何尽可能快速地找到他们所需要的信息。因此在线服务的客户支持部门仅有知道如何使用服务的人是不够的，还需要理解"什么"和 "为什么"的专家。

今天，随着在线沟通变得越来越普遍，客户也许更希望与客服人员进行更具交互性的沟通，而不是仅仅通过电话与其交谈。客服人员必须迅速了解客户信息，例如他正在使用哪种服务、他所使用的电脑系统是什么，以及他的使用记录。很多人认为在线服务使出版商摆脱了诸如分销、运输、纸张和储存的费用等等传统纸制出版商感到头疼的问题，但实际上，在线出版商，特别是针对专业学术市场，需要在技术结构、客户管理、客户支持等方面进行更多的研究，而目前这些都还做得很不够。

作为一个享有独立版权的出版商，以及与第三方合作的信息买方，在线信息服务必然带来出版商与信息提供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在传统的纸制出版中，出版物的天然属性形成了一些对非授权使用和传播信息的限制，也使定价更为清楚明晰。但在数字化信息时代，最大的挑战来源于"数字化信息权利管理"。即由于数字化信息极容易被复制、仿制或传播，如何避免对版权的侵害？

不仅投资需要基本的安全环境和以避免非授权使用为目的的编码技术，为了更好地履行与客户之间的合同义务，也需要对信息的使用进行更为细致的记录、确认、监视、跟踪和保护。这里有三个领域需要进行管理。

首先是该知识产品的生产和获得必须合法，这是保证该信息可进行合法交易的前提。同时须保证信息提供者对所提供的信息有合法的知识产权。

其次是要保证对信息的管理能够得到执行，包括对信息提供方和使用方的管理，保证被许可方对许可方的费用支付等。

第三是在信息交易或用户购买信息之后，跟踪信息的使用。这包括对在具体系统或网络中所交易的内容进行限制，例如，如果用户只有浏览的权利，那么就应保证他不能对信息进行打印或下载。有效的"数字化信息权利管理"在今天还面临着许多挑战和亟待完善的地方，但这将是保证多媒体信息能够在一个安全、开放、信任的环境中进行交易的重要途径。

目前，中国政府对于外商进入出版业的经济屏障已经基本解除，这允许任何个体或社团有条件成为网络的编辑，出版商及作者。Blogs & Wikis现象的优势在于网络的信息能够被用户们编辑，尤其在美国大选期间，更是极具发展。在某种程度上，Bolggers及其他们的读者被视为早期的接收使用者，这种重要的影响改写了信息新闻业的发展前景。在技术的操作上，命名为RSS或真实简单联合，印制易于为个人汇集于分发更加速了这种发展趋势，而令新闻与信息趋于个性化。

尽管网络已经成为美国最为重要的信息传递方式，然而，在网络上信息的可信度却逐步下降。2004年， 40%的网络用户认为只有不到一半的网络信息是可靠的。研究表明，大多数的用户只承认他们经常登陆的网站或是被著名媒体及政府经营的网站信息。这对于像LexisNexis这样的具有值得信赖的社会地位以及高质量的网络内容提供商来说是个好消息！

对于专业用户而言，以电子方式传递信息的意义在于将增值的服务完全融合与客户的工作流程中。LexisNexis通过提供给客户最快速、准确地找到所需信息的方法，以及最优质的信息服务。此外，我们开始将我们的解决方案与律师的工作流程结合起来。

我们的产品之一——全面检索服务(Total Search) 通过为专业人士提供注册使用LexisNexis.com，以及检索律师事务所定时更新的内部资料这两种途径，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信息分享机制。Shepard's能够及时地对引用的案例和法庭判决进行跟踪记录，通过将这种记录与律师事务所档案所记录的案例材料进行互检，可以区分出哪些基于良法，哪些引用源于可疑的权威，从而提高律师事务所内部档案文件的质量。这项服务可以使律师更好的提供更高质量的法律服务。

在美国和英国，司法运作已经被搬上网络，针对此，LexisNexis还提供一种减轻管理电子文档和数据负担的产品"Applied Discovery"。当法庭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的电子版时，文件的电子化归档对于讼辩双方来说将会成为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大量的电子信息整理工作使诉前准备过程花费了大量时间，但这对于诉讼来说又是非常重要的一环。Applied Discovery会帮助律师通过高效、集中的数据库最快速地找到所需材料，我们提供word,PDF,PPT等任何一种文档形式，并且保证文档内容的完整性。今天，美国排名前50位的律师事务所重已经有43家受益于Applied Discovery，以及一些医疗保健和金融服务方面的顶级公司。

Courtlink是我们的另一种产品。这种产品可以提供给公司顾问及讼辩双方积极的提示和先进的搜索工具，使得他们可以及时知道目前法庭上正在进行什么案件，同时提供给客户各律师事务所以往在具体类型案件中的表现情况，以及在以往案件中使用过的成功的起诉/辩护文书。

信息，特别是以正确的途径、在正确的时间传达出来的信息，实际上确实会有巨大的启发性。

地址簿（例如"黄页"）具有高度的详尽性和商业性，可以帮助服务提供者招揽生意。今天，多数用户通过网页、搜索引擎等寻找他们需要的信息，比如一家意大利餐馆或旅行社。法律方面也是类似的情况，并且面临着更多的 竞争以及要求更高的市场投资回报。

律师们需要将他们自己的律师事务所与其他律师事务所区别开，需要通过广告、恰当的业务定位等方式提高客户对他们的认知度，培养充足的客户群，在他们众多的实践领域中进行"交叉销售"。LexisNexis拥有一个具有高声誉的在线律师搜索网站：lawyers.com，我们还提供通过改善律师事务所文件档案以优化其市场效益的服务。

这项服务始于我们早期的纸制出版业务，Martindale Hubbell，它作为法律黄页的提供商已经具有了130年的历史，涵盖上百万名律师的信息，以及超过90%的美国各大律师事务所（作为LexisNexis的注册用户）的信息。在全球范围内，它在160个国家和地区内拥有注册用户，并且拥有历史最长、最具信誉度的律师、律师事务所排名系统。例如，如果一个客户想寻找一名休斯敦的税务律师，他可以通过我们的数据找到相关的信息，并通过对比他们的业务能力、声誉等选出合适的律师。中国的司法系统正在逐步健全，律师越来越普遍，我们相信这种"客户发展"服务会在客户和律师事务所之间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无疑，在美国，网络的迅速发展动摇了报纸和杂志的两大客户根基--读者和广告商。根据美国报业协会的统计，1950年，报业收入的40%来源于广告，但今天由于商家更多地将广告发布在网上，这一比率已经下降到了18%。报纸发行量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也有明显下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依赖于网络，四分之三的美国人使用因特网，平均每周使用12.5小时。一项研究表明，目前网络已经超越了电视、报纸和杂志，成为人们获取新闻、信息和进行娱乐的主要途径。

MSNBC最新的一项调查表明31%的新闻媒体用户通过internet获取新闻和信息，23%选择报纸，17%选择收听广播。2004年的一项调查表明，根据在线时间进行统计，浏览网页内容超过了在线交流和电子邮件成为人们最主要的网络活动。2004年第二季度，估计有1700000用户付费使用网页内容。据估算，2004年上半年，在线内容的使用收益已经达到8530000美元。宽带网的广泛使用加速了这种趋势。其中的原因包括宽带的"始终在线"状态（不同于依赖调制解调器的拨号上网）、使用更丰富的多媒体形式、交互式的网络内容、视频广告等。中国现在已经拥有了超过100万户的因特网用户，并且其中近一半是宽带用户，相信中国也会出现类似、甚至更快的发展趋势。

广告商们正在意识到他们可以通过网络更准确地找到在线的目标用户。网络出版与纸制出版相比，可以为客户提供更细致而个人化的信息，提供更好的商机，通过对广告商网站点击率的统计提供更准确的市场回馈分析。在线信息的动态性使得更容易根据网页上现有的内容及时、准确地判断客户需求，根据对其以往行为的分析确定合适的目标客户，根据用户的年龄、性别、所在地区、收入等对其进行分类，根据客户的态度确定其性格导向，以及根据用户的操作系统、网络连接方式确定技术导向。上述这些都有利于更好地满足客户对特定信息的需求。

Google为网络出版商提供了一种有趣的服务，名为Adsense，通过这种服务，他们为希望让所宣传的广告链接与相关搜索结果同时出现的客户提供了一个网络平台。即：只要在Google的搜索引擎中输入一定的关键词，该广告链接就会与搜索结果同时显示出来。

实际上，2005年营销商应关注的真正焦点是搜索引擎与其他数字化营销方式的综合。目前已经有了占据领先地位、重视提供高度关联性和个人化信息的国际化搜索引擎Google,Yahoo，以及中国自生的搜索引擎baidu.com，sohu.com等，懂得如何从这些搜索引擎中获得最大价值变得十分重要。

例如：一场声势浩大的传媒竞争如何影响了客户的需求？哪些因素影响了点击率？什么样的关键词对顾客的购买行为最有引导性？专业用户更希望了解这些信息，他们中85%以上的人希望知道网络可以提供什么样的内容和服务，其中法律信息是在线搜索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其次是会计信息。

此外，经验材料证明，用户只倾向于仔细查询前三个检索结果，并且根据"黄金三角法则"，人的眼球更容易关注网页左上角的信息，所以如果能将你的信息置于这个最重要的位置，将会带来巨大的收益。因为搜索引擎会根据网页的相关性、流通性、内容的丰富性、链接的数量和质量等运算法则来选择如何对搜索结果排序，所以在设计网页时，应注意使网页的关键词或关键词的组合尽可能地直观、以客户为中心，以便提高被检索到的机会。

Google和Baidu也许是泛搜索的开端，但目前另外一种趋势是建立更为专业、更有针对性的搜索站点。在这方面，lawyers.com是专业化的法律搜索站点，可以帮助用户搜索到所需要的法律服务，正如Amazon和eBay为那些想在网上进行零售的用户提供空间一样。如果一个用户希望找一位"休斯敦的税法律师"，使用专业化的搜索就会比使用广泛的搜索引擎更方便、准确地找到恰当的律师。因为广泛的搜索引擎所搜索的范围是整个网络，而不是针对用户的特别需要。

此外，lawyers.com这样的网站还能提供更强大的专业服务，例如针对某个具体领域对搜索出来的结果进行对比和比较。希望我们所提供的这种与专业用户关系密切的服务能够被收入你的收藏夹，并在今后的使用中能够超过泛化的搜索引擎。

在信息行业有这样一句"行话"："如果内容是国王(king)，那么发行就是金刚(king kong)"，提供在线服务无疑是一个巨大而复杂的工程。我们多数的在线产品目前或者直销，或者通过面对面销售或付费订购的渠道伙伴。但是，随着通过网络搜索法律信息的用户逐渐增多，我们需要对用户--其中有些可能是通过搜索引擎第一次搜索到我们的网站--加强营销，需要我们建立可以提供给客户优质服务的商业交易模型，并且恰当地在网上营销我们的产品。这意味着我们应该发展多样化的商业模型和商业系统，例如免费服务、付费服务、按浏览付费服务（pay-per-view）等等；需要我们提供直观、友好的客户界面，保证我们可以通过搜索引擎分享到最大的好处。

最后，我发现在电子出版时代，最为短缺的资源并不是低质量的内容，也不是资本、强有力的技术或新市场，而是充满想象力并知道如何将其付诸实践以至达到成功的智力资源。在这个行业，最能带来竞争力的优势是吸引更多聪明的人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我相信在智力资源领域广泛的革新将会给中国未来的知识经济发展带来强有力的支撑， LexisNexis也希望能够借这样的资源促进我们自身的发展。

出版业将会有怎样一个未来？可以肯定的是，出版业将会面临不断的变化，而能够适应潮流的赢家将会从中获得巨大利益。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们所看到的绝不仅仅是出版更多类型的产品，同时还有更多将从根本上使出版业发生改变的因素。我们的管理和营销方式也应不断跟上变化的步伐。

新技术需要新的技能、新的智慧、新的甚至与从前完全相反的营销方法、不同的发行手段、一个重建的价值链，以及最重要的，一种与从前完全不同的出版商与终端客户之间的关系。这些挑战可能十分严峻，但我相信中国人拥有最积极的应对挑战的方式。我理解中文里的"危机"一词有两重含义：危险和机会。只要有正确的态度，这些从传统出版业向在线信息发生的变化将给中国带来巨大的机遇，忽略它们并不是恰当的选择。我们希望Reed Elsevier和LexisNexis可以继续成为中国机遇的一部分。

谢谢安德鲁·普鲁兹先生，他谈到了如何将网络出版对传统出版的挑战变成机遇，特别是在法律出版当中得到了应用。现在进行提问。

你的投资公司在中国有什么计划和打算？

有一系列的目标，主要是什么呢？寻找一些公司，他们能够把一些内容向中国市场推广，同时我们也需要寻找一些领域和这样的公司，他们在经济、医学、法律、教育等各方面有经验。

谢谢。下面请兰登书屋主席彼得·奥尔森发表演讲，大家欢迎。

今天，我非常荣幸能够参加北京国际出版论坛，并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的邀请，向大家发表演讲。

今天，我代表兰登书屋在这里发言。兰登书屋是全世界规模最大、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大众图书出版商。今天，我要向诸位传达的最重要的信息是，我们兰登书屋坚信，图书本身前程似锦，图书出版文化前程似锦，全球图书业务前程似锦。

兰登书屋是一家面向大众消费者的图书出版商，针对男女老少的不同阅读需求出版小说类和非小说类的各种精装和平装图书。兰登书屋既不出版科学教育类图书，也不以出版参考书为主营业务。

兰登书屋能把大众图书出版做成大买卖实属幸事，我们每年在全球的销售额超过20亿美元。

我们每年销售的图书在4亿册左右。这意味着，世界各地的读者每天所购买的兰登书屋出版的小说和非小说类图书达100多万册之巨。

兰登书屋的男女员工超过5300人，遍布16个国家，图书出版的语种包括英语和其他多种语言。对我而言，对兰登书屋的全体员工而言，图书出版远不只是一份工作、一种职业。我们热爱阅读，我们热爱图书，我们选择为图书出版业贡献我们的才智。

但与此同时，我们在扪心自问：将来人们还会读书吗？图书出版业的前景如何？

在兰登书屋，我们深信，图书出版业不仅将继续存续下去，而且将更加繁荣昌盛。

在座的各位都是出版商，您可能与我们一样关注图书出版事业的未来。虽然我们各自所在的出版公司在经营规模和范围上大相径庭，但我们所面临的众多挑战和机遇是相同的。

最重要的是，我希望我们大家共享对图书和图书出版业前景的乐观憧憬。

我们在未来所面临的挑战要求我们不断变革，要求我们灵活机动，要求我们勇于创新，要求我们敢于冒险，有时甚至要求我们就如何进行资金和创造性资源的投资做出棘手的决定。

我们相信，作为出版商，我们大家所共同面临的最严峻、最持久的挑战就是，如何在我们的企业与时俱进、蓬勃发展的同时，为我们那些肩负图书出版文化重任的同仁指明方向，帮助他们最大程度地发挥其创造力。

兰登书屋的每家公司都根据同一种基本组织理念开展运营，那就是：我们拥有许多创造性的出版计划；一方面，所有这些计划在编辑上彼此独立，各负其责，另一方面，它们都得到同一支高效率运转的中央销售和管理团队的统一辅助支持。

兰登书屋遍布全球的组织机构旨在为我们的各家出版商提供服务。我们实际上是一家公司，它由若干独立管理的出版计划组成，而我们的各种中央支持业务又把这些计划联结成一个整体。

我们的每一家出版分部的负责人都全面享有创造独立性。出版哪些图书、如何出版，均由我们的出版商和编辑全权决定，他们无须听命于任何人。无论是兰登书屋在纽约的总部，还是我们的母公司--位于德国的贝塔斯曼集团，在前者的决策过程中均没有发言权。而兰登书屋出版商的判断依据则是其对所在市场读者阅读兴趣的揣摩。

我们的每一家出版商都自主决定何时出版图书，以何种形式出版，采用何种封面，印刷多少册数，如何营销/促销每一种图书（包括监督广告效果，对作者进行宣传，并开展店内促销等等）。

我们的出版商与销售团队紧密合作；后者为前者提供全面支持。我们的销售团队堪称本行业的佼佼者，他们擅于调动图书销售商的积极性，使后者密切注意我们所出版的各种图书。

正是这种赋予出版商充分自主权的运营模式使我们得以针对遍布全世界的五花八门的读者出版丰富多彩的各类图书。

兰登书屋始终如一地以我们的图书、我们的作者以及两者背后的"绿叶"为中心，尤其是以我们的出版商及其编辑人员为中心开展运营。而且，正是在这种经营理念的推动下，兰登书屋把培养作者、培养员工作为最重要的投资重点。

我先为大家介绍一个培养作者方面的例子。我们最近针对北美洲市场与丹·布朗新签署了涉及多本图书的出版协议。丹·布朗创作的《达芬奇密码》在北美空前火爆，自2003年年初以来已销售1200万册，创下历史最高记录。明年，电影版《达芬奇密码》将杀青，届时该书的销量将进一步攀升。

兰登书屋与丹·布朗的交易额高达几百万美元，这点是不言而喻的。不过，我们更经常开展的常见交易却是与小说界新秀的合作。我们经常与其签订价值数千美元的出版合同。虽然我们并不指望从这些新秀创作的第一本小说赚得盆满钵满，但我们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在未来的许多年中对新秀进行投资，为其打造辉煌的创作生涯。

尽管我们每年都出版数千种图书，但其中只有几百种能畅销；许多图书其实是我们面向更长远的未来，针对我们的作者所进行的投资。

当然，我们也有一些图书没有达到预期的读者数量目标，有时甚至在我们的销售人员已尽心尽力、面向所有合适的销售网点开展出色销售工作的情况下亦是如此。

我们所有出版商，无论我们的生意多么欣欣向荣，都不可避免地会面临多种销量不尽如人意的图书。而我们作为出版业的龙头企业所面临的一大挑战则是在我们的员工中间培养乐观向上、百折不挠的精神。当您的出版团队成功推出有关图书时，您自然愿意支持他们。但当某些图书不像预期的那样受市场欢迎时，我们更要鼓励、支持他们，并保持乐观心态。

在兰登书屋，我们把投资培养专业团队--培养我们的人员--作为与投资培养作者同等重要的大事来抓。我们认为，致力于人员投资不仅意味着对员工薪水的经济投资，更旨在创建一种支持型的工作环境和一种以员工为中心的工作文化。

兰登书屋鼓励我们的出版商时刻留意在我们希望拓展的市场领域不断发掘聘用新的编辑人才。

例如，随着近几年饮食生活方式类图书在美国的畅销，我们的一些出版分部为这些领域增加了编辑专家。今年我们在美国市场上推出的最畅销的几种图书就是我们的出版商通过不断努力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然而，如果我们这些出版商有本事让优秀的作者创作优秀的图书作品，让优秀的团队编辑、销售和营销这些图书，却没有本事把图书适量适时地交送到图书销售商的手中，那么，结果只能是血本无归。这就是我们在为作者和图书出版文化进行大量投资的同时，仍然需要为我们的商业支持系统（例如图书销售中心和信息系统）进行投资的原因所在。

在过去几年中，北美兰登书屋已投资一亿多美元，建设相关商业基础设施。现在，投资的每一分钱都已带来回报。

我们已经开发了全世界最先进的一系列信息系统。有了这些系统，我们可以随时了解我们的图书销售商所销售的每一种图书的数量。这些数据对于我们兰登书屋和兰登书屋的销售商都具有宝贵意义，因为它们有助于监控兰登书屋的库存水平，从而确定销售商重新订货的恰当数量和交货的具体日期。

如今，借助于先进的书库和销售中心，在收到订单后的两到三天内，我们就可以为北美洲的几乎每一家图书零售商重新供应图书。这是在降低成本的同时兼顾读者需求的关键所在。毋庸置疑，在美国这样幅员辽阔的国家做到这一点绝对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在其它国家，尤其是在英国，兰登书屋也为建设图书销售的辅助基础设施投入了大量资金，以满足当地市场的具体需求。

2003年，我们成立了兰登书屋讲谈社公司。这是兰登书屋与讲谈社公司合作在东京建立的一家合资企业，双方各持有合资企业50％的股份。兰登书屋讲谈社公司每年出版数百种日文图书。

去年，我们还与韩国中央M&B出版社合作，在首尔成立了兰登书屋中央公司，该公司很快成为韩国市场的龙头企业。

兰登书屋为什么深信亚洲和中国对图书出版业的未来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意义？

显然，其主要原因在于亚洲和中国市场的规模和增长潜力：中国市场拥有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读者，而且这些读者的收入也在大幅度增加。

同时，中国的新秀作家不胜枚举，其中的大多数人尚未在全世界范围内找到出版机会。

在19世纪，图书的内容主要出自欧洲作者之手，但事过境迁。如今，世界范围内的畅销书主要由英文作者创作。而西方某些批评家认为，美国对其它国家的文化领导地位和文学影响在上个世纪已经达到巅峰。因此，在21世纪，亚洲的作者可能崛起成为全球图书内容的最大源泉。

兰登书屋以5种语言在16个国家开展出版运营，完全有能力与您合作，帮助中国的作者走向世界。

如果能够与中国出版行业开展合作，通过在中国推广兰登书屋销售模式等手段，为中国作者扩大国内读者提供一臂之力，我们也将不胜荣幸。

随着中国图书市场的发展壮大，国内出版行业几乎不可避免地也会遇到兰登书屋曾经面临的许多生意上的和技术上的问题。

我们相信，我在演讲一开始所概述的总体方法可在任何市场为出版商助一臂之力，这四种总体方法就是：

1.为作者投资，为创造性的出版文化投资，为技术基础设施投资。

2.衡商业高效性和创作灵活性。

3.投资商业支持系统。通过开发一流的销售平台，您可以在承诺的交货日期把您的每一种图书不多不少地送到每一位图书销售商的手中。

4.对创新型阅读平台和销售渠道持开放态度，同时注重传统阅读格式和销售网点的全面商业发展和编辑发展。

图书将一如既往地在世界各国的文化中保持其核心地位。兰登书屋对图书出版业的未来非常乐观。我们也衷心希望在今后的岁月中能有机会与中国的图书出版界精诚合作。谢谢。

谢谢彼得·奥尔森先生，下面进行提问。

我注意到在你的讲话中说兰登书屋是一个很大的出版商，你对兰登书屋的看法是什么样的？第二个问题，兰登书屋做中国本土版权交易的时候最困难的问题是什么？

你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当今教育市场的发展。如果展望未来的话，教育市场将会起到很大的变化，很可能将来会进入到中国本地教育市场，在目前这块还没有计划。即使发生了变化，比如说未来教科书的发展，将会发生一些巨大变化，随着这些变化会带来一些商机，会在教育市场方向发展。目前，我们还没有这方面的计划。

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就是刚才前面几位嘉宾所谈到的，我们是否能够继续在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进行交易的时候解决平衡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刚开始努力准备工作的一个问题。

你认为什么样的一本书可以在西方市场上受到青睐？我想问一下，作为兰登书屋要引进一本中国图书的话，标准是什么？

向读者介绍市场的时候，在整个出版计划当中有一揽子关于国外出版商的计划，每个国家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美国最近出版了一本图书，我们在其他国家的出版商进行了交流，而且他们对我们出版商的情况也非常的了解，了解的内容也非常的详细。所以，要求有关本土的一些编辑人员，包括出版商人员进行一些交流和研讨会，从而了解当地的文化。

我们再次感谢彼得·奥尔森先生。今天上午最后一个发言的是法国国际出版局主席阿兰·格伦德先生，有请。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我非常荣幸参与这个论坛，你们要求我今天讲解的题目是“出版业的革新和发展”。我根据自己作为出版商的经验，根据出版社的经验，所以，我这个题目可能没有什么更多新的东西向大家陈述，但是作为法国国际出版局主席，我想在这里能够继续和中国的同行们进行友好的合作。所以，我采取了这样一个选择，我的题目是“出版业的革新和发展”。我要说的是出版业至少在欧洲国家是首要文化活动。但出版业也是得到公共补贴最少的产业，与戏剧、电影、音乐和博物馆相比，出版业实际上只能依靠自身资源来发展。

也就是说，出版业取决于市场。事实上，这个市场的概念包含以下两个完全不同的方面：

一是专业市场，在这个市场上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技术革新；

二是大众市场，这个市场的主要问题无疑是公众对阅读日益失去兴趣。

无论上述哪一种情况，技术进步既提出了问题，也就是说必须有所发展，同时技术进步也为解决问题做出了贡献。

考虑到其他发言人的各自特点和经验，我的发言侧重"大众"出版问题。

此外，我还想说说，我们出版业一定要走国际化的道路，走国际化道路将会给出版业带来新的巨大变化。

一、专业市场

专业市场有两个主要因素。

1.数据库的发展

数据库与人们熟悉的纸介质存储相比，可以说打开了一片广阔的天空。

数据库可以储存海量信息，尤其是它可以提供获取海量信息的多种存取键。对信息的调取、整合以及取舍也都是多方位的。

此外，可以不断修改，而且这种修改是瞬间的。这门神奇的技术给专业出版社带来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变化。

但是，有一条（也是主要的）又给出版社发挥过去曾有的、某些人认为可以放弃的作用：未经检查的海量信息还没有开发利用。信息处理人员称这种信息为"传闻"。对于信息的处理要绝对恰如其分，也就是说：

一是要善于筛选值得储存的信息，学会删除其他信息；

二是要选择好的存取键。

2.如何出版？

出版者的作用自然不限于积累和选择数据。必须打动公众，尤其是要打动那些专业人士，他们需要得到信息。简而言之，目前有以下三大发行载体：

（1）纸张。这是传统的载体，不过它很快就要过时了。因为使用纸张，印刷工作十分吃力（新技术已使这项工作方便了），用纸张快速修改制作也很困难。尽管如此，纸张依然是不可或缺的，其优点是：

一是纸张一目了然，一页A4规格的纸可以一眼浏览到电脑荧屏需要翻动四次的内容；

二是纸张便于查询，查阅字典往往比在电脑上翻页更迅速。

（2）光盘。我认为，光盘已经过时，至少对发行者来说。光盘兼有以下方面的缺陷：

一是光盘有和纸张一样的缺陷，当人们正要推广它的时候，它已经跟不上形势的发展；

二是光盘是非物质载体，很容易被盗版。

但是，在出版制作过程中，光盘还保留着便于传输的优点。

（3）互联网。对于专业出版来说，互联网当然是一项伟大的奇迹，同时又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要再次重申，其他人对这个问题的了解比我多，但我还是要提我那个老问题：为了得到资金和发展，出版业需要一个能够赢利的市场。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市场呢？对在互联网上发行的专业出版社来说，其主要对象是：

第一、自由职业者：律师，医生。他们习惯于付费得到最新信息，但他们只有一个问题：他们希望得到传统出版业所没有的附加值。在这方面，我要提一下美国有一项很重要的发明，创办了CROSSREF搜索引擎，通过这个引擎可以共同使用由一批专业出版社提供的数据库。参与此项工作出版社与日俱增的事实说明了这种做法的好处。

第二、大学教员。同他们需要查询专业书籍和专业杂志一样，他们需要查询数据库。问题在于他们并不觉得为了得到信息必须付费。对于作者（在我们这个行业里，人人都知道，提高对著作权的尊重首先应该尊重作者），最为重要的不是报酬，而是要出版。再说，他们由他们所属的单位支付薪金。互联网之所以能够吸引他们正是因为互联网能够实现科研成果的互利互惠。他们偶然考虑的问题是：开发科研成果、筛选信息以及建立兼容性是需要花钱的重要工作。

第三、图书馆管理人员和教员。他们是专家和大众之间的纽带，他们明确地感到自己负有为公众服务的使命，因此，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为履行这个"神圣的使命"必须在上游付费。

奇怪的是，当他们买书的时候他们没有表达这样的异议。他们不懂得，在获得思想的物理载体代价中，已经包含了一部分对智力成果的报酬。

如今，他们认为，既然物理载体不存在了，那就应该免费，而互联网的使用通常通过广告的收入已经解决了资金问题，广告收入在某种程度上是隐蔽的，这样就使他们更加强了原来的想法。

除此之外，还有预算方面的考虑：出书开支是一劳永逸的，书的价格包括在预算内，而订阅数据库，或比如更坏的付费咨询，都有难以确定的特点。

可是，亲临某图书馆书架查阅大部头参考书，尽管说起来是实打实的事情，但做起来难免只是一个幻想。我听说在德国大学图书馆里，大部分参考书从来没有人翻阅过……

对于专业出版社来说，这里有一个巨大的挑战：出售一部大百科全书，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强迫顾客为了可能使用其中的一部分而花钱买下全部资料。相反，如果咨讯论行卖，这就等于不能将资料全部卖掉，那其中一部分劳动就无法得到报酬。

显然，这不利于零售，而有利于通过年度订阅获得使用数据的定期转让。

还有一个问题，对顾客的识别和核实。在现有技术可以直销的情况下，中介（书店……）还有什么地位可言？

面对这些发展，专业出版社虽说还不是全部，但总体上来说已经愈来愈国际化，原因显然是由于建成和营销数据库的必要投资成本与从前的纸介质出版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除了法律还是本国的外（但这也不妨碍国际收购和兼并），STM出版社今天已是国际了，而且主要出版英语读物。

对此，也许会出现回归本国语言的趋势，因为掌握英语往往只是个表面现象，特别是在技术层面上会遭到愈来愈大的阻力。

集约化和国际化将会不断扩大。需要指出的是，出版者联合会本身就反映了这一趋势，STM出版者协会不是通过国内协会成立的，而是集中了来自不同国家的企业。总之，参与者的互动将导致在这方面不再把企业的国别作为一个重要的观念来看待。

二、面向大众的出版市场

1．从法国市场看总体形势

法国如同其他大部分类似的国家一样，十余年来市场的基本形势是萧条不景气。

法国2004年出版的统计数字，与其他类似的国家一样，很能说明问题。

2004年法国出版业的总营业额为25.93亿欧元，比上年增长2.1%。这一比率与通货膨胀率差不多。全年共销图书4.25亿册，增长0.3%。

2004法国共出版了65000种图书，其中32000种为新书或再版书（增加4.1%），31000种为重印书（减少10%）。

十年来，法国出版的图书几乎翻了一番。在一个萧条不景气的市场上，这就意味着，如今每种书的平均印数为7800册，比以前减少了一半。

在文学方面，如今印数多有库存的图书都以袖珍书（价格便宜）形式出版，因此袖珍书卖得很好，2004年增长了10%，约占出版总营业额的14%。

对专业图书不作赘述了。除近年来因过度复印而不景气的大学出版社外，专业图书出版很好。

教科书是一个重要问题，情况不佳：

初等教育图书的增长率是-9.6%；

中等教育图书的增长率是-7.6%。

法国历届政府通过向学生免费发放教科书来鼓励在教学中使用图书。但是现在情况完全相反，因国家和地方购书的预算不断减缩，现实却相反。

今天的情况很反常，孩子们要念书……却没有书！教员一个个都用黑白两色的复印课本勉强代替原来带彩色 插图的课本，这不可能引起学生的阅读兴趣。

结果不难预料，那就是全体法国人愈来愈不读书。

根据我们文化部最近的一项调查，到图书馆借书的人愈来愈少了。

庆幸的是读书的女士比男士多，到图书馆借书的人中63%是妇女。然而，情况稍好些的是，只有40岁以上的人在加强读书习惯。

除了上述教学不景气的情况之外，造成对学习不感兴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我觉得电视造成的竞争是其次的，最主要是电脑既消耗资金又消耗时间的竞争。新技术以及个人对新技术的使用是图书可怕的竞争对手。

2.技术进步是应对这种现象的答案吗？

（1）印书环节

正如人们看到的那样，图书的平均印数下降了，但是图书的价格还始终稳定不变。如果没有巨大的技术进步，我们可能都要垮台。在印刷机上，上版的时间大大缩短，小型机器逐渐代替了不久前印刷商还引以为豪的庞然大物。

在最初的书稿阶段，技术革命已经开始，排字这道工序已经不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经过修改的数据传输。

有了诸如Quark X Press和Illustrator或in Design等软件，版面设计再也不需要输入新的信息。 出版社只需要向印刷商传输PDF数据卡（数据卡已经替代了过去使用的胶片），数据卡随后就会进入计算机CTP程序。

在我最初从事印刷行业的时候，经过了所谓"冷排版"以后，还有活字排版，现在这些统统都已消失了。我本人可以证实今天生产过程中所经历变革的深度。

出版国际化也是不可避免的：今天不可能制作一本只面向国内市场的大众彩色插图图书，因为国内市场的印数少，同时因为彩色插图图书比以前的印数更多，技术更先进，构图更复杂，成本也就更高。

依靠互联网是不可避免的，哪怕只是为了发电子邮件，同时也是为了将数据从一个国家传输另一个国家。过去需要好几天才能完成的工作如今只要几秒钟就解决了。

这里还有一个语言的理解和英语占垄断地位的问题，与其他语种相比，英语的优势是流行范围要大得多。

除了存在翻译问题外，还有文化特性问题。

比如，对一名非洲儿童来说，安徒生的关于那个卖火柴小女孩在圣诞节前夜在寒冷中被冻死的童话有什么意义？

我认为，印刷业的国际化和非地方化也应该有个界限，这个界限还在不断扩大。我不想在这里详细描述这个现象。这个界限，就是时尚的东西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如今几乎不可能预测一本书会成功还是会失败。由此，人们总是把第一次印数压得很低，但需要时就要迅速重印。

图书本身与其重量相比价格低廉，从经济上讲，图书只有通过海运才能进行长距离运输。从亚洲向欧洲供货需要大约五周时间，还要加上图书生产本身需要的时间，这就变得难以承受了。

能不能作更大胆的设想，就像做专业图书一样，将大众图书非物质化？

刚才已经谈到了专家查询时纸介质显现的优势。在持续阅读以及大众使用方面上述优势将更加明显：纸介质图书皮实，不容易弄坏，可以到处携带，也可以放心地交给孩子。纸介质图书可靠，不需要任何能源，阅读方法也特别简单（一本书从来不会死机……）。

最后，阅读也不需要任何技术载体，可以随时随地拿起来就能读。我虽然不能听祖父的唱片了，但我还能读他老人家的书，我也能读早在十七世纪的图书！谁都知道，微软用它所有资源发展起来的所谓"电子书"计划已经失败了。

（2）发行环节

所有这一切说明，纸介质载体依然是不可替代的，但问题是不管选择什么样的销售方式，都有图书发行问题。可以在网上售书，但正如我的朋友查理·克拉克在他担任国际出版者联盟法律顾问时所提到的那样："当有人在网上出售摩托车的时候，还得有时间去托运摩托车。"

为终端客户支付物流成本又产生了我在印刷方面提出的问题：图书的重量大于它的价格，所以运费高。尤其是到了最终消费者这个环节，通常是单件运送。

还有，买者的行为是不能不加以考虑的关键因素。这个因素非常的重要，我在谈到市场的时候，估计在这个大众市场上80%的顾客是一时冲动买书的。顾客进了一家书店，他并不知道他想要买什么，即使他专门来买某一本书，他还有可能去买他目光所及、正在向他招呼的别的一些书，正如我的亡友保罗·汉林所说过的：那些书在喊“快把我买走吧！” 如果书店老板精明能干，能卖出好几本书而不是一本书，那他就赚回了图书的运费。图书“传统”销售网的成本也低于网上的直销。既然有冲动购书的现象，那么，增加图书和购书人的联系是我们出版业兴旺发达的关键。

正是在这一点上，法国，还有德国以及其他国家从十分重要的书店网络中得到了好处，这个网络之所以能够得到发展得益于如下一些因素。

首先，根据法国的法律规定，无论经过什么渠道进货，同一本图书的价格是统一的。

与有些竞争对手所想和所说的相反，这个体制绝不意味着又要回到行政管理经济，因为相互竞争的出版社可以自由地给他们所出售的图书定价，国家与此无关。而且，这个体制在全国各地大量的销售点维持了图书的存在，也等于维护了文化的存在，以免像对待文化馆那样向书店提供补贴，从而保证发行的独立性，促进创作的多样性。如果专业人士不善于从图书发行技术创新中共同获益并共享成果，仅仅依靠这样的规章也是不够的。

我们从一个名为Electre的图书数据库中得到了好处。该数据库信息之丰富在世界上也是无与伦比的，其特点是由各种专业合作开发的。

我们还从图书定单自动传递系统Dilicom中得到了好处。该系统直接将书店的电脑与出版社的电脑连接起来，可以在不进行新信息输入的情况下在很短的时间内托运图书。该系统由一个出版社和书店组成的小组负责设计、开发和管理。

我们还从Prisme共同运输平台中受益匪浅，出版社的所有图书邮包都集中到该平台，然后再经过电子邮检发往收件人。该平台也是由不同专业合作开发的。

技术的发展远没有给图书带来末日，恰恰相反，它帮助图书保持了地位。的确，在专业出版方面，纸介质载体已经不是惟一的载体了。

在大众出版方面，在市场发展形成的不利背景下，技术进步为图书的生产和发行提供了帮助。技术进步保护了图书的多样性，而多样性则最终成为这个文化财富、这个与众不同产品最大的一张王牌。

谢谢大家。

法国出版局在今年第12届博览会当中，有近50家出版社、近150位代表参加我们这个博览会，所以法国出版局对我们本次图书博览会支持很大。

你在演讲中提到法国的教科书的教育图书的增长率现在是下降的，我想问一下目前法国在网络的教材的出版情况是怎样的？

你们知道法国教育图书在法国一般运行还是非常好的。因为法国的学生要上学，法国的教员要教书，所以法国教育部非常重视法国教育图书的出版。当然，有一部分资金是由法国教育部承担的，法国教员也非常重视教育图书的出版，当然情况是多种多样的。我要说的是一个关于购买教科书的问题。法国的教科书是免费送给学生的，这也就是问题所在。对于法国教育部来讲，怎样挑选图书呢？第一个问题，教科书的寿命必须两三年内可以用，以及两三年以后可以赠送新一代的学生，但是到第三、四年的时候，法国教育部、教员和教育界又提出了新的问题，认为这些书还有问题，再加上教育的经费也决定了免费赠送图书作出选择的时候起到关键的作用。这种情况继续延续下去的话，学生用书的选择就越难了。形势在不断的发展，人们对怎样选择教育图书这个问题就越来越加重的关注，以及引发了很多思考。所以，能不能用过时的图书，这些过时的图书是否还是有用的。所以，在这方面的学生家长也起到很关键的作用，他们有可能拿着他们孩子用的书到书店去找书商说，我想把我的教科书和你们换一下，你们不要老选择同一样的图书了。所以学生家长在进书店买书的时候，就要进行选择。所以，这种免费赠书也有它的难处。教科书是学生阅读主要接触的纸介载体，所以在选择教科书的时候也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学生对选择教科书的兴趣越来越少，所以出版商要加以关注，想办法来增加学生阅读的习惯和兴趣。

对法国国际出版局主席阿兰·格伦德发表的演讲表示衷心的感谢。现在我宣布论坛活动的上午议程就到此结束。

各位来宾、朋友们，大家下午好！2005北京国际出版论坛下午的议程现在开始。第一位演讲的是上海出版集团的总裁陈昕先生，他同时担任上海市的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青年编辑研究会副会长。曾主持编辑的百卷本《中华文化通志》，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赞扬，他策划编辑的近百种“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当代学术思潮译丛林”等图书多次获得国家和省市级奖励。他今天演讲的题目是“现代出版业的趋势与创新”。大家欢迎。

各位下午好！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比较大，是“现代出版业的趋势与创新”。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是选择现代服务业的角度透视现代出版业的趋势与创新。第二是我今天讲的这些趋势和创新是正在西方国家发生的事情，和正在努力实践的事情，对于中国出版业来讲，是已经认识到的事情，或者正在准备做的一些工作。

随着数字化进程的加速和互联网的迅猛扩张，上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了"内容产业"（Content Industry）这个新的产业概念。 数字内容产业尽管还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但已在全世界显现出了极大的发展潜力；2001年超过了1720亿美元，预计到2006年，会超过4340亿美元，平均年增长率几乎是29%。进入21世纪以来，几乎全球所有的大型出版集团均把自己的角色定位为内容提供商，立足于文化创新和商业创意活动，立足于知识和信息的开发、挖掘、处理、加工和销售活动，利用信息技术将内容产品数字化，利用网络技术将传播渠道网络化，利用新的产业链和业务延伸发展各种增值服务，从而改变了单纯利用纸质媒介对知识和信息进行简单复制的业务模式。基于此，现代出版业的知识服务、信息服务的新型特征日益凸现出来，成为现代服务业的一个重要构成；其服务产品的贸易及出口迅速增长，成为服务贸易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作为文化创新的主导者，作为商业创意的策划者，以及作为知识和信息内容的提供者，现代出版业已经成为"内容产业"的一个重要领域。作为顺应这一趋势的先导者，一些大型国际出版集团正通过调整自己的组织结构、业务结构和产品结构而获得了新的巨大的发展空间。这里我想围绕数字化、内容提供、文化创新和增值服务这几个核心概念，谈谈现代出版业的发展与创新，与大家分享我的观点。

一、内容提供与文化创新

信息技术产业自诞生之日起，经过长期发展，已经历了以系统为中心和以个人电脑为中心两个重要阶段，现正处于以网络为中心的阶段。在不同的产业发展阶段，其主要技术、主导原理、产品重点、主要顾客以及供应商结构等都是完全不同的。例如在以系统为中心的阶段，其主要技术是晶体管技术，主导原理是格罗施法则（电脑的处理能力以成本的平方速度增加），专用系统是重点，以及纵向的供应商结构；在以个人电脑为中心的阶段，其主要技术是微处理机技术，主导原理是穆尔法则（半导体性能每两年提高一倍），标准微机产品是重点，以及横向电脑价值链的供应商结构等；在以网络为中心的阶段，其主要技术是通讯宽带技术，主导原理是梅特卡夫法则（网络的价值将随用户数量的增加而指数级增加），外部网络成为关注点，网络服务成为重点。

这三个产业发展阶段实际上只是完成了硬件及其信息基础结构的建设，其演变并未到此终止。一旦全球信息基础结构安排就绪，这个产业的中心将转变为充分利用该基础结构，强调服务的内容和应用。这个以服务内容为中心的阶段，标志着确实走向一个真正信息社会的开始。尽管目前总体上仍处于以网络为中心的发展阶段，但在现有互联网基础上，服务内容和应用的重要性已经充分显现，并开始逐步发展起来。因为网络的内容将开始成为一种稀缺商品。与其他稀缺商品不同，网络内容的开发具有几乎无限种类的可能性，并不受制于投资收益递减规律。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传统的产业标准分类被新的产业标准分类所替代，内容产业脱颖而出。

尽管数字化和互联网的发展催生了内容产业，但出版企业尤其是大型出版集团顺应这一趋势，及时进行转型与实践，则是促成内容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出版业经历了一次席卷全球的收购兼并浪潮，一些大型出版集团为了适应现代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挑战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纷纷进行业务结构的调整，通过在资本市场上卖出买进的方式将自己的业务领域集中在内容产业，其结果便是一批跨行业多元经营的大型集团转变为以内容提供为主的大型出版集团。例如，培生集团（Pearson）在90年代中后期先后卖出了自己在蜡像馆、拉萨德银行、西班牙主题公园的股份和在英国第五频道及B卫视的部分股份，加之利用从其他渠道融来的资金，通过一连串漂亮的"组合拳"，从1994年到1998先后收购了艾迪生·维斯理出版公司（Addison Wesley）、哈珀·柯林斯出版公司(Harper Collins教育出版部分)、西蒙·舒斯特（教育出版部分）三大教育出版公司，再通过与原旗下朗文出版公司（Longman）的合并和业务重组，从而使培生教育集团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教育出版集团。

作为内容提供者，出版企业最重要功能又是什么呢？全球出版集团的实践告诉我们，那就是进行文化创新，向市场提供更多的信息文化产品。对于文化创新，中国出版业的理解往往过于简单。例如，我们在述及图书出版的创新时，往往强调的是对学术的贡献，由此常常要求注重单本原创图书的出版。其实，单本学术图书的创新主体并不是出版社，而是学者，出版社在其间的作用仅仅体现在这一创新活动的某一个环节即编辑出版上。作为内容提供者，出版社应该成为创新活动的主导者和组织者，从这一目标出发，我们不仅需要对各类学术文化创新活动进行前瞻性的规划和组织，并把它转化为市场所能够接受的形式。而且更需要从市场出发，从读者需求出发，进行大规模的文化创新活动，向读者提供更多的文化产品。综观国际出版集团近年来的实践，我们清楚地看到，至少在教材出版、工具书编纂和畅销书组织这三个领域，最重要的创新主体是出版者。例如，国际大型出版集团麦格劳·希尔、培生教育在教科书和工具书的编辑出版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创新精神实在令人钦佩不已。然而，中国出版业的情况则不尽理想，我们在这三个领域均没有起到创新主体的作用，而仅仅是创新活动的一个环节而已。例如，我们在教材的编写上主要依靠教委，双语词典的出版依赖于引进，而对畅销书的组织策划在有些地方出现了依靠工作室的现象。这种情况任其发展下去是非常危险的。这方面，中国音像出版业的发展过程是有教训可以吸取的。

上世纪90年初，中国音像业大量引进外国流行音乐节目，虽然在短期内使中国音像业的产值有了较大幅度的上升，但是，在引进的同时，我们不注意培养自身的音乐原创能力，又缺乏对文化资源开发、产业发展路径的基本了解，以至今天在盗版猖獗、入世后国际五大唱片集团控制音乐节目资源、漫天要价的情况下处于举步维艰的困境。

作为内容提供者，在进行文化创新的过程中，从产业的角度看，特别重要的有两点：一是要在市场上形成各种品牌，内容主要是通过品牌来占领市场、赢得读者的。因为内容产品的竞争是一种智力竞争，这种品牌驱动的战略至关重要。二是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而只有成为文化创新的组织者和主导者，你才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出版集团的收购兼并浪潮无一不是围绕着品牌和知识产权而展开的，而他们在全世界市场的扩张也无不是通过品牌来进行的。

二、数字融合与业务融合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特别是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发展殊途同归，走向IP技术融合，不仅使语音与数据可以融合，而且使不同形式的媒体彼此之间的互换性和互联性得到加强。这个现象可以称为数字融合。矢志不只是改变获取信息的时间空间及其成本，更主要的是其技术进步发生在各产业边界处，为产业融合和业务融合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

由于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及其生产方式的根本转变，打破了各种产业边界，导致产业之间更多的相互渗透和融合，并使与买卖双方密切相关的市场区域概念已转变为市场空间概念。传统厂商观念中的“有明确范围的竞争”，也将被一个纵横相交的更加广泛的概念所替代。这些相关活动的协调，既有竞争，又有合作；既在传统市场之内，又在传统市场之外。

例如，在数字技术融合的基础上，服务内容与应用的业务融合不断涌现出来。电视、音乐、报纸、杂志、体育及所有其他娱乐形式都使用同样的混合多媒体技术进入互联网。在其原有媒体上完全不同的产品在互联网上看起来往往都类似。另外，受单位容量扩大的影响也会使服务内容发生结构重组。万维网可提供实际上无限的数字频谱，并消除印刷、邮资与分发成本，大大降低了准入壁垒，从而使服务内容制作大大增加。多媒体经营者与产品，以及新的订购与广告规定及编辑手续的出现，可能导致一个机构大大重组的全球内容服务业。

在现实中，全球各大出版集团正在迎接数字融合所将带来的业务融合。他们正通过技术提升来寻找发展其传统服务业务领域和拓展新的内容服务的机会。例如，培生、麦格劳·希尔、汤姆森三大出版集团向教育领域的大规模渗透，利用信息技术在金融服务领域大规模扩张，通过B2B所进行的大规模的全面的信息服务，以及麦格劳-希尔利用数字电视所启动的对个人理财活动的报道，这些无不预示着数字融合基础上的业务融合和产业融合时代即将来临。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业务融合带来的业务结构的多元化，是新型的横向一体化的业务结构安排。尽管其内容不同（按传统观点，甚至是不同行业的内容），但其生产对象的实体是同一的（信息、服务），其技术手段也是同一的（数字化技术），其运作平台也是同一的（互联网络）。因此，这种业务融合具有很强的资源整合性，人员和机构间的协同性，业务之间的互动性。在数字化时代，内容产业中的大企业集团应该倡导的是数字融合基础上业务融合的合理结构，强调的是各种内容资源经营开发的多元化。

还需要说明的是，在出版集团发展的过程中，即便是在内容产业的范围内考虑业务结构的多元化，也还是要注意形成核心产业和主打产品。因为，业务融合的结构安排不是削弱专业化程度，而是要求更精细的专业化运作，以形成核心业务和拳头产品。过快地进行多元化经营，势必造成主业不强、多角经营，整体业务规模很大却又形成不了规模效益的局面。应该看到专业化经营是多元化经营的基础，一个合理的多元业务结构的形成必须从专业化做起。

三、开拓特殊用户市场，实现增值服务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内容产业的市场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一般大众市场旁边逐步发育出一个特殊用户服务市场。所谓特殊用户服务市场的对象是指较之一般读者而言具有更加专业的知识和信息需求的机构和个人。

国际出版集团十分重视对特殊用户服务市场的开拓。例如，世界三大教育出版集团培生、麦格劳·希尔和汤姆森的业务结构中均有金融服务这一板块，而且其收入还占了集团总收入中相当大的份额。不仅如此，这三大教育出版集团还深深地卷入教育服务领域，设立各种类型的考试中心、培训中心、在线服务中心，提供专门的教育服务。麦格劳·希尔更是把原来以期刊为主的传媒公司改造成信息及传媒服务集团，依托原有的《商业周刊》、《能源杂志》、《航空周刊》、《建筑杂志》等传统媒体，通过互联网从事建筑、能源、航空、商业等专门的投资和信息服务。这三大教育出版集团认为，作为内容提供者，当然要开发一般大众市场，以满足广大读者的知识需求；但是同时也应该利用手中掌握的内容资源，进行深度的开发，以为专门的机构和投资者服务。而后一块业务的增值空间较大。

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为小批量、个性化的内容产品或服务的生产创造了条件。工业时代那种按照同一标准与规格进行大批量生产的大众产品之间的竞争，将逐步让位于差别化竞争、错位竞争和个性化竞争。与此同时，特殊用户服务市场的潜在规模将日益增大，并逐步超过一般大众市场。而且，内容产品的细分化将形成越来越多的特殊用户服务市场种类。这不仅为内容生产企业提供了大量新的市场机会，而且也开拓了新的更加个性化的业务领域。

在数字化时代，如何充分利用手中掌握的内容资源通过对一般大众市场和特殊用户服务市场的综合开发和利用，实现增值服务以最大化自己的收益，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国际出版集团在实践中，充分显示了它们作为内容提供商把两个市场的开发完美结合起来的理念和做法。他们以深广的信息产品和服务，在人生各个阶段影响人们，帮助人们决策和进取。全球经济发展的三大基础动力是知识需求、资本需求和透明度需求，而从产业革命到互联网革命，国际出版集团在广阔的市场层面，通过对个体和机构的帮助，填补了各类主体信息和知识需求的空白。

这里，我们可以具体地分析一下麦格劳·希尔是如何利用手中掌握的知识资源，努力开发好一般大众市场和特殊用户服务市场的。麦格劳-希尔的教育、金融服务、信息和传媒服务三个业务板块分别对应于知识需求、资本需求和透明度需求三个市场。教育板块主要满足一般大众对知识的需求，兼顾对特殊用户的专门需求。金融服务板块内的标准普尔专门为各类公司进行信用市场服务、信贷评级、风险化解和电子服务等，除此之外还为各类投资者提供美国、国际和全球的指数服务、投资单元顾问服务和网上统计和调研服务，还从事法人价值咨询。信息和传媒服务板块，除了商业周刊、商业周刊电视频道、在线商业周刊主要是为一般大众服务外，会议服务、展览服务及建筑、航空、能源等专门行业的信息服务则主要是面向机构的。例如，普拉茨公司（Platts）已经成为能源行业全面方案的提供者，每年提供客户的商品信息和分析的贸易额达100亿美元。而麦格劳·希尔建筑则通过网络为建筑承包商提供对地方建筑工作更快更容易的发现、追踪和投标能力。正是通过持之以恒的对两个市场的综合开发，麦格劳·希尔出版集团的经济一直保持着连续增长的势头。

就中国出版业而言，虽然面对的仍然是一般大众市场，但我们已经意识到如何利用手中掌握内容资源和品牌，深入地开发各类信息，为各类特殊的机构和投资者服务，以获取更大的增值空间。中国出版业的发展要求我们不但关注知识的需求，同时也要关注资本的需求以及透明度的需求，在这个过程中建设起能满足这些需求的具有竞争力的主体。中国出版业近年由于各种因素的作用，一些出版企业有了较快的发展。但是下一步如果还要保持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的话，就必须完成从只关注一般大众市场到发展一般大众市场和发掘特殊用户服务市场并重的转变。因此，结合我们手中掌握的优势内容资源的现状，研究进入特殊用户服务市场的通路，对于中国相当一部分出版企业而言，已是当务之急。此外，需要提及的是，能否进入特殊用户服务市场的关键在于拥有多少品牌和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

四、建设合理有效的出版产业链和价值链

数字化时代的出版要求我们必须紧紧围绕内容的生产和提供，积极开展业务多元化工作，尽快形成合理有效的产业链和价值链，以求对市场的全程覆盖，争取效益最大化。

出版产业链的建设，首先要有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出版专业分工将提高出版的生产效率。从成本与收益的比较来看，这种生产效率的提高往往就是规模收益递增。尤其是随着分工的深化，分工的过程被细分为许多不同的生产阶段，每个阶段生产的都是半成品。在固定成本增加的同时，可变成本大幅度下降，收益递增的效应日益明显。引入空间维度后，这种收益递增的外在表现形式就体现为出版活动在空间聚集及其产生的规模经济效应。出版产业链的组织方式可以采取不同类型，以适应大众出版、教育出版、专业出版的产业链各不相同的特点要求。

一是生产者驱动型。出版的组织者主要是大型出版集团。中国现在已经成立了一些出版集团。今后这些大型出版集团不仅要对外投资，也要同有关企业开展各种方式的合作；不但采用股权参与方式，也要采用非股权的合作方式，特别是推行合同出版，把出版价值链的某些部分外包给别的企业。还有，实行企业间的战略联盟，包括出版市场营销联盟、出版印刷联盟和创意开发联盟等。生产者驱动类型比较适合于教育出版领域。在此领域，出版者可以主导整个产业链和价值链，并获取最大的收益。教材和教辅的内容由出版者组织开发，规模大，投资大，个人在其间很难有多大作为，所以教育出版的内容多数不属于个人，而可以为出版者所掌控，品牌也属于出版者。不仅如此，其数量之大，使出版者可以独自建立印刷厂印制；它发行的渠道主要是学校，可以不通过发行商而直接销售。但更多的应推行合同出版、战略联盟等方式。

二是购买者驱动型。出版的组织者是市场营销企业。它们的经营活动不仅仅是组织采购与销售出版物，更主要的业务是组织和管理出版价值链。甚至可以不搞销售业务，专门作为价值链的管理者为客户提供整体性的增值服务：从选题设计开发、作者选择与组织、出版安排与管理、质量控制到发行渠道安排等。这种类型比较适合在大众出版领域。因为它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好的作者，内容是作者提供的，同时依赖编辑个人的活动和组织能力。除内容获得和编辑加工，设计印制、营销推广、实现销售等均可以外包。

当然，也可以把这两种类型结合起来，既参与相关的出版业务，也从事出版市场营销。这种结合的类型比较适合于专业出版领域。在这一领域，其内容依赖于作者，但相应的数据库则可以由出版者来建设，其销售的目标极为明确，可以绕开销售商直接销售，而随着数字化进程的加速，专业出版将越来越依赖出版者的品牌和实力，所以出版者将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专业出版的产业链和价值链。

另外，要在内容产业的多元化经营上进行大的突破，一般采取以下两种路径：一是多种媒体的互动开发，走图书、报刊、广播电视、数字化产品开发之路，将同样的内容用不同媒体形式进行包装转化，最大限度地推向市场和占领市场，获得最大化收益。二是围绕着品牌建设，进行相关衍生产品的开发，尽可能地延长产品的价值链，覆盖更广泛的市场。

就中国出版业而言应当从内容的角度选择产业链和价值链较长的领域进行突破，首先是教育出版，如教材和工具书的编纂、出版及数据库建设，其次是专业出版，如各种专业数据库的开发和建设。在这些数据库建成后，应该积极拓展特殊用户市场，如开设网上教育课程，提供网上培训及教育服务，为机构和个人提供各种收费的专业资讯和信息服务等。至于依托出版，进行相关衍生产品的开发，走图书产品的价值链延长之路，这里以动漫领域与形象管理为例进行说明。动漫领域的产业链和价值链是十分清楚的，即以动漫画周刊为先导，以动漫画图书为依托，培养本土的漫画家，在市场中打造成功的形象和内容，并以此向电视片、电影、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延伸，进而扩展到玩具、文具、服装、食品、游戏手机等关联产品领域。图书出版业相关衍生产品的开发也应当遵循动漫产业的发展路径。

我要说的就是上面四个大方面的内容，要结束我的演讲的话，上面的分析已经昭示出现代出版业正在经历着嬗变，其产品内容日趋多元化，表现手段日趋数字化和多媒体化，产品更加市场化，灵活而又富有针对性，其业务领域正以内容产业为核心不断向外拓展，其产业链不仅在内容产业本身内整合和重构，而且也向相关领域，特别是其他创意产业进行延伸和链接。由此，现代出版业正在向创意产业转型，向现代服务业范畴转型。这种新的身份和角色的确立，意味着现代出版业不仅是内容的提供者，而且也应该是文化创新、商业创意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基于此，可以认为，未来的出版业是集内容提供、文化创新、创意推广和知识服务等多种产业属性于一身的新型产业类别。

这一特性赋予了现代出版业广阔的发展空间。事实上著作权已经成了美国排名第一的出口项目，超过了服饰、化学制品、汽车、计算机和汽车等；在纽约、东京等国际大都市，出版印刷业的产值一直占据着制造业的半壁江山；在香港的创意产业中，出版业产值的比重2001年起即升为首位，占到整个创意产业的26.7%。可以预料，随着出版业真正完成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其在现代服务业中的地位将显著提高，其对相关产业的拉动将持续不断，其对GDP的贡献将呈几何级数地增长。

综上所述，我认为应该从服务、内容、文化和创意等多种视角和多个维度来理解现代出版业的内涵及其发展前景。从社会发展趋势来看，现代出版业满足的是个人高级的精神需求，从经济发展的规律来看，信息和知识正成为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从产业发展的逻辑来看，内容产业正演化为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我们有理由相信并期待现代出版业在未来经济发展的舞台上奏出更为精彩的乐章。

感谢陈昕的演讲，他的演讲隐含了前瞻性、技术性、产业性、时政性，甚至革命性。

下面要演讲的是白德信先生，白德信先生现任麦克米伦教育出版公司主席，白德信先生1970年进入麦克米伦公司，在公司30多年的生涯中，他负责出版过《自然》杂志，负责过非洲出版公司的业务及英国学术和大众类图书出版公司的业务。在过去的10年间，他多次访问中国，麦克米伦教育出版公司在四十多个国家出版英语教学和教育交付材料。白德信先生还担任过英国出版商协会国际部主任。200年至2004年间，他是南部非洲商业联合会的副主席。他演讲的题目是“国际出版业的现代化过程和变革”。大家欢迎他。

主席先生，女士们，先生们，首先，感谢新闻出版总署邀请我在今天的论坛上讲话。麦克米伦至今已与中国出版界合作25年之久，我们对此深感荣幸。我还有幸在陈先生之后发言，他所领导的集团为改变北京出版业的面貌做出了重要贡献。而北京是当今世界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

进入21世纪，我们普遍感到我们现在都已成为国际出版社了。在麦克米伦，我们出版社的创始人是苏格兰人，股东是德国人，业务中心设在英国和美国，主要印刷来源在中国和东亚，主要文字处理中心在印度，我们的作者遍及全世界，而我们的管理人员则是我们开展业务的40多个国家的本地人员。并非麦克米伦一家如此——在英国的主要教育出版社中，有四分之三都是国际集团，而在美国，主要出版社的股东则包括了英国人、德国人、加拿大人、荷兰人和法国人。

在麦克米伦，我们一般把国际出版业当作我们在英国和美国国内总部以外的地方开展的一部分业务。由于国内市场狭小，而英语又已成为全球性语言，英国出版社对于开发海外市场始终保持着强烈的商业兴趣--在这一点上，他们与西班牙语出版社出奇的一致。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人们的兴趣是在说英语的国家里--对麦克米伦来说，也就是在纽约、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亚以及后来新独立的非洲国家里--建立销售公公司。但是，在最近30年里，英语在世界范围内的使用越来越多，英语教学有了显著发展，西欧、东欧以及东亚这些非英语市场对英国出版社的图书需求出现巨大增长。这一现象又导致在东亚、欧洲和拉丁美洲这些主要市场纷纷成立分公司和出版公司。

建立一个世界范围内的销售网络--通常是在一些本国出版业刚刚起步的国家里，自然促进了本地出版业的发展--当本地销售人员发现本地图书或进口图书无法满足需求的时候，国际出版社就会对这些机会做出反应并进行投资。国际出版社的大规模投资强烈刺激着本地出版业的产量，许多英语国家在50年前可能会进口将近80%的图书，而今天，他们的图书一般有60%到80%都是本地出版的。在东欧和亚洲这些主要市场，由于教育这一原先禁止商业出版社涉足的新市场部门的开放，国际出版社的本地出版业务得到了进一步促进。

国际出版社致力于为其经营运作的市场带来投资、编辑、设计和生产运营方面的最佳做法以及现代营销和销售系统，改造现有的国际品牌或者瞄准本地市场创造新的本地品牌。在麦克米伦，我们的业务基本上都是由本地经理人，也就是我们所服务国家的公民所经营的，我们在全世界范围内雇用了2500人，其中仅仅有12人是外流移民。我们的重点是实现本地出版社的良好管理，使它们成为其社会结构的一部分，为满足本地需求出版图书，但它们所使用的却是我们的集团所能提供的最佳国际惯例。

国际出版业的现代化和变革

二三十年前，出版业还是一个属于男性的职业，这在西方是毫无疑问的，我怀疑在中国也是如此。那时，出版的资金成本很低，作家的预付费用很低，销售客户也按时付款。印刷商给予长期信贷，印刷周期也很长。库存很高，回报却很低。难怪大多数时候，出版商能够有时间和他喜欢的作家一起悠闲地享用午餐。但是，说实话，整个过程非常浪费时间，对业主、雇员和投资商来说，金融回报率非常低。

在过去30年里，首先是数字革命，其次是行业金融合并，推动产生了一个空前的现代化时代。数字革命所带来的最基本的行业变革主要表现在以下领域：

1. 出版前的技术，包括文字处理和图像处理

2. 印刷

3. 供应链管理技术，包括电子销售点和营销数据库信息的转入转出

4. 经营过程的改进，包括编辑、产品和客户管理系统。

这些进步带来了各种不同的效果，包括：

1. 降低了彩色印刷材料的入门成本障碍，为小型市场和专业市场改进了生产规范

2. 更好的库存管理，通过"按需印刷"这一印刷程序减少了绝版图书

3. 零售商、批发商和经销商的购买更加精确，低价图书的回报更快了。

最初，出版行业里的计算机投资主要是受到文书处理过程中节省人力成本的动力驱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没有预见到的更加根本的变革提高了整个出版过程的速度、准确性以及质量标准。

第二个发生变革的领域是金融合并--至少受到数字革命的成本和规模经济的部分驱动。自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在大多数主要经济体，由于图书和杂志出版业金融回报率低，存在着增加效率的可能，于是出现了金融合并现象。大多数大中型出版社被收购或兼并，成为一个更大的私有或公有国际媒体集团的一部分。与此同时，在英国和美国的图书零售和图书杂志经销部门也出现了类似的合并现象。所有这些合并所带来的效果包括：

1.增加了出版业资产的价格。

2.提高了出版业的资本基数。

3.增加了主要出版集团之间的竞争。

4.增加了零售群体的权力，使他们可以向竞争有限畅销书的出版集团提条件。

5.增加了支付给畅销书作者和可能的畅销书作者的版税预付款。

对消费者来说，更强的竞争能力意味着畅销图书以前所未有的低价销售，新作家和公众兴趣的选择范围减少，小型书店把重点放在专业图书上面--而对于专业读者来说，可以更多地从网络资源进行购买。

对于出版商来说，第三个而且可能是最持久的挑战则是如何最充分地利用电子媒体革命。许多年来，新的媒体出版业被传统的出版商视作一个威胁。我还清楚地记得我曾经参加过一个名为"图书的终结"的研讨会。我记不清这个题目后面是否带着问号。对一些出版商来说，网络和光盘的存在和使用意味着他们有机会把大部分业务转换成网络形式，这样可以节约大量成本，为精确的营销和付货提供新的机会。其中大多数是在参考书、法律图书或工程类图书领域。对一些出版社，特别对科学和杂志领域的出版社来说，印刷和网络形式可以一起进行，不过，网络化的在线形式正在逐渐增加，对图书馆藏书来说尤其如此，有可能成为发展的引擎。

在可预见的未来，教育部门也可能需要同时使用印刷和网络教材。在最具竞争性的教育市场，大型出版集团已经在销售新教材的同时增加了教与学的网络材料，以此抬高大学和学校市场的入门价格，并通过教室管理系统的购买和开发来巩固他们的地位。对市场来说，幸运的是，这一领域的技术发展迅速，使电子学习平台资源实现了一定的商品化，这一市场的入门价格正在逐渐降低。将来，出版社有责任以一种灵活的方式对内容的提供和改进进行投资，让教育系统能够有效地使用标准的系统。

在麦克米伦，我们已经开始采用这些技术。我们设立了"麦克米伦英语校园"，从我们在牛津和伦敦的本部向巴西、墨西哥以及欧洲的大约10万名学生和老师教授英语，我们不断地提供教学和参考资料，教师们可以稍加调整用于他们自己的互动式课堂环境。

尽管网络出版的前景令人激动，但至少还存在两个重要问题：

1.定价：除了在专业和商业机构对商业机构的电子商务领域里，用户习惯于使用免费的材料。市场是否准备好了为优质材料所需的高额创办开支支付全部费用？或者，市场是否准备越来越开放网络材料的使用权，而这种使用权不会给出版社带来任何收入从而使他们承担创新或保证质量的责任？

2.数字版权惯例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对出版社的法律保护并不总是明确清晰。Google曾尝试为Google印刷品出版商和Google印刷品图书馆项目建立一个"全文索引"，把所有版权材料全文扫描下来，建立一个图书库以方便公众使用，这种做法向我们说明了未来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危险。除此之外，越来越多的畅销书被数字盗版的例子也越来越引起国际出版社的担忧。

这些担忧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在数字化时代，谁来为创造性作品买单，如何才能最有效地保护版权？

与中国出版社的合作

多年以来，国际出版界把中国视为"最后的边疆"。在中国，中小学校和大学的注册学生总人数将近2.5亿，从世界标准看，仅这一数字就足以使它成为一个极具吸引力的市场。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制定了版权法规，最近又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所有这些都使中国与国际出版社之间的合作环境得到改善。

目前，国际出版社只能通过数量有限的经授权的中国进出口集团进行销售，与一些中国出版社签订再版和翻译权协议。国际图书进口和杂志进口在最近几年有了显著增加，但数量仍然远远低于一些更加稳固的亚洲市场，如印度和日本。最近几年里，向中国出版社销售的版权显著增多，其中所涉及的图书数量令人瞩目--占中国所有新书比例的10%以上。然而，销售收入和单位数量有时却令人失望。

中国的出版业源于古代和20世纪的传统。早在欧洲以前，中国就已经有了印刷图书。当前中国投资政策的发展正是为了捍卫这些传统。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国际出版社希望能够进一步改善他们进入中国市场的途径，使国际出版社与中国出版社之间的现有合作对双方都更加有益。

目前，中国的投资法允许国际出版社在销售方面进行投资，但不能投资出版或进口。这为中国与国际出版社之间的合作提供了建设性领域，但是也存在一些反常之处。特别是，我们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对我们的图书进行销售出版和再版，但却不能在中国对这些图书进行再版销售。

合作的增加以及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最佳惯例将为我们打开新的市场。国际出版社十分了解新闻出版总署以及各个出版社为打击国内盗版所做的巨大努力。我们也感谢各省版权局为制止盗版教育图书的国际交易活动所做出的努力。我们希望中国能够采取更加合作的手段来制止减少作家和出版社合法收入的盗版行为。

麦克米伦在中国的发展

接下来，我想就麦克米伦在中国的发展说几句。我们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并与许多学术和贸易出版社有着密切的合作，他们主要是进行英文原作的再版和出版新图书的中文译本。我们也和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中图集团和其他一些进口集团主要是进口我们的图书和杂志。就中图集团来说，他们发行了我们的国际性周刊《自然》科学杂志。不过，我们之间最令人鼓舞的合作是应邀参加为中国小学教育和中学教育编写新的英语教学课程的项目，牛津和北京的作者、编辑和设计团队联合署名，为新的英语教学大纲和新一代的中国学生设计出了融入最佳国际惯例的现代教材。我们在北京的合作伙伴出版的新教材确确实实向我们展示了出版社之间进行合作的好处。

我想感谢主办者举办这样一个论坛，另外非常荣幸在这里发言。麦克米伦认为内容的设计在将来的中国有更大前景，我们也希望中国的一些合作伙伴能够加入我们，我们都是国际上的一些合作伙伴。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白德信先生的重要演讲。他介绍了本土化和其他情况，介绍了数字革命和金融革命，包括我们怎样应对电子媒体等有关情况，以及麦克米伦公司在中国的发展，这些对于我们进一步贯彻走出去的战略都非常有价值。下一位演讲者是日本讲谈社董事兼副社长野间省伸先生，他现任株式会社讲谈社董事，每年出版新书1500余种和50多种期刊，长期以来为通过出版权贸易和文化讲坛的形式，同中国出版界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演讲的题目是“讲谈社的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出版的未来”。大家欢迎他。

我是刚刚被介绍给诸位的讲谈社株式会社的野间。在演讲之前，首先允许我在此表达诚挚的感谢，感谢论坛给予我在北京国际出版论坛大会上演讲的荣誉。

今天，我的讲演内容主要是，我社自创建以来参与日本出版文化兴隆与发展的活动，与世界，特别是与中国的关系，以及今后出版界的发展与动向。

我社是一个经营所有种类出版业务的综合出版社，出版发行50多种杂志，每年发行1500多套书籍。1909年开始出版辩论杂志，起名"大日本雄辩会"，从此作为出版社发展壮大起来。这以后相继发行"民众教育"、"杂志报国"等新杂志，开始逐步参与到以有益于社会文化的提高及实现丰富的社会为理念的出版活动中去。

1958年更改社名，成为今天的讲谈社，以"丰富有趣的出版"及"追求成为大众报业"为基本理念，作为日本出版界的龙头企业，为出版行业的发展不断地贡献着力量。通过"出版"这个事业，服务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为社会的和平与繁荣贡献力量，这是我社自创建以来从没有改变的精神。

敝社的创建者野间清治，自建社以来陆续创刊了9种杂志，被各国同行称誉为日本的杂志王，受到海外的高度评价。1938年，野间先生带着 "谋求出版文化更新的发展" 的未尽遗愿遗憾地离开了我们，第二年，为继承野间先生的遗愿，成立了"财团法人野间服务会"（现在的野间文化财团）。同时成立的野间奖基金会，旨在表彰、奖励在学术、美术、文艺方面有突出贡献的人士，积极促进出版界的兴隆，为"出版文化的发展"贡献着力量。这种表彰活动得到光大发展，作为敝社诸多表彰活动之一，被流传保留至今。

我的祖父野间省一就任第四代社长，在敝社的理念中加入了"创建走向世界的讲谈社"的思想，从建社50周年的1959年起，敝社开始发行海外版的漫画书，这以后成功地与国外出版社合作出版发行了《世界美术馆》全卷36卷、《世界文化史迹》全卷16卷等。另外，敝社在日本最早注意到了"迪斯尼"人物的魅力并确立了在日本的迪斯尼专业出版社的地位。通过这样的与国际性出版业联动的方式，今天，敝社不仅仅在日本国内开展了各种表彰活动，还在国际上进行了多种多样的表彰活动，充分发挥了敝社与国际间在文化交往方面的桥梁作用。

下面介绍一下敝社在国际上的一些表彰活动。1979年，为纪念敝社创立70周年，同时为推动非洲地区的出版活动、支持该地区创作活动发展而设立了"野间非洲出版奖"；为培养和奖励向国际上介绍日本文艺作品、增进国际间相互理解的优秀的外国翻译家，1989年设立了"野间文艺翻译奖"；1991年，为奖励优秀的漫画书原创，设立了作为国际性比赛的"野间国际漫画书原创大奖赛"。

关于"野间文艺翻译奖"，今年的奖励对象是韩语译作，前些天在首尔举行了颁奖仪式。2002年度的第13届是以中文译作为对象，翻译了《永井荷风选集》的陈薇在中国首次获奖。该届的颁奖仪式是在北京举行的。

通过这些国际性的表彰活动，我们希望今后能够作为排头兵为出版文化的发展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下面介绍一下敝社在国际上的一些主要的出版活动。作为综合出版行业的一员，敝社向社会推出了各种各样的杂志、书刊。在国际上，通过版权贸易，在各个国家与当地联手翻译出版了各种各样的书籍，主要是女性杂志。1963年设立的"讲坛社国际"在这40年里的主要国际活动是以英文书籍为主的出版活动。2003年，敝社与美国兰德姆豪斯出版社之间建立了业务合作关系。今后，我们将以英文书籍的出版为中心，同时发展多种语言的日本书籍国际化的出版活动。

另外，在2002年日韩共同主办世界杯足球赛期间，敝社作为指定出版商，向世界上19个国家转让了杯赛官方会刊的版权并在世界上出版了230万册会刊。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赛，敝社也已经获得了亚洲44个国家和地区的独家出版权。这也是敝社在出版、编辑的技术及服务能力方面得到高度评价的结果。

在这些国际活动中，敝社一贯特别重视与中国出版界的交流和友好合作。1967年，野间省一社长率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日本出版代表团访问了中国，与廖承志先生及中国出版界的各位领导加深了交流。通过这些交流，在"文物出版社"等的支持下，诞生了敝社代表性的优秀出版物--《中国博物馆》系列丛书。1979年，与"人民美术出版社"合作出版的《中国之旅》全五卷出版发行，得到了广泛的好评。我们可以很自豪地讲，正是以上这些策划的成功引发了自那以后在日本出现的中国旅游热。

进入80年代，敝社与中国出版界的友好交流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1983年，上一任社长野间惟道先生在北京与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之间签订了现在还在继续的"接受中国出版研修生协议"。自协议签订以来，15期共计41名中国优秀的出版人在敝社进行研修，上个月我还见到了3位。通过研修，他们把杂志、书籍、图书设计、销售等各个领域的经验带回到中国出版界，现在，很多的研修人员都活跃在中国的出版行业。

1992年，中国加入国际著作权条约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敝社与中国出版界之间的版权贸易活动也迅速扩大。从书籍开始，到现在已经扩展到漫画、女性杂志及合作商务等领域。书籍方面仅在最近就出版了《平山郁夫全集》全7卷、《德川家康》全26卷、《宫本武藏》全8卷等大型书籍以及在日本销售480万册的畅销书《五体不满足》单行本、儿童读物《青鸟文库》及科学启蒙书籍《蓝色守卫者》系列等多种书籍。女性杂志方面，与中国合作出版发行了敝社的《ViVi》、《with》、《Style》三种协作杂志，我确信今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及出版法制的完善，一定会不断地增加更多的版权贸易机会。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在世界经济中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在出版市场上拥有不可估量的潜在力量。敝社就是看到这个事实，于8月31日，也就是明天，在北京成立100%独资的"讲谈社（北京）文化有限公司"。这个公司和它的名称一样，是作为文化交流及研究中心，旨在增强相互联系，有意于日中合作出版、扩大各种贸易合作。

在其他国际出版活动中，不仅仅是敝社，作为日本出版界的整体活动，特别不能忘记的是"漫画"。这一日本特有的大众文化，现在已经输出到了很多国家和地区并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这里，我想特别详细讲一讲"漫画"。

敝社与"漫画"的密切关系是从1930年代在"少年俱乐部"上刊登漫画开始的。其后，到1950年代涌现出手塚治虫、石之森章太郎等一批日本具有代表性的漫画家。这些成功，都是以各出版社出版了众多的漫画杂志为契机，把漫画作为一个出版文化来进行推动的结果。这一时期积累的经验和成绩最终形成了日本漫画界的DNA并继承发展到了现在。

敝社作为与这些活动有着深切关系的漫画先驱者，一直积极开展着各种工作。1959年，敝社第一个少年周刊杂志《少年杂志》的刊行，就是让人们感受到漫画时代到来的杂志。《少年杂志》最鼎盛时期的发行数量达480万册，现在也仍然达到230万册的发行量，是敝社重点发展的主要周刊漫画杂志。现在，只要说到"杂志"，不言而喻地就是指讲谈社的漫画杂志。

漫画从1990年以后开始输出到海外并在世界各地掀起了一股很大的浪潮。1992年在台湾出版了《少年杂志》的台湾地区版《新少年快报》。以此为契机，版权贸易以亚洲为中心迅速发展。在韩国，创办了刊登两国作品的联合出版漫画杂志，在新加坡也同样发行了联合出版的杂志。关于少女漫画分别创办了好朋友香港版的《COMIC FANS》、台湾版的《美少女》等，在亚洲地区掀起了漫画杂志创刊的热潮。

经过这样一些活动，漫画终于实现了向全世界的输出。特别在英语地区漫画的受欢迎度不断提高，漫画一词被翻译为"MANGA"，现在成为了国际通用语。漫画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赢得了广大的读者。敝社的漫画被翻译成了14种文字并在22个国家和地区得到读者的喜爱。在欧洲，共在10个国家进行出版，各国文字版的漫画杂志超过了21种。在美国，同样也出现了漫画、动画的热潮。漫画已经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今后，不仅是出版物，漫画的人物版权交易也将在世界各国得到飞速的发展。

在国际上，敝社主要的代表作品有"AKILA"、"水手月亮"、"攻壳机动队"等。其中"水手月亮"在海外10个以上国家和地区被翻译成当地文字出版。内容上，基本上不受日本的地域性和传统的束缚，已经被世界市场接受为无国界的作品。在中国出版的有"百变小樱魔法卡"、"机动战士高达"、"金田一少年杀人事件簿"等。"头文字D"在香港被拍成真人版电影成为今年夏季的一个热门话题。

最后，我想在这里谈一谈出版界正在兴起的数字化潮流的情况。

最近，小说的原稿开始用DTP排版、数字录入，漫画也开始使用制作软件，摄影采用数字照相机等，在制作方面，整个出版界出现了一股数字化的趋势。这一趋势，仅仅在进程上有些差距，从范围上来说是全世界共通的一种趋势。

但是，作为我个人认为，人类本来就是模拟存在的，不可能所有的东西都被数字化取代。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在出版领域现在依然存在着只有用印刷物才能表现的领域。而且这部分领域将会被永远继承下去。

以漫画为例，我认为读者不仅仅是看故事情节，还有对作者细腻的描绘及绘画作品价值的认同感。这些都是只有采用纸张这一媒介才能够表现的世界。特别是单行本的读者，他们购买的目的都是为了长久保存作品，从这一点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倾向来。

我们今后将认真倾听市场（读者）的声音，通过探索数字和模拟两个方面的价值来推进我们的事业。同时，要充分应对变化，从而促进出版领域的进一步发展。

今天，我能够在这里为大家作讲演感到万分地荣幸。

感谢各位的聆听。

感谢野间省伸先生的演讲。他介绍了讲谈社发展的历史和讲谈社有趣的出版理念，讲到漫画国际化和跨语言的特征，以及为更好走向国际市场提供帮助。

下面请陈昕先生、白德信先生和野间省伸先生就坐。

按照会议的安排下面是听讲者的提问，现在进行提问。

第一，今天的论坛中提到关于网络出版业现在迅猛发展，在你的演讲中也提到麦克米伦公司提供网上的教学参考资料，你是否认为网络英语教材对传统的纸质教材形成冲击？甚至将来有一天代替纸质教材。第二个问题，麦克米伦公司在中国英语教材合作方面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在中国发行的英语教材目前是否有配套的网络材料？如果没有的话，将来是否会考虑增加网络教材的出版？

第一个就是关于纸张和网络这两个问题，我们和兰登书屋一样，我们都相信书籍的未来，我们认为所有的这些在教育方面的证据都表明我们的书籍将会继续存在，但是我们也不太可能去想象在这样一些教育领域中一些印刷品和网络资源不会同时存在，应该是可以同时存在的。由于书籍在企业便于携带，同时使用比较方便。另外，你可以给教师和学生同时提供信息，这些都将会永远存在。我想，我们公司主要生产的一些产品，我们也希望和课堂外的一些活动中获得一些灵感，我们在网络上可能会提供一些参考资料。因此，在未来我们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应对新的媒体实践。

第二个问题，关于英语教学方面的问题，我们的合作伙伴主要是一些私有部门的一些公司，我们也涉及一些各种各样的媒体，比如说视频、CD方面的资料，我们很快也会开发网上的资源。我们在中国也多次谈到新的一些英语资源已经在英语教学和参考书等补充材料中扮演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老师在教室里能进行更好的控制，因为可以利用网上资源把美国和英国非常好的教学经验介绍过来。在大量群体教学过程当中还没有应用，但未来希望学生的质量，不是平均水平，而是一些教师培训的质量，希望在中国非常基础的教学培训当中作出一些工作，因为我们觉得这个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我想请问一下日本讲谈社的社长野间省伸先生，你刚才在你的发言当中提到你将在明天成立100%独资的讲谈社（北京）文化有限公司，我想大家对这个公司感兴趣，能否就这个公司的职能和一些业务范围做一个简单介绍。另外，与其他国外出版集团的驻京办事处区别在哪里？

刚才在演讲中也说到，我们和中国出版业的关系是有区别的，我们的合作关系主要是进行文化方面的交流，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新公司，也希望能够将与中国的关系进行深化，把两国文化更进一步的深入。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加强双方的一些业务，加强讲谈社在中国的一些业务发展情况。

我有一个关于数字出版的问题想问陈昕先生和野间省伸先生，第一个问题问陈昕先生，我非常赞同于你关于出版社应该转型为内容提供商的提法，我想问的问题是我们知道在技术方面是IT的公司掌握着核心资源，比如说现在在进入数据出版的方正、中文在线、数字超新等这样一些公司，你认为传统的出版商跟技术商的合作应该是怎样的一种态度或者策略？我也知道在译文网在做有关出版的事情，我想知道你这方面的态度？第二个问题，去年索尼公司推出了一款手机游戏，这款游戏非常的棒，很像书本，我听说日本出版业联合封杀索尼的产品，你对这个怎么看？以后日本出版业会有怎样的态势？

我一开始演讲的时候说了，中国的出版业从数字化工作来讲，我们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尽管准备工作有五年的时间了。目前数字化工作已经把所有的文本数字化了，而且也做了很多网络的产品，我们还在建一个网络公共编辑的平台，可以容纳几百个人在数字化平台工作。目前这些工作还处在起步的阶段。我们采取的方式目前是和复旦大学合作，以我们为主体来建这么一个平台。

我觉得索尼产品非常的好，也非常的轻便，便于携带。这个问题主要是价格的问题，它的价格是非常高的。价格是4万日元，所有图书商或者出版商都为索尼的产品提供一些内容，但是我发现目前这个市场并不是很好，未来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主要是在纸媒体和一些电子媒体之间建立平衡，我们目前正在努力去寻找这样的答案，但目前很难找到这样的答案。谢谢。

陈昕先生，刚才听到你关于文化创新的演讲，你讲得非常的深，感觉到中国最好的出版商与国际知名出版商一样具有广阔的视野，这是我第一个感受。关于你演讲的一个话题，我们知道文化的创新最终有一个目的是促进产业的发展，能不能谈一下关于这样一种创新怎样促进整个产业链的增长？

我在我的演讲当中就创新对产业发展的关系已经做了一个初步的阐述。作为一个出版人，我们的创新首先表现在我们对产业发展的趋势有一个很清晰的认识。所以，我今天选了这么一个题目，从现代服务业的角度、从数字信息化的角度来看一个问题，选择这样一个角度，最大的创新就是要看清产业发展的趋势。我也一再强调了我不希望争论的是印刷媒体与数字媒体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出版人看到的应该是重新的定位，作为内容提供商，对于这方面进行创新的话，摆在我们面前是无限的机会。当内容创新产生一种成果，不单仅仅从纸介上体现出来，而发挥在不同的介质上和不同媒体上体现出来，这里面有无限增值的空间，如果从这个角度理解创新的话，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机会。其实我当中还讲到品牌的关系是否是制约产权的关系，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我想问一下野间省伸先生关于漫画的事。因为我经常看漫画，非常的喜欢。刚才你说明天要在北京成立100%独资的讲谈社（北京）文化有限公司，我想问一下这个公司今后有什么打算把日本最好的漫画引进中国？是你们自己做还是引进来销售？或者你们发展一个版权提供给中方出版社，让他们来做？还是你们自己销售呢？具体打算的内容给我们介绍一下。谢谢。

在未来我不太清楚有没有改变，目前讲谈社和中国的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尤其在杂志这方面，尤其是在漫画杂志这方面。就目前而言，我觉得这方面的合作关系会继续深化，尤其是和中国的印刷公司会进一步的合作。在未来这样的合作关系，文化交流将会通过我们各种各样的出版物或者出版书籍来进行深化，这就是目前我所能告诉你的。

前一轮三位专家的演讲到这就告一段落。现在休息。

下面要给我们演讲的是台湾王荣文先生，王荣文先生现任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1975年9月，王荣文在台湾创办了远流出版社，1981年改组为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1月，王荣文先生获选为台湾文化出版界“年度风云人物”。2000年创立了Wordpedia.com职能藏公司，发展在线百科全书与数字出版。203年9月获聘为国立台北艺术大学兼任教授。演讲题目是“一个核心、四个价值，三个案例——远流在台湾，第一个30年的创新发展经验”。

我认为，出版产业（或说文化产业）都有一个共同的核心（智慧财产权的开发、加值与经营管理），都有四个不同价值端（创作端 → 制作出版端 → 流通推广端 → 阅听端）的活动，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因为社会角色（产业人？学术研究者？政策决定官员？……）的不同，从中寻找自我的工作定位与核心能力（或施力）的关键位置。

今天，我以台湾远流出版公司董事长的身分受邀参与今年论坛主题「出版产业的创新与发展」的讨论，我很乐意分享远流在台湾30年来的一些创新发展经验。但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仅能以三个特殊的作家作品案例来表达。这三位远流作家-李敖、柏杨、金庸-在华文世界几乎是无人不知的文化大明星，经营他们是愉快的创造历程。我今天主要讲这三个案例，在这里面讨论怎样经营一个作家，跟整个社会发展的关系，怎样运用媒体，大概是这样的故事，在讨论这个之前，先让我简单地跟各位介绍远流出版公司的一些基本资料。

关于这个公司，我个人主页就可以看得到。

远流的出版主张

出版人，不是下结论的人，而是让人有以下结论的人。出版人的使命，不是让哪一种知识、哪一种意见、哪一种立场得到彰显，而是让每一种主张、每一种意见、每一种立场都得到发展的隙缝，从而照亮彼此的得失。出版人不在乎自相矛盾、交相指责、众声喧哗，出版人只怕声音噤然、愚见一致、铁桶似的合谐。出版人相信人非神明、人非圣贤，因而思想与决定不宜有尊卑，不宜有英明的领导。出版人渴望促成社会更多的对话、更多的思索或感受的途径、更多的自我教育与自我解放。只要自有一套自足成理的言谈，就有一本潜在的书。出版人认为，思想与意见不容政权、枪杆、宗教、学院、媒介、偶像所垄断，出版人眼中只见书，总统、将军、教授、圣僧的著作与贩夫走卒、叛徒刑余的著作完全平等，这是我们的宪法，一种出版的蔡元培主义。

一、 远流出版公司 http://www.ylib.com/club/info-ylib.asp

员工总人数约150人，每年出版250～300种新书（翻译书约占40～50%），重印600～800种；30年来累积了大约5000种书目。

每年营业额5～6亿元新台币，销售总册数约350～400万册。我们讲的个案为什么还有意义呢？做出版都是从一本书、一本书、一个作家一个作家经营出来的，虽然公司很小，但我想如果过去这样一些研究和经验，可以对未来华文世界最大的大陆市场、大陆出版朋友有所借鉴，未来华文变为像英文那么重要，华文出版世界应该是很大的一个空间。

远流的出版路线

【大众心理馆】、【励志馆】、【健康生活馆】、【台湾馆】、【亲子馆】、【儿童馆】、【小说历史馆】、【推理小说馆】、【电影馆】、【艺术馆】、【戏剧馆】、【传播馆】、【实战智慧丛书】、【大众科学馆】、【生命科学馆】、【小小科学馆】、【实用历史馆】、【旅人创游馆】、【语言学习馆】、【金庸茶馆】、【绿蠹鱼】、【教学资源馆】、【学术馆】、【大学馆】。

二、 智慧藏学习科技公司 http://www.wordpedia.com/

目前这个公司员工总人数约20人，经营在线百科全书网（包括《大英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台湾百科全书》），图文阅读网（包括电子文章、电子图片、电子书、电子杂志等），及各类web-based主题知识库（包括台湾昆虫、台湾原住民、台湾古迹、台湾鱼类、商用英语学程、《科学人杂志》中英对照知识库等共12种。）

在这个过渡时期，主要把原来远流出版的像《科学》杂志出版，我们在网络上做一个微资料库，进行中英对照，做B2B，这样的资料库可以做到每年产值约5,000万元新台币，主要来自上述数字内容产品的B2B、B2C销售收入及与各类IA产品搭售的授权收入。

三、三个经营创新的案例

我今天主要讲三个案例，案例一：如何经营李敖？在1979-1981年是台湾经济在发展的阶段，所以当时远流只是一个营业额很小的公司，资本额很小。但是为什么有一个穿针引线的作用，从周朝到明国演义集合起来，其实就是旧书，再加上李敖的知名度，他是报纸最喜欢报道的对象。当时我出这本书，其实很多出版社都不敢出书，我们敢出，是因为我有一些背景，背景的经验对我决定做这件事情有影响，一个是三毛，当时出了三毛一个漫画是《娃娃看天下》，当时台湾的报纸是三大报，是垄断性的报纸。我当时请三毛写一篇文章介绍《娃娃看天下》，文章后面写一行字，邮编帐号和出版社，每本杂志25块钱，结果来了五千个订单。我们知道垄断性以后有无穷的魅力。当时我们在报纸上登了广告，效果也很好，也都是因为媒体的力量实在很大。当我手上有文化明星李敖，还有广告高手设计，这样在人才组合齐整的情况下，我们做了一个别人不敢做的事。这个事情做完以后，对远流有什么样的意义？

当时远流刚做了一个新台币200多万，我们做广告卖《中国历史演艺全集》，当时像房地产一样做预约，鼓励读者用书柜代替酒柜，那个时候整个台湾的社会刚刚经济起飞，如同中国大陆一样，效果非常的好，最后得到了一个将近新台币1亿。从200万到1亿的营业额，使得远流从此变成一个本来出于很小的书变为可以出系列书、大号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这些关键基本上是充分掌握了文化明星和媒体的效应。

案例二：如何经营柏杨？

──以柏杨版《资治通鉴》（1983～1993）为例

当时我认识他的时候，什么是你最想写的书，当时他刚从导演出来，他说要做《资治通鉴》，当时我并不敢做，因为那个时候历史原因还没有赚到钱。但我记在心理。结果直到《历史演义全集成功》以后，在《牛津字典》中得到经验，字典都可以化整为零，像《资治通鉴》大套书，当时36册让我出版，结果我们从澳洲版的字典里面发布经验得到灵感，也把《资治通鉴》化整为零。用第一册49元特价销售，卖出三万本，获得5000个长期订户，成为长期支持柏杨翻译计划的读者。与读者互动， 每册附设「通鉴信箱」，将读者的热情响应，转为作家的动力。早上也谈过怎样投资作家，要有好的编辑去帮助作家，我想通鉴信箱也代表这个意思。

（4） 让柏杨的生花妙笔和中国的经典名著产生完美结合，透过对《资治通鉴》的翻译、诠释和加值，呈现经典的现代意义，找到新的读者。

（5） 危机处理得宜：原本3年36册的翻译计划，得到读者认同，最后变成10年72册完成的文化工程。

案例三：如何经营金庸？

──以金庸五次访台旋风，经营《金庸作品集》（1985～2005）为例

金庸是一个创造者，金庸小说在全世界都受到了很大欢迎，这样的作者，也就是作为华文出版社怎样去培养和创造这些华文出版的明星，让他们受到华文世界的欢迎，甚至受到全世界的欢迎。

我跟金庸的认识有一个奇遇，我们在处理《金庸作品》的时候，因为当时它在香港畅销了，当时也是日本一个出版社出过了，我们接手书的时候，要重新定位，我们最终的定位是把金庸小说变成全世界华人共同语言，从台北到纽约，从香港到伦敦，从东京到上海，中国人在不同的地方可以说不同的方言，可以吃不同的菜式，但读金庸作品集，这是我们把金庸定位在全世界华人当中。

这个月金庸要到台湾来，我们准备在台湾弄一个活动，读金庸学中文，把全球华人共同语言从另外一个创新的角度来看。

第一个阶段说明当时处理金庸的道路，到市场上还有很多大陆书，透过行销手段，也就是价格的竞争，用法律手段双管齐下来做，我们在这里要讲的是透过五次金庸访问台湾，创造“事件营销”，举1998年11月，我们在台北举办金庸国际学术研讨会，甚至邀请海内外各地的学者讨论金庸学。我们在一个饭店还设了射雕英雄宴，邀请当时三个市长获选候选人跟金庸见面，结果整个报纸媒体、电视媒体都在报道这个事，当然对于整个行销就会很有帮助。今年9月是远流30周年，准备做一个庆祝，金庸要到台湾来，我们和台湾一个银行要发行金庸卡，金庸信用卡最主要是推广读金庸学中文，另外我们还特别邀请一家设计这样的纸质，可以设计为新的设计品，用这个来经营金庸的著作。当时我们帮助间用作品延伸至电视、电玩、漫画，远流都扮演协助者与资源效益整合者的角色，今年更特别拉进橙果设计公司（蒋友柏）合作，以《鹿鼎记》韦小宝的骰子为题，转化视觉设计，变成文化创意产品。

最后一个结论，我们做出版最大的境界就是创造明星，创造作家，如果没有办法创造，对于已经成名的大作家，我们有办法使他变成更重要。我想世界上成功的作家、编辑人，人才是最重要的。

第二，由于整个新书出版量太大，已经没有办法看到一本书就出版，只有把每本书选最好的书，编得最漂亮，才能叫“内容为王”。另外，我们要做异界整合，经营品牌。一方面增加文化气质，一方面也替我们卖书，叫异业结合。

第三，由于整个阅读工具的改变，刚才很多人讲过了，这样的变化，怎样找到出版的本质，我们不要害怕改变，我们要参与这个改变，只有创新改变才有机会。

最后，我在这里检讨过去出版的个案，实际上从这些经验里面实际上是要走未来的路，现在华文出版市场最重要是台湾跟两岸三地与华文的单一市场到底什么时候有一个整合，全世界有那么多的中文学习人口，如果未来外国的专家学中文越来越多，华文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大，所以我们一方面看到我们的挑战，一方面也看到我们的机会。在这里我们都乐意面对挑战，也看到了我们的机会，大家共同努力向未来前进。谢谢大家。

谢谢王荣文先生的演讲。他的演讲理念充满了哲学的思维，以及讲到很多主张，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特别是讲到几个案例，讲到柏扬的案例，我们非常的有印象，怎样从最初的一个《牛津字典》到连续出版到特价销售以及到最后通过信箱来迁移一个作家的方法，非常的好。

下面的演讲者是吴天祝先生。1985年，吴先生加入了培生马来西亚教育出版公司。1991年，他成为香港培生教育出版公司财政及经营部门负责人。1997年，他被任命为香港培生教育出版公司常务董事。两年之后，他任培生教育出版公司北亚地区总裁，总部设在香港。2002年10月，他成为培生教育出版集团亚洲区总裁，负责日本、中国、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家事务，带领培生教育亚洲连续快速增长。培生教育的出版集团作为提供终生教育产品与服务的出版集团，在英语教育、高等教育、中小学教育、专业出版、考试、评测、网络教育等众多领域位居全球之首，并连续６年以高于市场平均增长速度的增长态势，引领教育出版潮流。

他演讲的题目是“教育的创新与发展”，我们有请吴天祝先生。大家欢迎。

各位下午好，首先谢谢许先生和吴副署长以及来自新闻出版署的各位副署长能够邀请我参加这次论坛，毋庸置疑，我非常荣幸，我希望向在座各位介绍培生利用创新促进业务发展的一些相应经验。当然了，不能只看成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它现在已经变得非常的成功，能够帮助美国以及其他地方的成功。

我不会通过一次讲话告诉大家怎样创新，事实上，我向在座各位学习的东西非常多，既然被邀请参加这次研讨会，我要尽可能介绍一下我个人的经验。希望大家能从中获取一些启发。

首先为什么创新对这个行业非常重要呢？要更好了解这个理念，我解释一下我们接触的一些业务领导人，包括一些著名的业务管理人员，如果你看到诺基亚所说的，诺基亚真正的业务并不是关于手机的，是关于创新的。创新是涉及到生死存亡的事情，来自于3M的讲话。整个赛事的关键需要创新，需要从中获益，这是戴尔所说的话。创新是关乎把所有的注意力改变企业的经济和社会潜力方面，它是业务管理部所说的。

从上市非常成功的业务和企业领导人当中可以得知，创新实际上是对成功企业来讲非常重要的东西。有清楚的证据表明，各种各样的业务增具有竞争的行业，价位非常的低。戴尔通过创造性的思维和开发他们的业务模式，他们获取了业务的成功，使他们的分销模式进行合理化，向客户提供终端产品，提供一个非常创新的方法。实际上他们改变了一个创新的方法，减少了供应环节，这样使他们的成本与他们的竞争对手相比节省了很多。

事实上他改变了其他公司经常在创新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些非常艰难难以改变的商务环境。怎样把这些理念应用到我们行业里去呢？一是日新月异的商务环境通过要求公司为了生存而创新，看一下出版行业来讲的话，我们现在面临的外部环境也逐步在发生变化，今天石宗源先生和吴伟先生都提到出版行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老师对学生的要求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这样就要求对课程的设置发生变化。随着市场越来越成熟，竞争就会加强。实际上，现在所出现的竞争方面的环境，和以前面临的环境完全不一样。怎样把竞争纳入到企业发展中去呢？当前，我们现在全球书业销售是70亿美金，是全球最大的教育行业出版商。

有些时候，在其他行业来讲，创新也是非常重要的。在美国培生教育的发展来讲，六年连续盈利。非常奇怪的是美国培生怎样在中国连续六年盈利呢？以及怎样看待未来发展的变化呢？教育管理人员和校长也变得更加意识到要使学校能够顺利的发展下去，必须保证管理学校的成本降低，同时质量又能保证，同时还要表达学生的需求，需要更加意识到即使带来了一些潜在优势和学习当中所面临的潜在危险，增加学校的一些问责制，培生是怎样创新获得市场份额的呢？从培生管理层来看，他们的方法是从传统的模式，也就是提供教材和内容方面的服务，以什么形式出现呢？第一是格式化的选择。在客户层面来讲，进行质量化的服务，采用技术装备整个教室，然后进行评估和选择，特别是在课程辅导方面，有了这些想法的话，该公司能够进行相应的变革，给学生和老师提供更多的选择，特别是在2002年，2002年培生教育发起了一个项目叫“培生选择”，什么叫“培生选择”呢？这个想法就是给老师和学生提供课制化的内容，来满足他们的学习需求，学生可以继续他们传统学习方法，可以采用传统的教科书，也就是在这块所列举出来的。但是作为我们提出部分战果，希望也提出部分材料叫“我的数学实验室”。如果一个专门的教授不需要传统的传统教科书，相应纸质打印教本给老师提供。培生教育也给客户提供一种文格式的材料，这样所有的教师都知道传统的教科书，而这种服务都是一种课制化的服务。

同时，培生教育提供选择和数字化的网络，这一点和拥有的传统教科书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在网上给学生提供的，而且价格非常的低。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我的数学实验室”。

培生所做的工作并不止于此，还要往前发展。今年年初培生建立一个新的教育网叫“可视网站”，这个网站有一个平台，通过这个平台学生可以下载带声音的图书，而且随时可以听。

这种技术可以使带有声音的教科书通过手机媒介下载。

通过上述材料和例子，培生教育已经进行了产品的转型，我们现在在美国这方面已经成为业界的老大，而且实现了六年的连续增加，这一点我已经跟大家介绍过了。

我想在座的各位今天已经讲了很多话，我是倒数第二位发言者，如果我在这里和大家介绍培生教育创新的话，大家是会非常感兴趣的。

我们和教辅人员实现数字化的学习，老师和学生从规定的教辅书当中来学习，培生创新了一些大的变革纳入到美国的教学当中，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培生的学校已经在这方面进行了深层次的创新。作为这个领域来讲，培生已经采取了针对性和完整性的整合教学师资的整合方案。从这个层面来讲，所谓的整合教学解决方案是什么样的意思呢？指的是教学和教师有一些扫描器，学生怎样进入到现代化的教学技术呢？利用现代化技术作为辅助的话可以进行定量和定性的分析。原来老师不能在现场进行定量和定性的评估，现在可以利马实现。

目前已经有五万个学校在美国使用我们这样一个教学方案，我想给大家解释一下，这样的变革怎样使得市场份额增加。我希望大家能够从上述的这两个例子当中得到一些信息。教学印刷或者教学出版的改革或者变革能够为业务带来增长，当然成功的变革也主要是由于客户的需求。

中国是最大的世界经济体之一，教育也是国家竞争的资本，怎样加强它的竞争力，尤其是在全球经济一体中，所以在这当中要进行变革和创新。培生集团希望和中国的印刷者能够进行更好的合作来做这方面的工作，谢谢大家。

谢谢吴天祝先生，他介绍了培生理念和格式化的选择以及定制化的服务、数字化的材料等等。

今天的最后一位演讲者是海因·布兰德先生，海因·布兰德现任南非媒体24小时有限公司总裁，海因·布兰德先生曾任南非纳斯派斯集团财务总监；南非纳斯派斯集团的媒体24小时有限公司财务主任；媒体24小时的泛非洲有限公司总裁。他今天演讲的题目是“从非洲的角度看出版业的创新与发展”。有请海因·布兰德先生。

女士们、先生们，非常荣幸有这样的机会参加2005国际出版论坛，我在今天给大家所做的演讲可能和前几位演讲的内容有所不同。我们在亚洲和中国的状况是不太一样的，我希望能够给大家介绍一下在非洲环境下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也许你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经验对中国印刷市场来说有一些借鉴意义。这是我的一些日程安排，我的计划是这样的，首先介绍一下双方平行之间的行业，会介绍亚洲出版商主要有哪些，然后看一下哪些结论或者取得了哪些结论，哪些经验可以借鉴，哪些经验在中国是不太可行的。

MIH已经经营了很长时间，主要从事TV和网络这两个行业，从图上可以看到，在欧洲、亚洲以及包括中国这样的地方从事自己的业务，我们也有自己的期刊和杂志，还有报纸，我们和本地有着很好整合的运营业务。

在书籍出版这方面，我们有自己的代理商，我们主要是为亚洲的一些市场需求服务。在中国的一些当地读者，可能大家都可以看到非常著名的一些合资公司，大家可以看到第一个是ＱQ、CCTV、sports.com。

我们非常有幸参加第一届国际论坛。

我们在这个行业当中已经运营了很长时间，而且我们也在胡锦涛出访南非的时候受到了接见，江泽民也参观过我们的北京办公室，我们和MIH进行了投资，这些都是让人振奋的。MIH的一些印刷品包括报纸、杂志，还有书籍，包括零售和直销市场，还有一些私人教育的领域，当然也包括网络的电子化，还有商业印刷和分销等等。

南非和中国之间有什么区别和有什么联系呢？在中国首先有各种各样的文化和各种各样的民族共存。这种情况和亚洲是比较相似的，我们有自己的官方语言，有各种各样的其他语言。我想在不同领域中，我们有了各种各样的变化，这两个国家的状况也是比较类似的。中国是一个非常繁荣的经济体，正在兴旺，尤其在90年代初的时候，我们也是从90年代初开始快速增长，中国也是这样，所以这两个国家之间有类似的情况。我们之间也保持着非常好的合作关系和政治关系。

今天你可以从这张幻灯片里看到经济体的不同和相似之处，第一个是关于人口，只有1%的人口是购买书籍的，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在２００４年的广告消费是20亿美金，我们每年印刷6600种的书籍。与欧洲国家不同的是，南非市场细化比较深，作为一个印刷商，如果在教育领域想取得成功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我们细化的市场针对不同的书籍做出市场分化。我们也有很多有名的作家，包括一些小说和非小说的作品，当然还有一些宗教作品和一些学术作品。

另外，我们也有各种各样的专业书籍，还包括针对小学和中学的书籍。这张幻灯片给大家展示的是，我们看一下，如果没有贸易壁垒的话会发生什么情况。我们一般的书籍，包括教育书籍都在这里有所显示。这几年来，我们的市场计划更加深化，在进口和外国作者的书籍和本地作者的书籍的出口这方面，还有在学术等各领域方面的书籍，目前也逐渐向世界开放。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有很多关于学术方面的书籍出现在市场上。这主要是从英国来的书籍，在美国也有这样的书籍。当然，在过去几年中也开发了亚太市场，尤其在专业书籍上，包括会计和法律等书籍也在不断受到当地印刷商的青睐。

我的朋友刚才也介绍了南非最大的一家出版社也是出版很多关于学校这方面的书籍，我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两个最大的出版商，有些用汉语来说是难以翻译的，其中两个最大的出版商，第一个是本地出版商，另一个是国际出版商，在北京、伦敦和纽约都会看到很多这样的南非公司，包括兰登书屋等等。我们最大的关于教育书籍的出版商，也分为两类，一类是本地的出版商，另外一类是国际出版商。本地的出版商叫MIH，汉语发音不太好发。

下面一张幻灯片是介绍一个行业，这个行业比较小，这个行业也受到学校教育书籍的影响，因为这方面会给大家带来很大的订单，而且会根据经济效益、经济规模也是比较受益的，但是有政府的花费，在印刷或者在供货方面会出现一些问题，你会发现国际纸张的费用会受到外汇比例的影响而有变化。同时，我们的利润大概是整个收入的15%-20%。我们也有很多这样的贸易书籍可以进口，还包括各个级别学校的一些教学书籍，这些学生都是我们这些书籍的终端用户。因此，我们和很多客户之间是一种非直接的客户提供商的关系。我们也有一些直接的关系和客户，主要是出版商和客户之间有直接的业务关系。

在早期的时候，我们要选择在其他一些市场比较成功的公司作为合作伙伴，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做出一个重要的选择，或者说假设当地一个市场和我们本地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就有一个衡量标准，因为这些衡量标准可以让我们在进行选择合作伙伴的时候起到衡量作用。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能够把我们的利润增大5%-10%，如果你想成为当地印刷商的话，你必须接受一定利润的转让，我们进入这方面的风险是什么呢？这样的话可以保证出版商提供书籍的内容。

作为零售业来讲，有好的方面也有坏的方面，比如像在南非地区，消费者买一些畅销书，他们是很大一部分的购买力量。在中国零售商来讲，这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同时还有版权方面的风险，比如说在学术期刊的出版方面，比如说像税率这块就比较贵，学生总是想方设法买一些盗版书，从而减少相应的成本。从这来讲，中国和非洲的学生都非常穷，从这块来讲应该给学生制作一些简装版。

从全球化来讲，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有些人把全球化作为出版行业的一个阻碍，我不认为这样。全球化使得所有出版行业变得更加强大。正在形成中的中产阶级，他们会成为读者吗？关键问题是这些新兴出现的读者，在中国和南非能否成为真正的读者呢？一些各地的出版商还在增加，将来来讲，个体出版商来讲，出书的方面可能更加容易一些。

娱乐方面可以提供多重选择，比如说通过报纸，包括杂志等方面可以提供成千上万的文章，还可以通过其他的渠道，那篇文章本身有教育的目的，但是会增加娱乐的选择。

从中国来讲的话，因特网的渗透也是非常重要的现象，这个问题在韩国也有，特别是在读者形成阅读氛围来讲，存在着互联网的渗透问题。包括阅读设备方面也会导致互联网的渗透现象。由于互联网渗透现象越来越多，以前纸质媒体出现的书不能一印再印，这样会减少一些纸质阅读的群体。在英国和美国来讲，传统的阅读群体也正在萎缩，所以在座的各位都是出版社的巨头。我们对于正在出现的所谓纸质印刷的现象，包括未来发展的前景，还是要相信这些信息。从出版行业来讲，其他的软件行业也在开发出来，在未来五年会实现技术的整合。

中国所面对的直接商机来讲都是全球化的现象，因为在中国的出版业流行的畅销书可以通过交流的方式直接发到南非市场去，怎样开发这方面的市场呢？利用这种机遇来进行变革呢？前一段时间有南非代表团访问北京，与北京出版行业就卡通方面的行业进行了交流，还达成了版权方面的协议。语言曾经是文化方面的一个交流障碍，从战略层面来讲，在南非大学推广普通话和汉语的教学，这是南非和中国所面临共同机遇的一个最好的例子。

（见图）这位艾滋病证人是一位法官作出的很好例子。我要鼓励在座各位出版商利用当地本土的机会，利用中国和南非在过去两年当中出现的商业机遇期，利用自己所具有的管理经验，使中国与南非之间这方面的交流符合国际交流的惯例。

最后的结论是：如果中国的出版商能够对中国的出版行业进行细分，看一下你们所做的工作，什么工作还没有做？我相信你们会发现中国有大量的机会，而且未来几年的话，中国市场细分之后也会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刚才海因·布兰德先生介绍了南非的出版情况，比较了中国与南非出版的有关情况，介绍了南非与中国的市场情况，特别是讲了一些问题，比方说小工业的问题、侵权的问题和多退货的问题，特别是有两个误解，在座的各位有共同的认识和感觉，中产阶级能否成为读书的中坚力量？这些问题都关系到出版市场的繁荣与发展的问题，特别是后面讲到和中国合作的商机，以及版权和印刷的问题，对我们进一步加强合作、加强交流是有价值的。

按照我们的安排，我们请三位演讲专家到台上来，然后提问15分钟。

我想问吴先生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在你的演讲中提到培生公司的五种服务，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服务目前是否也包括中国用户？在提供的五种选择中，哪种选择目前在市场上是最受欢迎的？第二个问题，我们知道麦克米伦公司和中国共同合作编写《中小学英语教材》，请问培生公司针对中国英语教材市场目前有哪些计划在考虑？谢谢。

培生公司所提供的五大选择，目前还不包括中国服务，不包括中国客户。

我们所提供的机遇包括中国学生和全球范围的学生，它涉及到一种创新的理念和机制。特别是在面对这种机遇，中国有这种要求的话，可以把中国客户纳入进来，当前主要是和美国出版了一些书，都是在这个项目管理之下，如果你要获得管理方面书籍的话，你可以有这方面的选择。关于共同研发中小学教材来讲，我们和麦克米伦公司出版合作。是的，双方有机会进一步扩大在中国方面的印刷，不光是在英语方面，还在质量方面，与当地本土的出版商进行合作，还与教育部合作，以及新闻出版总署合作，一起来推动这方面的事情。

我对三位嘉宾各有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想问王先生，我注意到你刚才提到“读金庸学中文”的活动，我想问一下远流公司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是否出版华文教材？如果有是怎样起步的？如果没有的话，你对华文的资源整合与推广是怎样想的？另两位有没有打算在北京开展业务？

“读金庸学中文”有两个概念，一个是教中国人把本来不够好的中文学得更好，一个是让外国人可以学中文。“读金庸学中文”可能比较偏向海外一些华人中文程度不够好，用金庸戏里的东西，用字谜或者速度的概念把金庸有趣的材料来使他对中国文化更加了解。

我们出书的时候，同时在新、马出版直接发行了简体字，所以“读金庸学中文”未来会包括出繁体字，我们和金庸有一个合作，他自己编中学生读本，我们希望两个版本同时出现，谢谢。

有一点就是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北京的一个公司，我们已经有合作关系，刚才在演讲当中也提到目前还需要更多一些公司或者一些合作伙伴能够加入我们，因为我们需要在不同领域中有不同的市场公司，希望也吸引在座的一些出版商和我们一起合作。

我的答案是非常简单的，中国对培生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市场，你也知道培生已经有很多印刷公司，有的时候连我都不知道有哪些印刷公司，更何况我们的合作伙伴。在北京开设一个公司，听起来是比较好的一个主意，我们也想在所有的培生公司建立一个北京的办事处。

王先生，我刚才听你提到自主经营，但没有展开，我希望你详细介绍一下。吴先生，我发现培生教育的出版现在已经由单纯出一本教材变为整体的解决方案，现在培生教育的产品结构中，单纯的教材作为整体解决方案的品种比例是多少？它的市场销售的比例又是多少？作为一个整体的教学方案，它需要技术的支持，技术支持是我们公司自己来开发？还是由别的公司来合作开发的？谢谢。

由SＢU的单位做管理，在编辑部有十几个主编，也就是总编辑的意思，这个人负责电影馆，分别有各种出版路线，选题由他最终决策。他选作家和作品，然后负责盈亏。最主要决策是决定，所以我们把权力交给他。对于业务部门有两个，一个是批发到书店去。我们直接做网络书店和邮购，各有一个SＢU的负责人，负责行销上的权责单位，编辑部和销售部门都是用SＢU的管理方法。行政部门和财务部门、资讯部门和外国管理方法都差不多。

目前培生主要关注的焦点仍然是为中国市场印刷或者共同出版加一些书籍，除此之外，作为一个全球公司能够做什么呢？把本地的知识产权带到国外。在过去两年来，我们已经出版了或者出口了很多这样的书籍或者版权。实际上这样的比例跟未来的比例没有太大关系。

第二点关于技术支持的问题，目前我没有什么答案，因为我们在中国还没有建立这样的模式，但是我非常理解你的关心，如果我们做这样一些模式的话，教学模式给中国的话，技术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采用中文作为当地的语言。

王先生，我看见过很多关于你的报道，说你是出版领域的推导者，是在台湾领域快乐出版激情的出版者，能否阐述一下你快乐出版激情的理念呢？

你可以通过出书这件事情交到很多朋友，你喜欢音乐可以出音乐的书，喜欢运动可以出运动的书，喜欢美术可以出美术的书。你几乎可以和社会上各种朋友交朋友，只要他们有一本好书，你可以服务他们。对于一流的作家，你能够让他名利双收，这是你最高的境界，他也高兴，你也高兴。对于很有独创性的读者，如果不能帮他创造价值，但可以使他的地位受到社会尊敬，这是出版者的责任。

所谓作为一个快乐出版人，我们进入这个时间和空间里面，最优秀的人把他的作品留下来给人类社会，我们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你本身可以得到经济方面的报酬，又可以替人类留下伟大的作品，我想这是所谓快乐的定义。如果你做到经济上不能支持或者破产，当然就不可能快乐了。所以快乐的价值，在某种程度要实现理想要支持他，在财务制度上要支持他，这样才能作为一个自由、快乐的出版人。谢谢。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今天下午的２００５北京国际出版论坛愉快、顺利、成功地完成了设定的项目，受会议主办单位的委托，我们向出席本次论坛的新闻出版界的朋友们、同仁们，向上、下午的演讲者和我们的听众，包括提问题的朋友们，向承办本次活动的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国新闻出版报、中国图书商报、中华读书报社，向本次活动的赞助单位：美国国际数据集团（ＩＧＤ）、《时尚》杂志社、法国桦榭菲力柏契出版集团、上海新闻出版发展有限公司、培生集团和北京威科亚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向本次活动的翻译人员和全体工作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2005北京国际出版论坛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中国网现场直播到此结束，谢谢关注！